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精装『全』-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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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启示
在国家大战略的缔造中，地理要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向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战略目标和实现手段的选择。就日本而言，地缘政治要素对于其战略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常常体现为一种极为严厉的束缚；而精神文化传统的势力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经常性地介入日本大战略的缔造并对战略目标的界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两种因素是如此强烈和与众不同，它们时而冲突，又时而交织在一起。在它们的共同作用和引导下，曾给日本的特定历史时期带来变革的动力与崛起的契机，也使日本的大战略表现出众多的非理性成分，在很多情况下做出了违背日本自身根本战略利益的选择。根据保罗？肯尼迪的观点，一项合理的大战略“关乎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就近代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而言，在日本的地缘政治条件给其战略手段与资源牢牢地带上物质性枷锁的同时，日本的精神文化因素却以近乎先验性的方式决定了其战略目标的形成。而目标同手段和资源之间的相互矛盾甚至失衡，始终是令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者们最为困惑和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近代日本的崛起反映出日本民族良好的应变性与变革意识。特别是在外强入侵的危机面前，日本的领导层往往能正视地缘上和传统制度中的不足，勇于割除积弊，积极接受新事物，从而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废旧出新的强大推动力量，这是日本战略文化的突出优点，也是日本大战略的成功之处。但在自身变革成功之后，日本民族传统的优越性与危机意识的矛盾结合又会再度打破维持战略目的与手段平衡的理性思维，从而引导日本走向歧途。
日本历来是一个喜欢与强者为伍的国度。早在1885年，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就提出：“我日本国虽地处亚细亚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他呼吁：“为今之谋，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待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兴亚洲，不若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不因邻国之故而彬彬有礼，只能按西洋人待其之方法处理之。”他的言论表达了近代日本在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做出的选择，也是日本崛起过程中基本战略谋划的一个缩影。可以说，“脱亚入欧”的观念既推动着近代日本实现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梦想，也使日本逐渐偏离和平发展的目标，逐渐走向以邻为壑、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侵略之路。
但不管怎样，日本是第一个受到强烈的异质文明冲击而开始现代化，并大体取得成功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目标的亚洲国家。正如陈晓律先生所说，日本的崛起过程呈现出所有后现代国家的一般特征，即：变革的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本国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变革是由精英阶层推动的，自上而下进行的；在变革当中，国家政权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而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大的政权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任务。特别是最后一个特征正是日本成功的关键。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条件，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多少年的艰苦努力才达到甚至尚未达到的。其中的成功经验如同日本速兴骤亡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教训一样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的宝贵财富。
第八章 好霸争强的俄罗斯
广袤的俄罗斯帝国以及有近70年历史的苏联，在地理位置上横跨欧亚大陆，并且正处在东西方的接合部。它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西部与波兰、德国、捷克、匈牙利等国接壤，东至乌拉尔山脉一线。尽管其发源地、政治文化和领土的重心都在欧洲部分，但它同时又占据了亚洲约1/3的陆地。也许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俄罗斯“特殊”的国家身份。这里不仅成为一个众多民族、语言和宗教长期冲突、融合的地区，而且其传统的形成过程也体现了多种文明共同作用的结果：西北方是“东方化的希腊文明”；南方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民族所构成的伊斯兰文化边缘地带；东南方是以蒙古—鞑靼人为中介的亚洲文化伸入欧洲的前哨。正如俄国著名思想家别林斯基所说：俄国的历史既是一部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同于东方国家的历史，它是一部在东西方之间探寻、徘徊，以及东西方文化在俄国斗争融合的历史。动摇于东西方之间，是俄罗斯历史最重要的特点。宋瑞芝：《俄罗斯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正因如此，西方人常把俄罗斯人看作是“东方人”，而亚洲人又常把俄罗斯人当做是西方人。清楚这一特点，是深入了解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历史文化及其发展演变的基本出发点和先决条件。
