书屋2003-02-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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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困难了。另外，帝国由于1939年占领了波兰，又使德国增加了处理波兰250万犹太人的额外负担。
在犹太人问题专家艾克曼被调任犹太人中心办公室主任后，因·海德里克要求他重新制定一项驱逐犹太人的切实可行的计划。不久艾克曼便提出了“尼斯科方案”和“马达加斯加方案”。前一方案拟将犹太人迁往波兰的尼斯科，但因纳粹驻波兰的总督汉斯·弗兰克的坚决反对而中途搁浅。弗兰克在柏林告状说，这块土地是属于他的，他不愿看到犹太人进入他的辖区。而马达加斯加方案制定于1940年6月。该方案计划将四百万犹太人从欧洲移往非洲东南海岸的马达加斯加岛。不过战争的严峻形势使这一计划也难以实现。在英国海军掌握制海权的条件下，企图越洋运送数量如此巨大的移民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多种“迁徙”犹太人的计划和方案失败后，纳粹对犹政策陷入了困境。在以驱逐和迁徙方法来“纯洁”雅利安民族的生存空间的尝试无法实现后，德国犹太人开始面临最为凄惨而黑暗的命运了。文明的“污染源”既然无法转移到其他地区，只好将这种“污染源”就地消灭了。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开始提上了纳粹对犹政策的议事日程，以迁徙和驱逐犹太人为主的排犹政策迅速向灭绝犹太人的政策过渡。
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到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为止，纳粹排犹政策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就是人们俗称的“大屠杀”时期。在1941年秋季，纳粹强迫犹太人移民的计划显然已经失败。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纳粹又产生了将犹太人迁往德国占领的广阔的俄国地区的想法。但在1941年底，德军东线的进攻被阻滞于莫斯科城下，使这一移民计划又变得渺茫起来。此时作为临时安置犹太人的中转营和难民营早已饱和，这种机构已无法再安排更多被驱逐的犹太人。这样，通往肉体灭绝犹太人的道路已经豁然敞开了。
其实，在1941年8月起，罩在犹太人身上的恐怖之网就已收紧。帝国安全局已经发布命令，禁止任何犹太人私自外移，绝无例外，范围包括德国占领区的所有犹太人。1941年11月10日至11日，希姆莱下令处决犹太人，声称这项指令来自“元首的意愿”。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西南的万湖召开的会议上，由因·海德里克奉戈林之命邀约司法部、外交部、党卫队及东方占领区的高级长官研讨犹太人问题。1942年1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运动场发表演说宣称：“历史上最邪恶的敌人即将被消灭……战争将随着犹太人的被灭绝而告结束。”〔11〕
犹太民族至此终于成为纳粹德国屠宰场中被宰杀的“羔羊”了。在法国大革命中为满足镇压大批反革命分子的需要而发明了杀人机器“断头机”，属于半机械式的砍头工具，对于纳粹而言，显然是太原始和缺乏效率了。纳粹灭绝和杀害犹太人的方法尽可能地要采用和利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大体说来，这些方法包含“集体枪杀”、“无痛苦致死术”、“科学绝育术”以及“毒药注射法”等。
通过枪杀来灭绝犹太人主要是在1942年上半年以前进行的。纳粹行刑队在德国国防军的配合下，枪杀了一百万平民及战俘（包括部分非犹太人）。这种枪杀方法主要采用了两种形式：坑道式和柴堆式。坑道式是指“德国刽子手把蒙难者押到处决场，命令他们挖出一条沟，而后脱光衣服面向下卧到沟里，他们被自动手枪击中后颈死去。随后又来一批人躺在这些死者的身上，他们又以同样的方式被击毙，紧接着第三批、第四批……直到沟满为止。最后把漂白粉洒在尸体上并把沟填平”〔12〕。柴堆式则强迫蒙难者将木棒堆积起来，然后让他们躺在上面，再开枪将其击毙。下一批牺牲者又弄来新的木柴架到尸体上，他们被迫再躺在新铺的木头层上被枪杀。之后，木柴和尸体便被一起焚烧了。
