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精装『全』-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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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方面，从1809年开始，财政拮据的普鲁士政府就每年拨款15万塔勒作为兴办柏林大学的经费。1838年，普鲁士政府用于教育的支出达300万塔勒，相当于同年英国教育支出的20多倍，1900年德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　，同年英、法只占0？9％、1？3％。1913年德国教育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6？8％　，占国民收入的2？4％　，仅次于居首位的国防支出。1763年弗里德里希颁布《普鲁士乡村学校法》，明文规定5~12　岁儿童必须入校学习；1765年颁布《西里西亚罗马正教学校法》对培训教师作了具体规定；1794年普王威廉二世颁布《公民法》，使学校教育世俗化；1872年通过了国家对学校监督法等等，这一系列法律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19世纪初，德意志的许多邦就已实行了强迫义务教育制度，到19世纪末，统一的德国已经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普及，教育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国民整体科学素质。从1851年到1900年50年中，德国在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共计202项，远远超出英、法两国之和，20世纪初的20年中，德国就有20人获诺贝尔奖，无疑，德国已取代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大量新技术、新设备的迅速采用，促使德国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其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英、法。尤其是1890年~1900年间，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为61％，达到一战前的最高水平。1895年德国的工人及家属已达35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7％。1895年~1913年；重工业部门工人的比重由35？　1　％提高到54？　5　％。德国科学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五，企业家精神丧失了。这是因为在英国社会，对贵族及其生活方式的崇拜几乎根深蒂固，第一代企业家创业后，往往想把子孙培养成贵族，结果几代人之后，创业的激情就荡然无存了。实际上，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往往在处于优势地位后，多少都会产生一种惰性，只是这点在英国反映得更加明显。英国存在着轻视工商业，追求宁静、安逸，贪图享受，反对变革的贵族文化传统。这种追求田园生活的绅士文化和保守性的民族特性，使得英国人发达之后，就会以贵族形象来重新塑造自己。法国人把英国工业家工作时间之短以及周末休假之长当做笑柄；美国人指望英国人的守旧而从中渔利；德国人说：“假如我们再有一百年的和平，我们将会置英国于死地。”

　　英国作为一个小国却能成为世界最强国，关键在于它在上升过程中不断抓住创新的机会，创造出新型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新的生产方式。所以，如果将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逐渐落后下去的原因总结一下：归根结底，是英国文化中固有的保守因素阻碍了英国工业的不断创新，在处于领先地位之后，英国所做的只是对旧体制和旧技术修修补补，从而使英国在面对世界性竞争时处于被动局面。换句话说，当一个国家丧失创新能力的时候，它就要衰落下去了。
　　自由放任的缺失
　　英国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英国的兴盛是由自由资本主义支撑的。因此，打破大陆封锁，“不仅是不列颠的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而在拿破仑看来，这只不过是“小店主”的胜利。1852年英国议会曾发表一项原则声明，称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策。英国靠“自由放任”达到兴盛的顶峰，因此也希望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永远保持下去。但时代终究变化了，到19世纪下半叶时，自由资本主义走向了终结。英国人不得不承认，自由放任过时了。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一书中这样说：“19世纪可被称为自由主义时代，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这项伟大运动却大大地衰落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那些代表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它正在对自己失去信心。它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自由主义正在被抛弃，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所谓古典自由主义，即斯密和李嘉图等人提出的、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放任学说，它是19世纪英国政府制订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但是，面对19世纪后期的强烈的市场竞争和英国经济优势地位的丧失，以及贫富不均、环境污染等工业化负面问题的加重，古典自由主义指导思想开始受到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英国经济地位下降的同时，古典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也在发生动摇和变化。特别是当德国等新兴国家依靠国家支持，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甚至超过英国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和政策主张也开始在英国出现。