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精装『全』-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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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欧美之行的收获为基础，木户孝允等人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指导国家建设的总方针。这无疑给日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幅精心描绘的宏伟蓝图就此展现在日本的面前。
师从西方，文明开化
所谓文明开化，也就是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按照当时的理解就是要以西方为师，在教育、思想、观念甚至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事实证明，这的确是明治政府最具战略眼光的决策之一。
日本历来重视对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引进，这一点在中日两国古代的交往史上有深刻的体现。到了近代，儒学地位不断降低，使得日本逐渐加强了对洋学的引进。对日本影响较早的洋学主要是“兰学”，即以荷兰语为媒介的西方近代文化。因其主要涉及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适应了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兰学”受到人们的重视，“兰学”书籍大量流入了日本。通过“兰学”，日本人的视野日趋转向了西方，大规模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可以说，明治时代日本掀起全面学习西方的热潮本身就是文明开化的重要表现。
要文明开化，首先就要抓好教育。明治时代日本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近代日本教育改革的成功。早在幕府末年，日本的教育就已具有一定的普及程度，那时已经有专门以平民百姓为传授对象的“教谕所”、“寺子屋”，甚至还有教授洋学的学校。这些都为明治教育改革打下了基础。
岩仓使节团在赴欧美考察期间，倍感培养人才的重要。木户孝允在给国内写信时说：“吾人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为防十年后之弊病，唯在于兴办真正之学校”，“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1871年7月，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全面推行国家的教育改革，参照欧洲国家的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重点实施中小学义务教育，还大力兴办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同时也非常注重高等教育，到1918年，日本全国共有大学和专门技术院校118所；改变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和传统的教育理念，重视普及具有实用性的先进的科技知识，强调学问为立身之本，在《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中明确批判了认为“学问系士人以上之事，至于农工商以及妇女则置之度外，不知学问为何物”和“士人以上之少数学者，动辄谓为国而学，不知其为立身之基”的错误观点，大力提倡“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通过教育改革，完成了从“士人教育”向“国民教育”的重大转变。对出国留学制度也进行了多次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日本近代化发展培养了急需的优秀人才。明治初期，政府还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教授，弥补本国教育资源的不足。1877年东京大学初建时，39名教授中有外籍教授27名。当时东京大学的经费占文部省总经费的40？9％，而外籍教授的工资就占了其中1/3左右，有的外籍教授工资甚至远远超过政府大臣的薪金。日本政府对于教育和人才的渴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成功，是与明治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据统计，明治维新所颁布的各种法令中，内容有关教育的数量最多。更重要的是，这种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良好风气得到了发扬，到1910年，小学教育经费已占地方政府预算的40％，明治末年，全国教育经费已占至国民收入的3％。日本于1872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比许多先进国家还要早。最初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警察督促家长送儿童上学。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经过35年的不懈努力，日本实现了6年义务教育制。1908年，日本小学的入学率已达到97？8％。
文明开化之风也带动了日本近代新闻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各类报纸、杂志层出不穷。现在依然畅销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报纸都是在这时创刊的。1897年，日本发行的报纸杂志共计已达745种，1912年上升到2227种。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日本国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信息、通讯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