但是，这种大批枪杀的方法太暴露太缓慢，到了1942年下半年，纳粹分子使用了更伪装和更省时省力的、更具“合理化”形式的“无痛苦致死术”。所谓“无痛苦致死术”其实就是指毒气车和毒气室的使用。机动毒气车和毒气室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将蒙难者装入改装的汽车车厢里，而后者则是将蒙难者骗入伪装成淋浴间的毒气室。二者谋杀的原理都是将汽车马达废气管通入密封的车厢或毒气室中，使犯人因废气烟雾窒息而死。在1942年夏，马达废气被换成了更有效力的氢氰A和氢氰B。“随着作为成批消灭犹太人手段的毒气车和毒气室的设计和使用，纳粹的（杀人）发明达到了一个新高度。”〔13〕仅在最大的死亡集中营奥斯威辛存在期间，就有一百到一百二十万犹太囚犯被毒死〔14〕。其他死亡集中营毒气室中犹太人遇害数字统计如下：在贝乌热兹集中营（1941。9。1～1943。7。31），有七十万犹太人遇害；在索比堡集中营（1942。5。7～1943。11）有三十三万遇害；在特雷布林卡（1942。6。1～1943。11。30）大约有九十一万五千人遇害〔15〕。纳粹除了用枪杀、毒气等大规模的屠杀手段外，还利用犹太人和其他囚犯作为“科学试验对象”，在他们的身体上进行大量的绝育和阉割试验。试验中心就设立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拉文斯布吕集中营。从1942年11月起，法西斯分子就在这些地方的妇女、男人和孩子们身上进行试验。希姆莱的一位人事部长鲁道夫·勃兰特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陈述医学证词时说：“希姆莱是对这种既可节省费用又能迅速实现种族灭绝方法最感兴趣的人中军衔最高的一位……他对这种不仅可以征服敌人，而且也能达到种族灭绝目标的方法寄予很大希望。德国还可以把已做了绝育手术的人作为劳动力利用”〔16〕。这种试验一直持续到纳粹政权垮台时为止。
关于纳粹在大屠杀中到底消灭了多少犹太人，由于统计方法和掌握原始资料的差异，至今还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截止1945年4月，犹太人实际存在的数量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波兰的犹太人由三百万下降到不足十万；捷克斯洛伐克原有三十万犹太人的社团，幸存者不到十万；在十三万荷兰犹太人中，幸存者大约有二万人；九万比利时犹太人中，幸存者有两万多人；在苏联，虽没有确切数字，但犹太居民至少减少了一半；德意志帝国首都几乎没有一个幸存者了。生活在欧洲的每七个犹太人中就有六个在战争期间被杀。大多数出版物都认为被灭绝的犹太人数目大约在五百至六百万之间。根据1945年11月26日党卫队少校威赫曼·赫特尔在一份证词中的记述，他和阿道夫·艾克曼在1944年底在布达佩斯进行了一次谈话，艾克曼告诉他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其中四百万死于集中营，另两百万主要在进攻苏联的战役中被枪杀〔17〕。而国际军事审判法庭在1946年9月3日的判决中，也重申了这个数字。然而，据艾克曼的下属之一的党卫军上尉德特·威斯利森回忆，在战争即将结束的一次会议上，艾克曼发表评论说：“因为五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我会大笑着跳进坟墓”〔18〕。当艾克曼被捕后在耶路撒冷受审被直接问及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也是五百万。如果按照历史学家罗尔·海伯格的统计，大约有五百一十万犹太人遇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希特勒的纳粹组织在全欧洲范围内灭绝犹太人的暴行已成为人类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它所造成的恐怖与罪恶不仅给全世界的犹太人带来了难以弥合的创伤，长久以来也深深震撼着全世界善良人们的心灵。