人们一般将牛津大学教授托马斯？格林看成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他最早提出了积极自由的概念，并主张用政府干预式的自由代替放任主义式的自由，认为国家权力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损害，积极自由不是削弱而是促进人的道德自由。格林的思想意味着英国哲学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了德国哲学的理念，而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在本质上是国家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布豪斯认为，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社会条件和公共福利的改进，将使个人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自由也将随之增加。国家应该采取积极的干涉措施，通过有效的改革活动为自由提供基本的社会条件。霍布豪斯指出，自由主义之所以在1910年前后能够绝处重生，原因在于“与社会主义交换思想的过程中吸取了不止一个教训”，从格拉斯顿传统出发的自由党人已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自由贸易虽然为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并没有使大厦落成。”1936年约翰？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了著名的凯恩斯理论。该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英国从斯密就开始的自由主义理论传统，提出利用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即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充分就业，从而消除贫困。国家的作用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自由放任时代在英国的彻底结束。
　　第二，无形帝国向有形帝国转变。政治家思想的转变很好地迎合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突出体现在帝国问题上。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失去了工业垄断的地位，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商品越来越多地挤进国际市场；而且，德国和法国甚至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国家都在拼命争夺或者保住自己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和开放英帝国的市场是否更有利于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英国要不要与其他国家争夺更多的殖民地，即使承受负担也在所不惜？这一问题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一直是议会两大政党最大分歧所在。自由党政府所坚持的传统“自由帝国政策”越来越受到质疑，保守党的有形帝国政策似乎更受青睐。但不管是哪一种帝国，英国人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不要用战争和生命来换取。而正是战争使英国从帝国的地位上滑落下来，一战加速了英国从无形帝国向有形帝国的转变。在战争中，英国被迫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转而实行对经济的直接控制，保证国家按照战争需要来组织生产。因为战争，金本位被中止，平衡财政被破坏，自由贸易政策被更改，而这三者正是战前维持无形帝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岛国来说，自由贸易是它的立国之本，帝国则是维系贸易顺利进行的保证。当英国强大之时，无论是无形帝国还是有形帝国政策都可以保证其在全世界的贸易优势地位，但如果国力下降到与其他国家差不多时，无形帝国论的基础就失去了，即使有悖于自由放任的思想，英国最终选择有形帝国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第三，自由贸易政策被终止。关税是自由贸易的核心问题，即使一战使英国在经济上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风光无限，但它仍在力图坚持自由贸易的政策，到1931年9月止，仍有80％以上的进口商品免税。不过在30年代大萧条的打击下，英国的金本位制已形同虚设，自由贸易政策实在是难以为继了，英国被迫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1932年议会通过《进口关税法》，规定除小麦、肉类和英国不生产或短缺的原材料外，所有的进口商品都要征收进口税。该法案的出台，标志着英国实行几个世纪的自由贸易原则被放弃了。内维尔？张伯伦私下说：只有《进口关税法》这样的政策才能够救帝国。甚至连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都说，自由放任已经走到尽头，就如同奴隶贸易一样。自由贸易是英国经济政策的基石，也是英国在19世纪称霸世界的经济哲学。自由贸易政策的终止，标志着英国衰落了，属于不列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七、总在弱势一方的砝码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英国经验主义和科学结合在一起，推动了英国社会的前进。经验主义、务实精神，在长期历史中形成为英国的思想文化，甚至引导着英国国民性的形成和发展。英国人讲求的是实际利益和实际效果，而不是某一条可以普遍适用的理论原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实用主义”。按照英国史学家法兰克尔的解释，实用主义如果运用得准确可以帮助政策的制定者保持最大可能性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利益上，接受铁打的事实。英国在欧洲立国最早、国力最强，它的活动天地在历史上最为宽阔，经验也最丰富。研究英国实用主义的经验，对于我们理解其独树一帜的崛起会有所帮助。
