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精装『全』-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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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发展的大问题。一般认为，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是从拿破仑侵俄失败时开始的。1812年3月16日，普鲁士正式对法国宣战。翌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发表《致人民公告》，呼吁人民参加战斗。普鲁士人民如潮水般应征入伍，拿起武器，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而战。到1813年5月，一场真正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已初具规模，并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为未来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条件。战争的胜利，也极大地提高了普鲁士在德意志民族中的地位，为它日后担当起统一领袖的重任奠定了基础。但1815年反法战争胜利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依然是一个由多达38个小邦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德意志由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强共同支配的分裂局面仍未改变。
统一的前奏
实际上，在由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所追逐的目标中，始终蕴藏着民族统一的内涵。但1814年，当整个反法战争胜利结束时，由于欧洲大国之间的利益之争，使它们更希望维持一种均势的状态，而不愿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德国出现在欧洲的中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从心底里渴望恢复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因而热衷于维护欧洲均势之下的“和平”，坚决反对一切革命运动，生怕由于打破了原有的封建秩序的平衡，而影响奥地利自身的地位。梅特涅把他的保守理念完全付诸行动中，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股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逆流。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成了“梅特涅的时代”。这种力量尽管暂时抑制了德意志统一的脚步，但历史的潮流终究是不可阻挡的，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兴起的德意志政治的发展要求和经济、民心日趋融合的内在力量，必将把处于四分五裂的民族和国家统一为一个整体。
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法国大革命的催化作用推动着古老的德意志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新时代。经济的发展和工业革命高潮的到来，为德意志的统一提供了动力和条件。19世纪20年代，是德意志现代工业真正起步的重要时期，工场手工业得到广泛发展，并很快向大机器生产过渡。1816年，不来梅建成了第一艘蒸汽动力船；30、40年代，机器纺织业开始在萨克森推广，形成了第一批工业企业；1835年，在巴伐利亚首次建成了德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不久又制造出德国第一台火车机车，从此全德兴起了修建铁路的热潮。到50、60年代，德意志已经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并且被完全卷入了世界贸易圈，除了短期的萧条外，德意志的经济始终处在繁荣状态。据统计，从1850年~1870年的20年间，德意志邦联的煤产量从670万吨增至3400万吨，生铁产量从21万吨增至139万吨，铁路全长达到2万公里以上，超过了英、法两国的铁路里程。到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工业实力已接近法国；70年代，德意志的机器制造业已经超过英国，位居欧洲之冠。工业的发展使德意志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的配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力量增长最快，而普鲁士尤为显著。大部分容克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由于他们的经济利益同国内市场、关税和世界市场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德意志的统一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事。到60年代，普鲁士已经从封建君主国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国，它虽然仍由容克把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转变无疑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重要前提。
关税同盟扩大成为国内市场，“小德意志”注：历史上，习惯将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称为“小德意志”地区，而包括奥地利的德意志则称为“大德意志”地区。在德意志统一的问题上，始终存在关于“小德意志”路线和“大德意志”路线的意见之争，而俾斯麦最终选择的是“小德意志”统一的道路。地区的经济同普鲁士逐渐“一体化”，奏响了德国统一的序曲。19世纪初，遍布德意志境内的关税和地区税边界线，如同束缚人手脚的绳索，使交通几乎陷于瘫痪。1819年4月，来自符腾堡一个工人家庭的年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年~1846年）就明确提出了建立关税同盟的建议，指出：只有废除内部关税，建立一个全联邦的统一税制，才能恢复国家贸易和民族工业，也有利于劳动阶级。他认为：不在德意志各邦人民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不能有统一的德国；不建立共同的重商主义制度，便不可能有独立的德国。他的建议虽然遭到了以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和提防，但却得到了普鲁士的认可和支持，并很快组织建立了一个关税同盟条约。此后，周围的小邦都纷纷加入进来。到1834年1月1日，一个被称为“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关税统一体正式宣告成立。它包括了德意志18个邦国、2300万人口和占全部领土3/4的土地。它的成立不仅促进了同盟内各国的商品和货币流通，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德意志向全面的统一和协调方向发展。同时，关税同盟也使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的经济和政治领导力更加突出，在与奥地利的竞争中抢占了先机。恩格斯曾说：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它意味着战胜了奥地利的努力，这还算不了什么。主要的是它把中小邦的整个资产阶级都吸引到普鲁士一边来。
