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精装『全』-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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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年在巴黎圣母院召开了由神职人员、世俗贵族和富裕市民代表参加的国务会议。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三级会议的始祖，是法国由割据君主制转向等级君主制的标志。诚如恩格斯所言：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正是因为在欧洲较早地实现了领土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民族国家，这就为法国成长为欧洲强国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三、王权的绝对与相对
法国从中世纪向近代国家演变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王权越来越趋于集中。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称之为绝对主义的倾向。绝对主义原本特指欧洲近代历史上继等级君主制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的“新君主国”（马基雅维利的用语），它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初级阶段。《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16 世纪君主绝对主义在西欧一些国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鼎盛于17 、18 世纪。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是绝对主义的标本，另外，绝对主义一词也适用于西班牙、普鲁士和奥地利。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其所著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这样说：“自卡佩王朝在中世纪的法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没有出现线性的体制发展。相反，法国绝对主义的形成史就是向着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痉挛性’渐进的历史，反复打断这一进程的是一再出现的外省割据以及无政府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对王权集权化更强烈的反弹，直到极其坚硬、稳固的机构最后形成。政治秩序的三次大断裂当然是15世纪的百年战争、16世纪的宗教战争以及17世纪的福隆德运动。每一次的危机总是先使王朝从中世纪形态向绝对主义的转变停顿下来，然后又刺激了其向前发展。危机的最终结果是在路易十四时代确立了在西欧无与伦比的对王权的崇拜。”
百年战争：王权集中的第一次断裂与反弹
从1337年至1453年，英法两国时断时续地进行了116年的战争。在战争中法国被分裂成为几个互不隶属的部分，用皮埃尔？米盖尔的话说：“从此就有了三个法国。一个是英国人的法国，疆界从吉埃内到加莱，包括诺曼底、韦克森、曼恩、皮尔卡迪、香槟、法兰西岛；一个是勃艮第的法国，除勃艮第公爵国之外，包括内韦尔伯爵国、佛兰德尔和北方的阿图瓦，不久又包括巴伐利亚的雅克琳让予的弗里兹和布拉邦特；第三个是太子查理的法国，偏安一隅，国土只限于布尔日附近地区。”
百年战争晚期，在圣女贞德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持续高涨，爱国勤王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因此王权的伸张也就具备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法王查理七世（1422年~1461年）在王权发展上取得了其先辈们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战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征税权和常备军。路易十一（1461年~1483年）统治时期，在加强王权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其一，整顿行政机构，从忠实于自己的朋友中挑选有才干的人担任顾问，而不问是否贵族出身；并在同大封建主的斗争中，得到城市的支持，城市资产阶级拥护王权，开始参与国家管理，以金钱资助国王，从国王手中买得财政和司法官职，广置土地，成为“穿袍贵族”。其二，加强对地方行省的控制，设立11个军政府管理各行省；重新任命大法官和总督；建立常备军和王家炮队。从此，国王不必求助于领主和骑士便可独立作战。其三，建立了正规的税收制度，设立间接税法庭，把全国分为四大财政区，国王不通过领主，自己派官吏直接征收间接税、人头税、盐税等。其四，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城市工商业，国库日益充实。因此不必为征税而召开三级会议。从路易十一至亨利二世的90年间（1468年~1558年），三级会议只开过6次。