　　英国实用主义思想有三点相互关联的、在历史中形成的基本点，即：力量均势、自由贸易和超然的地理优势。英国倚靠这三个基本点，得以在19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取得其他欧洲国家所没有的主动权。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英国在世界外交中的活动天地，不仅不能与19世纪相比，就是比起两次世界战争之间来，也大为缩小了。不过即使如此，英国外交仍有其特色。英国外交的总势均是在被动中争取尽可能的主动，从不放弃表现主动性的任何机会。这种主动性，温斯顿？丘吉尔喻之为，英国这匹马的行动使人感到，即使让它纵辔而行，它也不会顺着某个方向狂奔而去。对于英国实用主义的经验，我们通过“这匹马”的一些行动就可见一斑：
　　“孤立”的传统与传统的“孤立”
　　英国被认为是一个长期奉行力量均势政策的国家，这一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在和平时期设法使自己避免卷入任何正式固定的结盟关系，以便在两个相互抗衡的国家集团之间保持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从而使其能够执掌欧洲均势的牛耳，扮演一个“均势维持者”的角色。英国的这种政策是建立在它自己力量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即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海军、广大的殖民地、无须固定的盟友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战略目标。因此被称为“孤立”政策。把索尔兹伯里时期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他在第三届（1887年~1892年）和第四届（1895年~1900年）外交大臣任期内的外交政策，称为“光辉孤立”政策。索尔兹伯里政策的要点就是试图使英国成为欧洲大陆均势的最重要制衡因素，在德、法、俄等大国中寻求精巧的平衡。他声称：“英国的政策是从容地顺流漂去，偶尔伸出船篙，以免触礁。”这几乎是对“光辉孤立”政策精髓的最贴切比喻。丘吉尔评价道：“从来没有一位外交大臣像他那样敏捷地使用外交船篙。”当然英国从来也没有强大到无需任何盟友就可以自行其是的程度，英国政府也从未有意地拒绝过同外界发生任何关系。所谓“孤立”的关键是不订立约束自己未来行动的同盟条约，更不能为此承担军事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孤立”政策应解释为一种“有限责任”的政策，一种保持行动自由的政策，这才是所谓“光辉孤立”的本意和实质所在。正如英国海军大臣戈申在1896年宣称的，“我们的孤立不是软弱的孤立或给自己带来蔑视的孤立。它是一种故意选择的孤立，是在任何情况下可以按自己意志采取行动的自由。”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讲，英国具有“孤立”的传统。早在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时期，这位国王曾让人给他画了一张肖像：他右手提着一架保持平衡的天平，天平的一边装着法国，另一边是奥地利；左手拿着一块砝码，随时准备添加在天平的某一边。亨利八世的国务大臣红衣主教沃尔西，此人具有折冲樽俎的外交才能，在对外活动中常常出其不意地变换结盟关系，为英国对欧外交奉行的力量均势原则奠定了基础。亨利八世曾联合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逼迫在百年战争中获胜的法国后退，阻止它向意大利和周边地区扩张，后来他又反过来同法国和土耳其结盟，竭力阻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试图建立一个支配整个欧洲大陆的哈布斯堡大帝国的图谋。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则试图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保持均势。英国不仅从海上对菲利浦二世的西班牙帝国进行骚扰，而且还派兵到法国和荷兰援助那些同西班牙作战的部队。英国这样做并非出于热爱荷兰的起义者或法国的新教徒，而是正如伊丽莎白一世自己所解释的：“法国末日到来之时，亦正是英国行将灭亡之日”，因而保持均势至关重要。17世纪50年代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下重振海军和陆军，选择时机加入法、西之间的冲突，使天平向不利于西班牙的一边倾斜，迫使西班牙在1659年结束了同法国的战争，这对改变欧洲的均势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西班牙的相对衰落，法国势力迅速上升，英国、荷兰同德意志国家一起组成了对法作战的“大同盟”；并通过战争彻底遏制了路易十四的扩张野心，从而恢复和确保了欧洲大陆的总体均势。此后又经过奥地利王位战争、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终于把法国从欧洲霸主的地位上拉了下来。英国还密切关注波罗的海地区局势的发展，它的传统做法也是在这一地区保持力量均势，不让任何一国取得压倒性优势和取代它的最高仲裁者地位。
　　总之，英国通过多年的外交与战争的实践，形成了以均势为特色的战略传统，主要表现为通过维持和左右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集团相互制约抗衡，避免使欧洲陷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支配和控制之下。在局势相对稳定或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英国对欧洲事务尽量采取“超脱”的态度，但在均势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威胁时，它通常给予同谋求霸权的国家相抗衡的那一方以重要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支持，并根据英国自身利益随时调整或变换结盟关系。正如英国史学家A？J？P？泰勒所言，英国决不在多少还不确定的未来承诺任何事情，而只有待事情发生时再决定采取什么方针。而促使英国采取某一方针的依据只有英国自身的利益。帕麦斯顿勋爵有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朋友，我们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是永恒不变的，这些利益才是我们应当遵循和追求的。”也正是由于英国人这种多变和实用主义的传统，因此他们也得到了与“小店主的英国”同样著名的另一个称谓——“背信弃义的英国人”。
　　无奈的结盟与被动中的主动
　　英国的孤立政策是建立在其实力的基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