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精装『全』-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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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背信弃义的英国人”。
无奈的结盟与被动中的主动
英国的孤立政策是建立在其实力的基础之上的，正是英国的炮舰和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它能够对付和威吓几乎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但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在欧洲开始执欧陆均势之牛耳，他支持俄国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又利用英法矛盾使帕麦斯顿在普、奥对丹麦战争中陷于孤立。虽然帕麦斯顿威胁说他不能听任丹麦单独受到攻击，但事实上当普、奥联合入侵勒斯维希和霍尔斯坦时，他却默认丹麦任人宰割。这就表明欧洲均势开始向不利于英国的方向转化。帕麦斯顿1865年的去世，特别是1870年~1871年的普法战争，标志着英国主导欧洲大陆均势时代的结束。从这时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三四十年间，英国一方面大力加强向海外扩张，另一方面在欧洲开始调整它在结盟问题上的政策，在尽力保持欧洲均势的同时，由传统的超脱、不干涉原则，逐渐向寻求较为固定正式的盟友方向转化。
尽管此时的英国政府并不像索尔兹伯里所说的那么从容不迫、挥洒自如，但是英国也并没有因此丧失其固有的主动性。随着一个统一的德国崛起于欧洲的中心地带，从而打破了大国之间旧有的力量平衡。俾斯麦精心编织的联盟网络，力图使德国成为新的力量均势体系的中心和欧洲均势的维持者，而英国对于大陆力量均衡的这种改组与重建，在一段时间内持消极态度。这一方面与英国政府在格莱斯顿、迪斯累利和索尔兹伯里交替主政下，忙于解决国内事务以及爱尔兰、殖民地等问题，无暇他顾有关；但另一方面，在英国人看来，由一个统一稳定的民族国家取代原来四分五裂的众多德意志小邦，对于英国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那不仅会增强欧洲的均势，而且它将有可能充当一个抵制其两翼的俄国和法国在欧洲以外地区进行扩张的重要角色，从而减缓英国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英国超越一般欧洲国家的地方就在于，它总是能够从全球的范围而非仅从欧洲大陆的角度看待处理问题；这种战略眼光也是它能够保持主动性的秘诀所在。
俾斯麦下台之后，所有的大国都将目光转向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之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成为其他大国的众矢之的。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英国与法国在非洲和印度支那、同俄国在中亚和远东发生了尖锐的利益冲突，与德国的结盟愿望也最终落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孤立已远非作为一种政策选择意义上的、有意识“置身于联盟体系之外”的孤立状态，而是一种孤家寡人、四面楚歌的危险的孤立处境。这里不仅有来自英国传统对手法国和俄国在非洲、远东、中亚、印支和中国的激烈竞争，而且有美国在西半球、德国在非洲和中东，以及日本在中国对英国利益的严重挑战。英国在如此空前孤立的国际环境中将何去何从？英国还能否保持它的主动性？应该说，此时的英国政府，或者说英式贵族教育培养出来的政治精英，将实用主义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英国在对其全球战略的每一个问题做出仔细评估后，妥善地处理了它同各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在委内瑞拉争端、巴拿马运河和阿拉斯加边界等问题上，英国对美国做出让步，以摆脱它在西半球战略上的不稳固状态；1902年英、日两国就联合对付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签订了同盟条约，减轻了它在中国的战略负担；英、法在经过法绍比危机剑拔弩张的较量之后，终于就殖民地问题的争端达成了妥协，并在共同努力避免因日俄战争而可能被卷入一场公开冲突的动机驱使下，于1904年4月缔结了两国协约；英、俄两国又于1907年签订了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的协议，决定共同携手抵御德国“向东方推进”。经过如此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调整，素来注重实际效果的英国适时甩掉所谓“超脱”的外衣，准备再次投入到继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更大规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