明治时期，学习西式的生活习惯也成为文明开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在这方面明治政府的做法与俄国沙皇彼得一世颇有几分相似，比如颁布《断发脱刀令》，要求武士剪掉长发，除去佩刀；提倡穿着西式服装；禁止男女共浴；改行阳历等等。特别是井上馨任外务卿期间，采取了极端的欧化主义政策，希望以此改变欧美列强对日本的态度。当时，政府在东京耗巨资建造了一座高档的交际场所，取名“鹿鸣馆”，专门用作接待外国贵宾。日本的达官显贵们经常携妻带女、洋装革履，来此参加为西洋客人举办的舞会、宴会等社交活动，史称“鹿鸣馆外交”。但是，这一做法招致了民众的极大反感，并最终随井上馨的辞职而宣告破产。有趣的是，当时很多日本人学习西方人吃牛肉、喝牛奶，以为牛性格迟重，可以增强人的耐力。由此可见，尽管当时的日本民众对于许多社会变化还是一知半解，因此参与变革带有盲从性，但上下一致学习西方的目的性却十分明确，其热情更是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文明开化也带来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终于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担忧和反感。他们以文明开化伤风败俗为由，提出加强“忠孝仁义”教育的主张，使得以强调“忠君爱国”为核心理念的国家主义教育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很快，连发给小学生使用的《幼学纲要》中都充斥了忠孝仁义的学说。
1890年，天皇颁布了《关于教育之敕语》。这是一个集儒家礼仪道德和日本传统神道思想于一体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产物，核心思想就是造就所谓的忠孝良民。此后规定，每当节日庆典，全国学校都需集体宣读《教育敕语》，播放歌颂天皇统治的歌曲《君之代》，同时向天皇、皇后的“御影”鞠躬行礼。它使得一代代日本人从少年时开始就深受忠君思想的影响，成为忠实履行天皇使命的工具。《教育敕语》的颁布表明，文明开化尽管使日本成为了知识上和技术上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但在思想上的某些方面，封建落后的种子却并未得到真正根除。
内治优先，殖产兴业
如果说贯彻“文明开化”的方针主要从精神层面推动了日本的进步，那么“殖产兴业”则更多地是从物质层面使日本的实力得到了加强。工业的发展、经济的振兴是国家兴盛的基础，这是岩仓使节团欧美之行的最深感受。他们把欧美国家“内治优先”的发展经验带回了国内。1874年，考察归来的大久保利通在《殖产兴业建议书》中强调发展工业、增加物产是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指出：“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鼓励人民之工业。因此，归根到底，是依据政府官吏之诱导鼓励之力。” “如果时间不足，上下为衣食奔走，无暇顾及其他，即使有海陆军备之严，学校教育之盛，但徒属虚美，国非其国。”根据这一建议，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的政策，主要发挥国家干预的力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为了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明治政府首先根据考察得到的经验，设立了内务部，全面统领经济建设。将原属大藏省负责的资金筹措和调配，工部省主导的铁路、矿山和机械加工业，以及司法省的安保等机构划归内务省，内务卿由大久保利通担任，而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则作为他的左膀右臂。在如此强大的领导班子指挥下，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克服重重困难，得以顺利进行。
筹措资金是发展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从欧洲国家发展起步阶段的情况看，其工业发展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国外，但日本直到20世纪初入侵亚洲之前，主要依靠的是国内资本。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缺乏对外资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有政府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1868年~1885年间，明治政府用于殖产兴业的资金，约占财政支出的1/5左右，但仍然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对于资金的需要。尽管政府采取发行公债、税费改革、广设银行、大量发行纸币等措施，提高了国家的资本积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这也是导致日本走上侵略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大久保利通建议以传统产业为基础，以农牧业、轻工业和海运为中心，推行经济建设，调整殖产兴业政策开始前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模式，同时加大对民间资本投资的鼓励和支持，大力扶持私营企业的发展。1875年~1880年期间，政府为私营企业提供补助资金5000万日元，而同期平均每年的正常财政支出仅为6000万日元，足见政府扶持私营企业的决心和力度之大。同时，政府还采取了出售官营企业，使之私营化的措施，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三菱仅以官办投资额1/7的价格就购买了长崎造船厂，川崎仅以官办投资额1/10的价格就收购了兵库造船厂。