15世纪晚期，法国经济已从战争的破坏中复苏，进入16世纪后资本主义手工业有了十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呢绒、纺织、印刷、玻璃、制陶等行业更是令人瞩目。在“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的刺激下，法国商业也迅速繁荣。在工商业兴旺发达的同时，法国农村封建领主制解体与封建地主制建立的进程也明显加速。而15世纪末开始的“价格革命”则直接导致了“穿袍贵族”的崛起和“佩剑贵族”的没落。新航路开辟后，大量贵重金属涌入欧洲，在西欧引起了“价格革命”，金银贬值，货价上涨。而这又刺激着社会上层阶级追求生活的奢华。由于王公贵族挥霍无度，政府债台高筑，政府不得不在发行公债的同时也公开卖官鬻爵。由此，一个官吏阶层逐渐在殷实的资产者中间产生，由于这些贵族化了的资产者任职时必须穿一种袍服，故称“穿袍贵族”。面对这些新兴贵族的挑战，日趋没落的封建贵族（佩剑贵族）希望有强大的王权来保护他们手中尚存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并把宫廷作为追逐名利、获取高官厚禄的最主要场所；而对于新兴贵族来说，为了抑制封建贵族，镇压城乡民众对资本原始积累残酷掠夺的反抗，保持国内的统一市场，也拥护强化君主的权力。由于新旧贵族都对王权有所乞求，国王正好左右逢源，并成为凌驾于两大政治力量之上的最高仲裁者。自法兰西斯一世开始，国王的诏书以“此乃朕意”结尾，这表明，国王已凌驾于咨询、司法机构之上，国王的命令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律。在意大利战争期间，法国还形成了欧洲各国中最庞大和最有效的行政机构，地方贵族的势力被进一步钳制、削弱，君主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得以强化。
宗教战争：王权集中的第二次断裂与反弹
在历史上，法国只有很少几次曾经一分为二，分裂成两个互相残杀的敌对集团，宗教战争就是最早的一次。它造成第一次全民族的大对抗，引起两个法兰西之间的剧烈冲突，这种冲突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很久以后德国占领期间再次发生。在文艺复兴的16世纪，宗教改革是一种新思想，这大概是当时唯一不是发源于意大利人的思想。但法国新教的势力远不及同时期的德意志，这并非是因为法国人思想保守，而在于法国王权相对充分发展以及王权对法国教会的直接控制。因此法国新教传播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轨迹：当新教斗争矛头指向教皇时，王权持默许甚至同情态度；当新教斗争指向天主教本身而有可能危及王室统治时，王权则会对它采取排斥立场。因此法国宗教信仰和封建王权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信仰事小，王权事大。
法国绝大多数的新教徒都信奉加尔文派，他们后来被称作“胡格诺派”。其主体是资产阶级分子，同时还有一些南部的大贵族。到16世纪中叶，法国围绕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形成了两大互相敌视的集团，不久两个教派之间的争斗演变成封建贵族争夺权利的宗教战争。而在法国王室的心目当中，集中王权远比宗教信仰来得更为重要。1593年7月，亨利四世在圣德尼大教堂正式宣布放弃新教信仰，1594年3月他在欢呼中进入巴黎，并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至此，持续32年之久的胡格诺战争基本画上了句号。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法国造成的损害与百年战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亨利四世（1589年~1610年）在即位后说：“交到我手中的法兰西已近乎毁灭，对法国人而言，法兰西可以说已不复存在。”他在1596年甚至悲叹：“与继续活下去并在更长时期里去忍受这个国家的苦难相比，去死倒显得更为容易一些。”不过这位新国王自有他的勃勃雄心，他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复兴者和解放者”。这位被后人誉为“亨利大王”的君主确实文治武功兼备。
由于国家的统一与王权的威望在宗教战争期间严重受损，亨利四世十分重视恢复和强化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并采取一切措施来巩固他的权威：其一，在宗教方面，于1598年颁布了著名的“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同时又规定在法国全境有信仰新教的自由，新教徒在民事和担任公职方面享有与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赦免教派冲突中的一切战争行为。南特敕令堪称基督教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其二，在政治方面，亨利四世的首要目标是稳定社会秩序，他用巨资将反对派首领收买过来，并把大批不驯服的贵族笼络到王宫，这既满足了这些贵族对名利的欲望，同时也使外省局势得以相对缓和。除了收买笼络外，亨利四世必要时也会采取强硬手段，当听说波尔多即将发生叛乱时，他如此告诫他们：“我是你们的合法国王，你们的首脑。我的王国是身躯，你们的荣誉就是充当四肢，服从身躯，并且添上血肉、骨头以及一切有关的东西。”其三，在行政方面，将国王参政院分解为国务会议和财政会议等数个分支机构，其中国务会议处于核心地位，由它负责处理内政和外交大事，成员一直限定为12人，并且将一切王室宗亲排除在外。亨利四世还要求司法机关绝对服从王权。当国王颁布南特敕令时，高等法院曾提出抗议，亨利四世便召集法官并告诫他们说：“现在我要当名副其实的国王，我以国王的身份说话；我要求顺从。是的，司法官是我的右臂，但是，如果右臂长了坏疽，左臂就应该把它砍掉。”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方面，亨利四世承袭了向各地派遣“督办官”的做法，他们负责处理暴乱事件，保证税收，或核查某些特殊的民怨，目的是提醒人们王权近在咫尺。其四，在经济方面，他有幸得到昔日密友苏利公爵的鼎力协助。苏利出任财政总监后，将发展农牧业视为一切经济活动之首，他有一句传之后世的名言：“耕地和牧场是哺育法兰西的双乳，是真正的秘鲁金矿和宝藏。”另外他也非常重视奖掖工商，保护关税以及海外殖民活动。例如1595年的一份诏书写道：“经验告诉我们，各王国人民和臣民同邻国和外国人民进行自由贸易，乃是使自己生活达到小康、富裕和殷实的主要手段之一。有鉴于此，我们不愿阻止任何人靠经商来保本求利。”正是在这一思想推动下，1602年、1604年和1607年，法国分别与汉撒同盟、英国和西班牙签订了商贸条约，1608年又在北美建立了魁北克殖民地。