帝国的解体与英联邦经验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英国打赢了两场战争，但却失掉了一个帝国。一战后，力量不断增强的殖民地开始要求取得与“母国”平等的独立地位。于是，以英国为核心的英联邦组织应运而生。二战后，大批英国殖民地在民族独立运动浪潮中赢得独立，大英帝国殖民体系行将分崩离析。击败丘吉尔上台的工党政府（1945年~1951年）曾计划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殖民部大楼。最终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原因很清楚，当这座宏伟的殖民部大楼建成之时，剩下来可供英国统治的殖民地已寥寥无几了。在短短20年里，拥有50多个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岛屿殖民地了。在这一阶段，非殖民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1946年~1951年，1956年~1965年。在第一个时期，首先是约旦、叙利亚的自治（1946年），其次是印巴分治（1947年），最后是缅甸、锡兰（1948年）和利比亚（1951年）的独立。这些可谓是“在1939年即已基本具备独立条件”的国家。第二个时期，首先是英国从苏丹撤军（1956年），其次是马来亚和加纳的独立（1957年）。根据解密的官方档案材料，帝国解体的速度之快显然出乎英国政府的预料，1954年由内阁大臣负责并有殖民部次官参与的“英联邦成员资格委员会”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将英属殖民地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及中非、马来亚和西印度群岛等3个联邦。报告认为这些地区将在未来10到20年内独立。第二类为政治发展不确定即前途不明朗的，包括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和塞拉利昂4个殖民地。第三类为小领地，包括塞浦路斯、索马里、香港等21个地区，报告宣称这些是“永远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独立的”。然而，民族独立运动发展之快是伦敦的战略家所始料不及的。在10多年中，上述30个地区即有20个相继独立。到6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的英属非洲殖民地都已先后独立。
战后最独特的政治风景莫过于英法等殖民大国争先恐后地从各殖民地撤退，甚至“有时欧洲国家比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领袖更急于尽早给予殖民地独立”，联想到19世纪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狂热，这种举动确实令人深思。罗贝尔？科纳万在总结英国非殖民化政策的特征时曾谈到：英国从非洲撤退具有“连击”（coup par coup即一个接一个解决）的特征。英国前殖民大臣李特尔顿甚至也认为其政策是“纯粹的机会主义”。他们的总结不无道理。在制定非殖民化政策时，英国的确遵循了两个原则：第一是循序渐进的原则，第二是不同殖民地采取不同方式解决的原则。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和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后，英政府最后又不得不放弃这两个原则，加速了政治撤退。我们看到，在处理本国同殖民地的关系问题上；在非殖民化这一历史进程中；英国沿袭了实用主义的传统；以其特有的冷静与务实态度；将其沉重的包袱一个个地卸落；以期与相对衰落的国力和不断下降的国威相适应。
八、启示
回顾英国从崛起到衰落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英国从一个岛国变成欧洲强国，最终成为世界霸主，凭借的是它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制度文明，而这种文明一直引领着人类进步的潮流，吸引着世界各国争相效仿。1870年以后英国开始衰落，也是因为它文化中的保守因素阻碍其继续创新，因而慢慢落伍，成为二流国家。研究英国的崛起，不能忽视其文化的保守性，但也不能不看到其文化的创新性。英国文化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史实：英国是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领先世界上所有国家，它的工业文化具有创新性；英国是第一个全球金融资本的中心，它的商业文化具有创新性；英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它的海洋和军事文化具有创新性；英国率先建立了现代意义的议会民主制度，它的政治文化具有创新性；另外，英国在欧洲列强间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一向居于比较主动的地位，它的外交文化也具有创新性……英国文化保守中蕴含着创新，创新中体现着保守，它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综合性文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英国文化正是18世纪这种综合性最生动的体现。英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英国所做出的世界性贡献而言，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而从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等条件看，英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国家。我们研究英国的崛起，正是要研究导致其崛起的各种因素，并且揭示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第五章 陆上强权法兰西
在民族成分的复杂性方面，法兰西民族在欧洲的所有民族中也许称得上是首屈一指。来源复杂的民族构合，绵延千年的历史文化沉积，多种文明要素的汇合撞击，固然是造成法国在崛起道路上大开大阖、命运多舛的原因；但探其究竟，最为根本的还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丰富多彩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内心情感。从圣女贞德到路易十四，从拿破仑到戴高乐，法兰西这个民族的命运就与它优秀儿女的抗争紧密相连，有时甚至只有“奇迹”两个字才可以形容。
一、高卢人与法兰克人