对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问题，明治政府施行了“拿来主义”的做法，通过从欧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设备、聘请专家和派出留学人员，迅速提高了本国的工农业生产水平。改革初期，日本聘请外国专家、技师和技工，最多时达400多人，其中尤以工部省最多。1880年起，随着归国留学生和本国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日益增多，日本遂逐年减少了外国专家的数量。总的来看，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贯彻的方针主要是利用外国专利和技术来进行模仿性生产，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研发全新的科技产品。日本始终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本土化作为引进技术的最终目标。这种廉价的应用外国智力的方针，显然比直接引进外国的资金进行生产有效得多。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是一个技术方面的进口大国。
在国家的干预和扶持下，日本的私营经济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像三井、三菱这样的大型企业。它们凭借着同政府建立的亲密关系，逐渐发展成财阀、政阀，成为推动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殖产兴业政策的实施，使日本经济迅速发展。19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首先实现了轻工业的工业化。到甲午战争时，日本已经以资本主义工业国的面貌在大清王朝的面前亮相。
富国强兵，强兵富国
富国强兵其实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梦寐以求的目标，明治时代的日本也是如此。在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项治国纲领中，富国强兵被确定为建国的总目标，其他两项政策都围绕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这也更加凸显出其重要地位。日本史学家藤原彰认为，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军队建设成为当时日本压倒一切的任务。
早在幕末开国之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也深深地震撼了日本人的内心。在恐惧、愤怒和羡慕相互交织的复杂心态下，他们对于国际强权政治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也陷于矛盾之中：在被迫忍受并试图摆脱强权政治所带来的痛苦煎熬的同时，却又充满了将这种痛苦强加于其他国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急切渴望。因此对于日本而言，富国强兵政策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改变受列强压迫的局面，而是具有更深层的考虑，就如《五条誓文》所言：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正因为这样，“富国强兵”政策很快就演变为“强兵富国”。看似简单的文字调整，却显示出治国理念和发展道路选择上的转变。
其实，明治政府中要求走“强兵富国”路线的声音始终存在，特别是人称“后三杰”之一的山县有朋更是鼓动侵略的代表，他露骨地叫嚣：“现今兵部之目标在于内，而将来则在于外。”充分表白了其对外扩张的野心。在执掌了日本军队的大权之后，他主持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也鼓吹发动了一次次对外侵略战争。
体制的变革是强军的根本。在认真研究对比西方列强兵制的基础上，山县决定日本陆军采用法国体制，而海军则采用英国体制。1872年，他建议政府取消了原有的兵部省，转而设立了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彻底打破封建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开始实行近代意义上的全民义务兵役制。这不仅使日本建立了一支新式的常备军，而且确保了兵源的充足，为进一步扩军备战打下了基础。1874年，山县效法普鲁士的成功经验，在陆军省内设立参谋局，后将其改组并扩大为独立于陆军省的参谋本部，成为统辖军令的核心机关。参谋本部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令侦察中国的地理和军事情况，着手为武力入侵做必要的准备。此后不久，又设立了监军本部，后改为教育总监，专司军队教育和干部人事之责。至此，形成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和教育总监共同组成的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即通常所称的“军部”。这一系列改革使军队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军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到19世纪末，随着日本对外扩张步伐的加快，军部的地位更加高涨，其政治影响力逐渐超过了政府内阁，表明日本的军国主义体制最终确立。1874年，日本还参照外国经验建立起近代警察组织，成为维护国内安全、镇压人民反抗的重要力量，甚至在殖民朝鲜期间，也发挥了臭名昭著的作用。
提高军人素质也是造就强军的重要内容。为提高军人的素质，日本广泛借鉴欧美强国的做法，建立了各种专业军校，并聘请外籍教官负责训练，为军队培养了大量的专门人才，带动了日本军人素质的整体跃升。在日本官方看来，效忠天皇也是日本军人必备的素质。因此，日本的新式军队称为“皇军”，意为天皇的军队。1882年，天皇颁布了由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提交的《军人敕谕》，要求军人以忠节、礼仪、武勇、信义和质朴为必须遵从的道德准则，绝对服从天皇的领导，不惑于舆论，不干预政治，唯有一心遵守自己忠节之本分。这实际上提倡了一种盲目忠君的封建思想，企图以此主宰士兵的心灵，使他们成为甘愿替天皇卖命的战争工具。
在购买武器装备和引进先进的军事科技方面，明治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花费了大量金钱，军费开支不断增长。在引进过程中，日本十分注意对新技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