在六年的战争中，世界上犹太人口中有三分之一非正常死亡，其中在欧洲的犹太人中，有一半死亡，在中欧则有四分之三死亡。仅波兰奥斯威辛一地就有一百多万犹太人被害。从此，在西方现代词汇中增加了一个新名词“种族灭绝”。正如一位犹太历史学家的评论所说：“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的任何一部分都从来没有遭到过如此惨无人道的待遇。”〔19〕在历史已跨入二十世纪的现代社会里，在现代文明的发祥地欧洲大地上，竟会出现这类惨绝人寰的悲剧，其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关于纳粹排犹根源的历史著作或论文在数量上相当可观，但观点却不尽相同，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证纳粹大屠杀的根源。其一，大屠杀是欧洲历史排犹传统（包括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继续和高峰。其二，屠杀犹太人是德国垄断资本家精心策划的产物，他们企图通过对犹太人奴隶劳动的剥削以及对他们财产的没收来获取巨额利润。其三，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为了转移当时群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排犹起到了与对外侵略同样的功能〔20〕。其四，大屠杀是希特勒邪恶和极端的反犹思想的反映和结果。
上述观点有的把大屠杀归咎于一些偶然和特殊的因素，有的归罪于历史发展的累积。大屠杀真的是一场平地而起、人类经验无法预知的偶然风暴，或者仅仅是欧洲反犹历史传统馈赠给德国的一份特殊遗产吗？前者使人们把大屠杀看作就像偶尔跌落在明净的几案上的几粒灰尘一样可以轻易地拂去，后者使人们认为大屠杀只是悠长历史甩给后人一个无法摆脱的包袱；前者把大屠杀归咎于人类无法预知的偶然，纳粹的出现和纳粹的屠犹只是逸出正常文明轨道的反常事件，而后者把大屠杀归咎于已经消逝于时间长河中的历史。大屠杀的真相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大屠杀对我们现代人类不过意味着猎奇和排忧解闷，最多也只不过具有智性探讨的价值。现代人类当然不必为大屠杀负任何罪责，我们远离罪恶，道德清白，我们可以一面品尝咖啡的浓香，一面就像谈论《荷马史诗》中那些半神半人的特洛伊英雄一样去谈论大屠杀。道德上的居高临下，已使我们置身于血腥和罪恶之外了。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现代人类果真已经远离了大屠杀的罪恶，我们在道德上果真那么清白无瑕吗？
要想摆脱现代人类与大屠杀的牵连，必须要首先证明大屠杀与现代性无关，因为我们现代人类基本上是现代性的产物。如果现代性能够摆脱大屠杀的纠缠，那么我们现代人类也就能够顺乎自然地对大屠杀没有道德上的任何负疚。但对大屠杀的起源和特性进行的分析却恰恰表明了大屠杀与现代性紧密关联。
英国学者Z。鲍曼先生在《现代性与大屠杀》〔21〕一书中精辟地论证了大屠杀的现代性特征。正是现代性赖以存在的理性计算精神、现代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和现代官僚体制造就了大屠杀。
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已经是理性完全取得胜利的时代了。但正是理性的胜利，驱逐了人类的感情、道德。理性以精确化和数字化为手段，以功利和效率为最终目标，以致不自觉地完全消解了道德和价值存在的意义。在理性主导社会的时代，人类道德系统已处于麻木甚至瘫痪的状态中了。理性社会最出人意料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批罪恶的执行者、旁观者。有众多的资料表明，参与大屠杀的德国人并不都是心怀邪恶、十恶不赦的罪犯，他们既不变态也不是虐待狂，他们都是极普通、极平常的一般民众，他们在家中都是好丈夫，好父亲。也有证据表明，参与大屠杀的德国人大多数也不是极端的排犹主义者。他们以理性思考为最后判断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他们在面临多重选择时，更容易以成本——效益标准来作为取舍原则，而置道德责任于不顾。