法兰西空间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自豪地声称：“有些国家没有历史，但法国不在此列。自从欧亚大陆上有人类出现，在今天称为‘法国’的这块空间内，就有事情发生。”位于欧洲西北部，被大西洋、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地中海和比利牛斯山所限定的“法兰西空间”是人类在欧洲最早驻足、生活过的地区之一。这里很早就有居民。今天在法国旅行的人到处可以碰到史前时代的遗址。这类遗址在布列塔尼数量极多，在西南部也异常丰富，在整个普罗旺斯、中央高原、阿尔卑斯山甚至在巴黎郊区，都可以找到“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在欧洲考古史中，许多旧石器、新石器的文化分期都取自于法国的地名。法国的历史底蕴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皮埃尔？米盖尔在其所著《法国史》中甚至有些夸张地说：“（法国）全国就是一个博物馆。马赛人想要在交易所广场建造一座大楼，他们就发现了福赛人的旧港。巴黎要在圣母院教堂前面挖一个停车场，结果碰上了一座墨洛温王朝时期的庄园。诺尔省平原的一个农民翻掘他的甜菜地时，发现了墨洛温王朝时期一座重要的古墓。假如一个有钱的波斯人异想天开，想把法国整个领土买下来，叫人一米一米地去挖掘，保证没有多少地区没有古物发现。我们的土地下还沉睡着丰富多彩的过去。现在，我们对这个过去的了解还是支离破碎，微乎其微。”
尽管许多学者认为法国的史前史与法国后来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例如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福沙尔就认为：“如同上帝羔羊一样神秘莫测的高卢与我们的国家几乎没有关系，我国没有经历洪荒时代。”但法国史学大家布罗代尔的观点似乎更能让人接受，他认为：“不能说史前史不是历史，不能说在高卢之前不存在高卢，在法国之前不存在法国，高卢和法国的许多特征要由罗马征服前几千年的历史作出解释。”应当说，这种看法得到了法国政府和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法国人对在法国境内发现的史前岩洞壁画如此倍感自豪，为什么法国政府以拯救法兰西文化遗产的名义对本国的史前遗迹妥善加以保护。
独立的高卢与罗马化的高卢
在法国人看来，法兰西空间是法国人自古以来生活栖息的地方，是法国的“自然疆界”；高卢人则是法国人共同的祖先。其实，高卢人就是希腊人所称的凯尔特人，高卢人是罗马人对凯尔特人的称谓。而“高卢”亦由此成为法国的第一个名称。恺撒征服之前的高卢一般称之为“独立的高卢”，这之后的高卢则称之为“罗马化的高卢”。对于“独立的高卢”时期的历史，长期以来处于半隐半现之中，不过结合古代希腊罗马人的记载以及近代以来的考古资料，我们大致可以了解高卢人的一些情况，如希腊史地学家斯特拉波写道，高卢人“性格轻浮，胜利时傲气凌人，而失败时又垂头丧气。他们习惯轻佻，但某些习俗又表明在他们的秉性中有凶悍野蛮的一面”；他们“嗜好战争，容易动武，不过也很单纯，没有恶意。如果激怒了高卢人，他们就会不顾一切，直奔敌人。”高卢人尽管骁勇善战，但往往没有固定的主人，他们不仅在高卢境内频繁更换主人，而且还接受埃及人、迦太基人甚至罗马人的雇佣。因此近代法国史学家米什莱曾写道：“谁想找到盲目的勇敢和廉价的鲜血，只要收买高卢人就行了。”这也是尽管高卢人勇敢但却很快被罗马人征服的原因。从公元前1世纪起，高卢进入到所谓的“罗马化”时期，从名义上说，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时为止。“罗马化”时期尽管是数千年前的旧账，但在法国人特别是法国的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这段历史却是颇受注目的特殊时期，其重要性并不亚于随后出现的任何一个王朝。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一时期是法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法兰西文明的最基本要素——古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以及日耳曼蛮族文明——都在这一阶段登场亮相，并逐渐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法兰西文明。另一方面，罗马对高卢的征服，对法国人的民族情感而言是一个复杂难言的历史心结。在反抗征服者的过程中，高卢既有英勇抵抗的斗士，也有与罗马人亲密合作的“模范”，而这段史实与一两千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颇有几分神似，所以罗马化时期的历史在后人看来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微妙的色彩了。或许对沉痛历史的不快记忆是每一个古老民族都无法避免的陈旧伤疤，它时不时地总要隐隐作痛。即使已是数千年前的老伤，但历史总是无法忘记的。
法兰克王朝：法国历史的一段插曲
20世纪90年代，英国著名的法国史专家罗杰？普莱斯应剑桥大学出版社之邀撰写一部《简明法国史》，不知是出于“简明”的目的，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普莱斯的法国史对9世纪以前的内容根本不予涉及，即使出现过几行片鳞只爪的有关法国上古史的语句，那也只是出于行文方面的考虑。普莱斯这样处理并非没有道理。对于直接继承了古罗马先进文化的土著高卢居民来说，由蛮族的法兰克人所建立的墨洛温王朝（481年~751年）和加洛林王朝（751年~987年）充满了无休止的征战和令人发指的自相残杀。且不论加洛林王朝在多大程度上奠定了未来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基础，该王朝对于高卢来说似乎只能算是一段插曲，即使是声名显赫的查理曼大帝，基佐也称之为“除了思想抱负而外，完完全全是一个德国人”。987年，加洛林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路易五世死后无嗣，在西法兰克享有较高声望的法兰西公爵于格被教俗贵族推举为国王，他所建立的王朝被称为“卡佩王朝”（ 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