福隆德运动：王权集中的第三次断裂与反弹
亨利四世之后，从1610年起的约半个世纪中，以王权为旗号的集权制度虽然屡遭挫折、甚至在福隆德运动中出现国王及其支持者被迫狼狈逃窜的局面，但王权在曲折中终究还是得到了进一步伸张。而将王权推向光荣与伟大地位的则是两位红衣主教。一位就是后来被人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红衣主教黎塞留。从1624年至1642年，黎塞留担任路易十三（1610年~1643年）的首相达18年之久。黎塞留自幼体弱多病，但性情刚烈，且具有铁的手腕。黎塞留把巩固与发展法国的绝对君主制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对此，他在总结其一生政治活动的回忆录《政治遗嘱》中明确宣称：“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王国荣耀”。纵观黎塞留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应该说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定的使命。
其一，使国王崇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黎塞留执政期间，几乎一直处于宫廷争斗的阴谋与叛乱的旋涡之中。要使国王高于一切，就必须与那些不肯服膺王权的王公显贵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1626年，一些贵族图谋架空路易十三并暗杀黎塞留，但阴谋败露了。为使这些高官显贵们付出血的代价，于是找到了一只替罪羊：可怜的夏莱伯爵，他被斩于斧铖之下。1630年又有一场阴谋，这次太后玛丽是主谋。由母后出面向路易十三哭诉黎塞留是个无情无义的小人，要国王将其革职。可惜她们挑错了日子（这天是11月11日愚人日，愚人指太后玛丽和皇后安娜，她们误以为黎塞留失去了国王的宠爱，这也是愚人节的起源）。结果太后被流放到贡比涅，掌玺大臣马里亚克锒铛入狱，王弟加斯东处以大不敬之罪。此事在法国史上被称为“愚人日事件”。在打击图谋不轨的王公显贵的同时，黎塞留还不得不与日益蔓延的新教徒叛乱作斗争。路易十三根据黎塞留的建议，颁布“阿莱斯恩典敕令”，该敕令虽在名义上承认南特敕令，但规定拆除胡格诺教徒的一切要塞，解散其军队和组织。从此，胡格诺派建立的“国中之国”被根除，法王的权威受到了充分尊重，法国的统一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黎塞留还积极加强国家政权建设，为此在中央设立各部大臣，后者在首相领导下掌握实权，此举使贵族权力机构“国务会议”形同虚设。他还把16世纪以来向地方临时派遣的钦差大臣变为总督，由国王任免，其官职不得买卖、转让或世袭。各省的司法、行政、财政大权均在总督的掌控之下，而他们又完全听命于中央。通过这种体制，中央对地方的约束力大大强化。为了便于对地方的控制，黎塞留还在全国各地设立驿站。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首次建立了出版检查制度，并在1630年创办了法国历史上最早的报纸《法兰西报》，用它作为集权政治的舆论工具。黎塞留控制思想文化的另一项重要行动是建立法兰西研究院。该院是法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试图对文化领域的活动进行规范的官方文化机构。
为了增加国库资金，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黎塞留大力推进扶植工商业、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政策。如他以发放补助金、授予特权、减免租税等手段鼓励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支持海外贸易公司，扩大加拿大殖民地，并通过外交途径扩大法国商人在土耳其、伊朗和俄国的市场。对于黎塞留在治国方面取得的成就，路易十三曾由衷地表示感激：“你一天所做的事比其他人一个星期所做的事还要多。”
其二，使王国荣耀。即提高法国在欧洲的地位。而在当时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突破哈布斯堡家族通过“婚姻外交”对法国形成的包围。大致浏览当时欧洲的地图即可看出，法国的四周均被哈布斯堡的领土所包围：南边是西班牙；西南边是意大利北部城邦，多为西班牙控制；东边是法朗奇康德区，也在西班牙控制之下；北边则是西属尼德兰。少数不为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所控制的边疆，也受制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洛林公国仍对奥地利的神圣罗马皇帝效忠，今日阿尔萨斯境内的莱茵河沿岸各战略要地也同样效忠。一旦北德也落入哈布斯堡手中，则法国的劣势将更加明显。不过按当时人的道德准则看，黎塞留纯属杞人忧天，因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与法国一样都信奉天主教。在黎塞留上台之前，欧洲已发生天主教与新教国家之间的30年战争，黎塞留在天主教会内位高权重，理应支持斐迪南致力于恢复天主教为正统的做法。但他把法国的国家利益看得比任何宗教目标更重要。他枢机主教的身份，并未使他不将哈布斯堡王朝重建天主教权威的企图，视为地缘政治上对法国安全的威胁。对他而言，这不是宗教行动，而是奥地利的政治运作，目的在称霸中欧，从而将法国降至二流国家的地位。而黎塞留要一心防止的正是反宗教改革势力的胜利。为追求现代人所谓的国家安全利益，即在当时，也是首度被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