李斯特的另一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当时欧洲最为盛行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反映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而作为“后发国家”的现实决定了，一味坚持自由贸易只能处在跟从的位置上，随时面临被“先发国家”掠夺的危险。因此，李斯特认为：后发国家应该首先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依靠吸收引进发展生产力，尽快摆脱后发的困境；此后，应该利用国家政权的干预力量，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保护本国工业的健康成长；等到发展成为经济强国之后，再回到自由贸易的规则中来。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有力促进了小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发展。从40年代起，关税同盟为保护起步不久的工业，对内部采取自由贸易，对外采取统一的保护关税。这种被称为“相对的自由贸易”的政策，受到大部分资产阶级和容克的欢迎，也使普鲁士的工业飞速发展。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不仅影响了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还影响到20世纪崛起的日本。直到今天，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与此同时，以普鲁士为中心的铁路网也在德意志建立起来。铁路不仅把东部农业经济区同西部钢铁工业区紧紧联接起来，而且冲过各邦的边界伸向北海沿岸和南部山区，它以特有的威力闯入各种旧的生活习俗，使德意志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当时的诗人就把铁路称为“德意志统一的结婚绶带”。而铁路网建设的发起人也是李斯特。他把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形象地比喻成“连体的双胞胎”，认为两者“相互支持，追求同一个伟大的目标，把德意志各个部分统一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正如他所预想的那样，到19世纪60年代，关税同盟地区已经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完善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文化。经济的统一为政治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核心力量日渐形成。
沙俄霸权的丧失和“俄普同盟”的形成为德意志的统一提供了有利的战略时机。1848年以后，沙皇俄国依然是德国统一的最大国际障碍，保持德意志的分裂是其既定方针。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1853年~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沙俄同英、法争夺巴尔干和近东霸权引起的一场火并，沙皇本以为能得到德意志邦联的支持，事实却大为不然。奥地利不仅不支持俄国，反而站在西方列强一边，踢了俄国一脚，使沙俄遭受了惨败。战后签订的巴黎和会协定规定了黑海中立、俄国军舰不得停泊等不利于俄国的条款，实际上堵截了沙俄向东南欧扩张的通道。这是沙俄在争霸欧洲道路上遭遇的重大挫折，不仅引发了俄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且动摇了它在德意志地区拥有的霸权地位和影响。深陷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沙皇政府，决心对奥地利的“忘恩负义”采取报复。19世纪50年代后期，沙俄对外政策发生变化，它在国际上勾结拿破仑三世，在德意志内部支持普鲁士，首先要打击的则是奥地利。沙俄在欧洲霸权的丧失和对德意志事务控制的松弛，客观上有利于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特别是给普鲁士统一德国创造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外部环境。
总之，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弥漫于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鲜空气的熏陶下，在内部需要和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古老的德意志肌体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而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时机也逐渐成熟，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国即将走上世界历史的舞台。
三、铁血宰相俾斯麦
19世纪50、60年代德意志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推动统一的强制力量，这是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甚至连一些邦的诸侯贵族也感到，如果他们对抗统一的潮流，将会被德意志和历史所抛弃。当时统一德国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容克的肩上，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太不幸，它生来得太晚了。当它兴盛的时候，德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日趋活跃，这使它惧怕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结成同盟。因此，德国资产阶级手中既无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又抛开了人民群众这一无组织的暴力，无力承担实现统一的领导重任，只能对统治阶级统一德国的道路报以热烈地支持。而对德国的无产阶级来说，它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还不成熟，还不足以使德意志的民族运动转变为人民革命，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统一的道路还难以付诸实践。尽管在德意志，存在着统一的潮流和众多可能选择的道路，但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来看，只有普鲁士—俾斯麦的统一道路最有可能取得成功。而事实上，也正是俾斯麦通过发动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完成了德国的统一。