还有比身旁熟悉的邻居、可敬的同僚和亲密的朋友以理性为工具去做丧尽天良、去干毁灭生命的罪行更可怕的事情吗？还有比平常笑容可掬、彬彬有礼的普通人一旦进入现代官僚体制后便自觉承担起执行冷酷无情和毫无人性的任务更不可思议吗？在一个理性和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成为了最主要的失败者。屠犹的邪恶正是在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因遵守自我保存准则而不会轻率鲁莽行事的情况下得以进行的。在“最后解决”仅仅四年的时间里，纳粹就屠杀了五六百万犹太人，这有助于后人理解为何大多数德国人在犹太民族遭受种族灭绝时袖手旁观和麻木不仁了。
现代性下的杀人技术的不断进步，同样也使德国刽子手们对进行的大屠杀缺乏道德上的自责感。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施虐者和受害者在空间上得以分离了。动物学研究提供了很多证据说明，同类被杀害时的痛苦可以传感到在现场的另外的同类。当一头猪被屠夫宰杀时，现场的另一头猪会鬃毛倒竖，口中不断发出短促的“咕噜”声，这是一种对同类的哀鸣，对自我命运的悲愤，因为它已感受到了同类被宰割时的切身之痛。现代技术已经使杀人者远离杀人现场，刽子手甚至只需按动一个电钮就可完成屠杀上千万同类生命的使命了，他们已经感受不到同类临刑时彻骨铭心的痛楚和对生命强烈的渴望，更不会出现因为那些即将死亡的孩子们童稚和清纯的眼光而唤醒了刽子手们处在黑暗中的良知的奇迹，刽子手们也没有因看到尸横遍地、哀鸿遍野而有心灵深处的震撼。刽子手们躲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一面嚼着口香糖，一面干着杀人的勾当。当猪类们因同类的惨死而发出“咕噜”声时，我们人类却因有效地残杀同类而窃窃私笑。
现代社会精密的分工体系，也使现代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成为罪恶的执行者而不自觉，就如一份被分割成众多碎片的藏宝图，拥有单个碎片的个体成员根本无法了解到整个藏宝图的意义一样。从对犹太人的监控、拘捕、运送、监禁，直到屠杀，甚至连屠杀本身也经过了细密的分工，这种专业化的分工，使个体的施虐者很难经历全部的杀人过程，每个施虐者仅仅是整个杀人链条中的一个微小环节，个体施虐者根本感觉不出应对受害者——犹太人的死亡负责。这种专业化的分工不仅减轻了施虐者的负罪感，也使德国整个民族陷入了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犯罪之中。
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管理“工程化”趋势，也使纳粹德国以非常冷静的方式屠杀犹太人。“工程化”是指人们把人类社会看作是可以以某种标准设计和规划的某项工程，而意识形态往往就是这种工程的主要标准。纳粹德国的整个社会蓝图就是把德国改造成符合纳粹意识形态目标的产品。在纳粹式德国的“大花园”中，不允许有任何旁逸斜出的杂草。纳粹各级“园丁们”随时在割除着杂草，而犹太杂草就是园丁们要重点修剪的对象。为维护和纯洁人类，犹太人和其他劣等民族应被限制或消灭。纳粹高官希姆莱在1941年11月曾对他的按摩师弗里克斯·科斯顿说：“我知道‘最后解决’将带来痛苦，但美国人过去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他们消灭了只要求在自己故土上生存的印第安人。伟大的悲剧就是踩着尸体开创新的生活道路。土地只有经过净化之后才结出丰硕的果实，我正肩负着这个沉重的责任。”〔22〕从纳粹的意识形态来讲，战争即是高级种族之间的最后冲突，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纯洁雅利安人种。在战争中消灭可鄙的、低级的犹太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种“伟大社会工程”中，纳粹意识形态代替道德成为评判个体行动的标准，每个社会成员都得为此作出奉献，屠杀犹太人就是实现纳粹意识形态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