一、 由莫斯科公国到莫斯科王国
留里克王朝与“基辅罗斯受洗”
俄罗斯人的祖先——古斯拉夫人是现代各斯拉夫民族的共同祖先。大约公元1世纪前，古斯拉夫人就生活在中、东欧的奥得河、维斯瓦河、第聂伯河和布格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他们身材高大强壮，能忍受寒冷和饥饿，并且能征善战。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受到从欧洲南下的日耳曼人和从蒙古草原上迁徙而至的匈奴族人的冲击，古斯拉夫人被迫迁移，并逐渐分裂成三个大的分支，其中东部的一支被称为东斯拉夫人，成为后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的祖先。相近的血缘、地缘关系和长期的共同生活为上述三个民族奠定了历史、语言和文化相互亲近的基础。
东斯拉夫人居住在西起德涅斯特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东至伏尔加河流域、北达拉多加湖、南抵黑海的广大区域内。他们以农业生产为主，同时从事畜牧业、渔业和养蜂业。由于他们长期像飞鸟一样迁居各地，因此，直到8世纪仍处在原始公社阶段，各部落彼此分散而没有形成国家。
公元9世纪，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加，东斯拉夫人的氏族制度日趋解体，形成了若干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部落联盟，称为部落公国，其中主要的两个一个叫库雅巴，以基辅为中心，另一个叫斯拉雅亚，以诺夫哥德为中心。公元862年，斯拉维亚各部落之间由于争夺权利而发生了内乱，结果给外敌入侵创造了机会，而这个渔翁得利者就是诺曼人的首领——留里克。诺曼人并非斯拉夫人，他们原先居住在北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主要以商业为生。因此东斯拉夫人称他们为瓦格良人，意为商人，芬兰语则称之为罗斯人。
留里克是罗斯人的酋长，以凶狠、善战和好色而闻名四方。他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城，宣布自己是城市的最高统治者。他在俄罗斯平原上建立了第一个封建性质的国家——罗斯，从此开始了长达700年的留里克王朝的统治。公元882年，留里克的继任者将统治中心迁到基辅。此后的数代大公经过多年征战，相继征服了绝大多数东斯拉夫部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大公国“基辅罗斯”。至公元1000年左右时，基辅罗斯已成为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的大国。未来俄罗斯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雏形已初步构成。
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与拜占庭帝国联姻，并将希腊正教即后来的东正教定为罗斯的国教，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罗斯人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基辅罗斯受洗”使罗斯人与西方文化有了实质性的接触，对罗斯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但是由于不久后发生了基督教分裂，使得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从一开始就与笃信天主教的欧洲大多数国家形成了某种差别，而这种宗教上的差别也成为他们彼此间在身份认同上始终难以跨越的障碍。
从公元11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内部纷争不断，基辅罗斯走上了逐渐衰落的道路。公元12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远征西亚和东欧，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成为基辅罗斯最大的威胁。此时的基辅罗斯已经分裂为许多小公国，无力抵抗蒙古铁骑的进攻。1237年~1240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先后攻陷基辅等若干罗斯公国，在原来基辅罗斯的领土上建立了“金帐汗国”，并定都在伏尔加河畔的萨莱，开始了蒙古鞑靼对罗斯达240余年的统治。然而就在异族暴政的统治之下，东北罗斯的一个小公国不仅得以生存，而且悄然崛起，最终成为东斯拉夫人抗衡外族入侵的中坚力量。这个公国就是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大门上的双头鹰
莫斯科本是一个偏僻的小乡村，1147年开始建城，13世纪末成为东北罗斯的公国。对于莫斯科名字的来历，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来自芬兰语，意为“潮湿之地”；也有人说它得名于流经城边的莫斯科河。莫斯科地处东北罗斯中心地带，是水陆交通枢纽，因此凭借向过往客商征收的过境商品贸易税，使经济实力得以迅速壮大起来。同时，由于四周有众多小国和茂密的森林作屏障，有效地减少了外敌入侵的袭扰，因而有利于莫斯科的稳定发展，还吸进了大批逃难的罗斯人来此落户，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繁荣。
莫斯科公国的真正崛起是在伊凡？卡里达（史称伊凡一世）统治时期（1325年~1341年）。据说伊凡一世非常贪婪，喜欢聚敛钱财，因此获得了“钱袋”的绰号。“钱袋”也十分善于使用钱财，他将大量金银珠宝献给金帐汗及其妻妾子女，博得了汗的信任，终于在1328年获得了金帐汗册封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称号，意即“全罗斯的大公”，有权代理金帐汗国征收全罗斯的贡赋。与此同时，他还不惜重金修建了大主教公署，将全俄大主教的驻节地由基辅迁至莫斯科。这一举动不仅使莫斯科成为罗斯的政权中心，也成为罗斯人心中的信仰圣地和精神家园。在此后莫斯科与外界的争斗中，东正教会始终站在莫斯科大公一边，利用其控制的宣传工具和精神武器为莫斯科鼓噪，通过信仰的威力提供有力的支持。