一位资产阶级化的容克
俾斯麦出生在勃兰登堡阿尔特马克的一个世代容克的家庭，两岁时随家迁往波美拉尼亚的克尼帕霍夫庄园。就其财富和社会地位来说，俾斯麦的家族不是第一流的，但容克的那种专横暴戾作风在他身上却很明显。据说大学期间他曾与人进行过13次决斗。俾斯麦的母亲来自有名望的资产阶级家庭，给俾斯麦诸多的影响。他又在学习中进一步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影响。但与此同时，他所处的容克阶级却正在“时代的双重革命”，即工业革命和思想革命面前急速地下沉。因此，新旧社会交替而迸发出来的历史、经济和政治的激烈冲突，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到19世纪50年代初，俾斯麦已经认识到如果不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容克阶级就将完全破产。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俾斯麦同汉堡大富商的接近，远超过同其他容克同道的接近。俾斯麦的这种变化，也决定了他政治上的转变，他从一个与“宫廷党”立场一致的保守派，逐渐转变成一个主张由普鲁士掌握领导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资产阶级利益的德意志统一论者。
总体来说，俾斯麦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具有极为强烈的功名心，是一个重视行动，讲究现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意志坚强，富有感情，并且性情暴烈，干劲十足的人。他的军旅生涯并不成功，大学时光也都被花在酗酒和女人上，他的外交经历也没有为他赢得什么朋友，但他的确拥有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拥有的才能：他具有估量对手的超凡能力，是一位第一流的政治家；他还有一个赌徒的直觉，知道何时下注，何时离桌。与大多数普鲁士保守主义者不同，他了解德国民族主义的暗潮涌动，并看到了普鲁士或者顺潮流而昌，或者逆潮流而亡的历史命运。
1862年9月，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他当时就已认定，德国统一已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由普鲁士掌握统一运动的领导权不仅可以阻止“自下而上”的革命威胁，保存普鲁士君主政体，而且可以保证容克地主的特权地位，因此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最有利的方式。同时，俾斯麦还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还是俄、法两个大国，都不愿看到德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前者惧怕丧失自己的政治特权，后者则把保持德国的分裂当成自己在欧洲事务中取得政治优势的重要条件。有鉴于此，俾斯麦特别欣赏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实现德国统一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剑，由一个邦支配其余各邦。”1862年9月30日，出任首相不久的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他声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所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通过铁和血。”正是沿着他所指引的方向，德意志发动了三场王朝战争，开始了实现统一的历程。
一石二鸟的德丹战争
俾斯麦上台以前，普奥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日趋紧张。俾斯麦力图把德意志两大强权之间纯粹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尽可能同德意志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把奥地利突出成阻碍和破坏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力量，而把自己充作民族运动的“矛尖”。
1863年秋，当俾斯麦发现重新激化了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是同德意志民族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努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他就立即介入了这场民族运动。问题涉及的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和劳恩堡三个易北河公国地区，后两个地区的居民基本上是德意志人，而前一个地区却杂居着德意志人和丹麦人。根据1852年由英、俄、法、瑞典、丹、奥和普共同签订的《伦敦议定书》，这三个公国同丹麦结成同盟，而荷尔斯坦因和劳恩堡同时也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但丹麦的民族运动却力图将这些公国纳入丹麦的版图，而德意志联邦则要求按照德意志的意愿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1863年11月，丹麦议会通过新宪法，加快推行合并石勒苏益格的计划。这无疑将两国民族运动的矛盾冲突推上了新的高峰。就在丹麦新宪法通过两天后，丹麦国王去世，新王签署批准《丹麦—石勒苏益格新宪法》。但他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的继承权却没有得到当地社会各阶层的承认，于是引发了关于公国王位继承权的争执。这激起了整个德意志民族感情的巨大浪潮，要求对丹麦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采取了明智的策略。他打出维护1852年《伦敦议定书》的旗帜，堂而皇之地避免了英、法、俄等国的干涉。他还拉着奥地利一起行动，既可以掩饰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野心，又能使奥地利紧随普鲁士的政策，从而使普鲁士掌握德国统一运动的领导权，也为日后发动对奥战争埋下了引线，真可谓一举三得。经过周密策划，普奥两国于1864年2月联合进攻石勒苏益格，迅速击败了丹麦军队。丹麦政府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被迫签订了《维也纳和约》，将三个公国交给了普奥两国。
德意志各中、小邦一直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