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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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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谓:“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
纪焉,有休详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
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
之遗事。”所以,《汉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从目的到内容,都很明显地是为统治者服
务的。
    就其驾驭能力来说,荀悦并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去“钞”《汉书》,而是在运用编
年体方法的同时,又成功地加入了一些纪传体的记叙方法,这是《汉纪》不同于前些编
年史书的特点。他记叙人物活动或重要事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或补叙前因,
或备述后果,或兼及同类人等事物。如记人物事迹,采用纪传史书的“人经事纬”证叙
方法,以人物为本位去编排史事,从而克服了过去编年史记人不完整的缺点。所以,尽
管《汉纪》仅有《汉书》4分之一的篇幅,但西汉一朝所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典
章制度等,却都有条不紊地被记载下来。
    再者,《汉纪》在编编《汉书》的同时,还加进了一些《汉书》没有,或虽有但简
而不详的史料。如西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铜马的事迹,就比《汉书》记载较为详细。
    注重史论是《汉纪》又一特点。荀悦与班固眼光并非完全相同,所以在编撰过程中,
他于特别加重之处,常以“荀悦曰”的形式加以申述自己的政治和史学思想。如文帝十
三年六月诏“除民田租”一事,班固等多只以惠政而加称颂;而荀悦则尖锐指出当时
“豪强富人占田逾制,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
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客观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又指出:
    “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真是精辟之论。
    又如批评汉武帝修陵墓,也颇为可取。另外,《汉纪》还可校补《汉书》脱文。如
孔安国献古文经书,因巫盅之祸来立学官之事。《汉纪》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记曰:
“孔安国家献之,会巫盅事,来列于学官。”而《汉书》的《艺文志》、《楚元王传》
似皆缺“官”字。
    最为重要的是,自《史记》、《汉书》行世后,纪传体成为撰写史书的主要形式,
兴起较早的编年体反而无人过问。自荀悦《汉纪》成书起,编年体形式的著作才又稍见
通行。而且经荀悦之手,更加完备,成为与纪传体共行的一种史书体裁,为我国史学发
展开拓了广阔道路。其后晋人袁宏的《后汉纪》、孙盛的《晋阳秋》、南朝沈约的《齐
纪》以及北宋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皆深受《汉纪》影响。所以,《汉纪》在中
国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汉纪》自北宋天圣年间后,已无善本,今可见者,以《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嘉靖
年间刊本为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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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后汉书》、《续汉书》




“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
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帝后纪10卷,列传80卷,记载了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其间200
余年的史事。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
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时代即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也深深体味了世态炎凉。在刘
宋政权中,他虽担任过很多官职,但一直受到权贵们的打击排挤。他一生愤世嫉俗,具
有突出的异端性格。他曾写作《和香方序》,影射攻击当朝权贵,因此受到权贵嫉恨。
48岁时,他牵连进刘义康谋反案,被朝廷处死。他还著有《汉书缵》、《百官阶次》等
书,班已不存。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
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
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
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作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
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
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
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
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
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其它如《宦官列传》的序、论,言东汉
“衅起宦夫”的原因和“阉尹倾国”的过程,《党锢列传》序,言两汉风俗之变,都合
情入理,切中时弊。
    《后汉书》对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在《逸民传》
中,他借汉阴老农之口,指责汉桓帝“劳人自纵,逸游无度”。在《张纲传》中借张纲
之口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一语勾勒出当时政治的黑暗。书中还往往将统治阶级
的暴虐与农民的受苦受难联系起来记述,对农民阶级的痛苦遭遇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范晔非常重视节义。他对东汉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势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视死
如归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颂扬,也对全节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赞赏。他通过陈蕃
的事迹说明:“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阨之中,
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
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
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后汉书·陈蕃传论》)对于那些隐者,则写他们“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
公”。(《后汉书·逸民传序》)李固、陈蕃等党人与逸民相比,或以入世为义,或以
遁世为义,他们节义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但是在死亡的威胁和诱惑下,屹然无所动摇,
始终表现出对邪恶与权势倔强高亢的风范,在节义的精神上,他们却是一致的。范晔热
情讴歌他们抗节不屈的精神,对于当时只知保全禄位的世族来说,是个不小的讽刺。对
于中华民族高尚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形成,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范晔有无神论思想。他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曾想著《无鬼论》来反驳佛教转世说。
临死之前,他还向政敌宣称:
    “天下决无佛鬼。”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他批评佛教教义“好大不经,奇
谲无已”,指出智者不应相信精灵起灭,因报相寻的说教。对于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
神学迷信,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当时流行着光武时的中兴28将就是天上的28星
宿的说法。范晔指出: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28将只是能顺时立功的志能之士而已。
他慨叹东汉帝王迷信图谶,把学术引上了歧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词谨免,
贾逵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后汉书·贾逵传论》)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
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
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烦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
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
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
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为再现东汉历史面貌,范晔在著述体例上下了一番功夫。
    他特立《皇后纪》以反映东汉时期皇统屡绝,权归女主的政治状况。他在书中新立
了一些类传,从不同角度反映东汉的政治、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宦者》与《党锢》
两传记宦官与党人两股势力的对立与消长。《文苑传》记词章之士。
    《独行传》记特立卓行之人。《逸民传》记隐居不仕的高士。
    《方术传》记科学技术和谶纬神学。《列女传》记才行优秀的妇女。这些类传的增
设,不仅使东汉200年间的历史得到比较完整的反映,也进一步扩大了纪传体史书记述
史事的范围。
    《后汉书》的文字优美流畅、热情奔放,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书中的论赞是范
晔用力最多之处,一般都具有精湛思想理论、深刻历史见解与高超文学技巧相结合的特
点。范晔自己对此也很自负,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
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
《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他特别欣赏自己在史论之后所加
的赞语:“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
之。”(《狱中与诸甥侄书》)细阅全书,可知他这些话大体是不错的。
    在范晔之前,曾有数人写过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范晔《后汉书》因为有诸多优点,
所以它行世以后,其他各书就相继亡佚了。范晔本打算写一部由纪、志、传三部分组成
的百卷《后汉书》,以踵续班固的《汉书》。可惜志的部分还未来得及撰写,他就遭到
了杀身之祸。南朝梁人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取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
入范书。因此,现在通行的《后汉书》是范晔所撰纪、传及司马彪所撰志的集合品。
    司马彪字绍统,是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他专精学习,博览群书,不事
交游。公元306年死去,时年60余。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80篇。其书是以谯周所
删削的《后汉史》为蓝本,又补入安帝、顺帝以下之缺而成,在诸家后汉史中是较好的
一部。现在除志被并入范著《后汉书》外,其余部分大都亡佚。《续汉书》的八志有
《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
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
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
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
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
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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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后汉纪》




“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后汉纪》是编年体的东汉史。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
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
    全书30卷,21万余字。
    《后汉纪》的作者袁宏(328—376年),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
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时代就
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他曾作过桓温等人的幕僚,后来任东阳郡太守,49
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也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后汉纪》、《三国
名臣赞》现仍存世,《东征赋》、《咏史诗》、《竹林名士传》等都已失传。
    《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
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
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
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
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
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
一些。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
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
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
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
    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
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
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
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
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
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
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
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
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
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
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
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
    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
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
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
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
“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
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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