1359年，“钱袋”伊凡一世的孙子季米特里即位。虽然这位年幼的大公仅仅10岁，却立志领导罗斯人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在他的统治下，莫斯科公国迎来了极盛时期。1380年9月，季米特里率领莫斯科公国的军队与金帐汗国的马麦汗军队在顿河之滨的库里科沃原野上展开了激战。后人对这场战争作了这样的描述：镀金的头盔叮叮响，深红色的盾咚咚响。宝剑呼啸，锐利的军刀在好汉们的头旁闪烁，勇士的鲜血沿着包铁皮的马鞍流淌，镀金的头盔在马蹄旁滚动。经过激战，幸存下来的罗斯勇士们聚集到大旗下，“乌拉”的欢呼声在原野上久久回荡。库里科沃大战不仅为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赢得了“顿斯科伊”即顿河之王的美誉，更为罗斯人增添了战胜蒙古人的信心。季米特里在遗嘱中向子孙和臣民郑重宣告：“我的子孙将不再向金帐汗国缴纳贡赋。”
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东北罗斯社会不断发展，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莫斯科成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1462年，伊凡三世即位（1462年~1505年），成为莫斯科新一代大公。10年后，他娶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由于这个缘故，他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看作是拜占庭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和东正教世界的领袖。他还把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作为俄罗斯帝国的徽章，永久地镶嵌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上。从此，这种帝国崇拜的情结也深深地融入到俄罗斯民族的血液之中。
1480年11月，伊凡三世率领罗斯军队在乌格拉河结冰的河面上大败蒙古军队，从此彻底结束了蒙古鞑靼人对罗斯的统治。此后，伊凡三世又相继吞并了几个公国，于1485年基本统一了东北罗斯。此时的莫斯科公国边界东抵达鄂毕河，西到芬兰湾，北起北冰洋和北海，南达黑海附近，领土面积280万平方公里，足足比原来扩大了两倍。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俄国，在征服了诸侯的同时，又摆脱了鞑靼人的压迫，这种局面由伊凡三世最后固定下来。如此辉煌的功绩，使伊凡三世拥有了更加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和政治地位。而这种权威和地位最终演化为一种专制权力，在他身后历任统治者的身上得到传承和延续。可以说，伊凡三世时代奠定了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石，一个独立、统一的莫斯科公国已经为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做好了准备。
伊凡三世之子瓦西里（1503年~1533年）统治时期，已经自称是“统治全俄罗斯领土的君主之君主”。他公开宣称：“君主的意志便是上帝的意志”，还指使修道院长臆造出“三个罗马帝国”的理论，并把自己描绘成了第三罗马帝国（即俄罗斯）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和西方文化的合法继承人。所有这些都推动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在他统治之下，东北罗斯结束了长期分割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俄罗斯。
“伊凡雷帝”治下的封建王国
1547年1月，伊凡四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拜占庭式的加冕仪式，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据说“沙皇”一词的俄语写法与“恺撒”相似，以此表明伊凡四世是罗马皇帝恺撒的继承人和上帝派到人间的君主。相传他降生之时，天空中的雷声响彻云霄，连附近的群山都随之动摇，因此，历史上也称他为“伊凡雷帝”。在他执政期间，俄罗斯开展了以司法、行政和军事为主的全面改革。
为推行新政，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必须削弱大贵族的势力，争取中小贵族的支持。因此，伊凡四世在全国实行特辖区制度，将土地富饶、商业发达、具有军事价值的地方定为沙皇特辖区，收回特辖区内大贵族的世袭领地，将其分给中小贵族。为推行特辖制，伊凡四世专门成立了一支“特辖军”，用来镇压大贵族的反抗。据说这些特辖军身穿特制的黑袍，骑黑马，马鞍上挂一个狗头和一把扫帚，表示他们要像狗一样忠实，把敢于违令者清扫干净。据统计，在特辖制实行的7年时间里，有4000名大贵族被杀，还有万名无辜百姓丧命。由于嗜杀成性，手段残暴，伊凡四世又获得了“恐怖伊凡”的绰号。通过特辖制的实行，伊凡四世沉重打击了大贵族的割据势力，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将国家政治、经济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沙皇手中，使俄国的君主专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刚刚统一的国家需要整合各地区的力量以加强皇权，更需要为满足贵族和商人对土地、农奴和财富的渴求而积极地对外扩张。在这种背景下，伊凡四世不惜国力，连年发动对外侵略和兼并战争。由于北方海域封冻期长，此时的俄国还基本算作内陆国家。为了获得出海口，伊凡四世采取了向南防御、东西进攻的方针，即先征服东部的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个较大的汗国，接着转向西线，大举进攻立沃尼亚。立沃尼亚是控制波罗的海的要地，因此一直是周边众多国家竞相角逐的舞台。俄罗斯的加入，使这场争夺最终演化为一场几乎席卷所有波罗的海国家的长达25年的混战。1583年，立沃尼亚战争结束，俄国企图夺取出海口的初次尝试宣告失败，仅仅保住了芬兰湾沿岸一小块地方和涅瓦河河口。但是经过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