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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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
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
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
‘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
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虽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宪名重于海内”。这里所写
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
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
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史材料。
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
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
《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序》里系统阐
述了自己的撰史观点：“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
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
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
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
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历史著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
是指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说的。另一个就是扶明义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
他认为对第一个作用，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而后一个作用，则发挥得相当不
够，所以他要在书中弥补前人的不足，“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的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
他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集中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
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的规律和永恒
不变的准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
夺汉家天下的行为，也作了批评。他指出汉朝还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
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
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他对汉魏替兴的看法与陈寿截然不同。他以
名教观点看历史事变，对后来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是有
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操，实际
上是在讽刺桓温。
名教的另一个方面是规定一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宏在书中反复阐述了人们应遵
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纲五常等人伦准则的思想，摆出了一副说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
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他强调天下形势就如同下棋一样，是变化多端
的，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规，而应随时随地改变礼制、政策等。这样的看法，还是很
难得的。
袁宏还主张百家并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反对皇帝奢侈，反对酷刑和滥刑，
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教为先，继承和发挥了某些儒家传统思想。
《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对佛教教义作了宣扬。在史书中以正式记载
的形式称颂佛教这是首例。袁宏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当时正宗学者的特点，
反映佛教势力已经侵入了史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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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三国志》
“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三国蜀后主建
兴十一年（233年），去世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享年65岁。他少年时就有志于
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
究。蜀汉时，陈寿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后受权贵排挤去
职。蜀汉灭亡后，他在西晋政权中任过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侍御史等官职。陈寿还
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
亡佚了。
《三国志》写作于西晋统一全国后不久。全书共65卷，分为《魏书》30卷，《蜀书》
15卷，《吴书》20卷，记载了黄巾起义之后到晋灭吴将近100年的历史。其中《魏书》1
—4卷是帝纪，《魏书》其他部分和《蜀书》、《吴书》全部都是列传。
《三国志》成书后就受到时人推重，人们赞誉它“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辞多
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卷82《陈寿传》）这确实道出了《三国志》
的特点。
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三国时期历史复杂，三个政权并
存，在史书上如何恰当地反映这种情况，是颇费斟酌的，陈寿对此处理得比较得当。
《三国志》以魏为中心，为其帝王立纪，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时陈寿又为蜀和吴单
独写书，与《魏书》实际上并无统属关系。三书分开各自是国别史，合起来则是三国史，
用三国并叙的方法，反映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这个作法，对于后世史书编写有一定
影响。唐初李延寿撰《北史》、《南史》，实仿其体例而稍加变革；元修宋、辽、金三
史，也是受其启发才确定了撰写体例。
三国志篇幅较少，却很全面地介绍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历史变化情
况。陈寿以《魏志》诸纪提挈起历史大事，作为全书的总纲。又分别以魏、蜀、吴三书
记述三国鼎立的开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
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
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
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等等，清晰地描画了三国兴亡的脉络。当代史学家白
寿彝先生说：
“《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中
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51页）。这话是很确实的。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
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
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
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
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
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或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
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
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
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
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
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
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
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
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
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
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
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
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
时代风气。
“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揭示了《三国志》的思想特点。
明乎得失是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治军理政，同时也指门阀世族如何在纷杂
的政局中看清得失利害，保全身家。有益风化则指有利于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有利于维
护世族利益。
陈寿在书中宣扬了君权神授思想。在《武帝纪》中记曹操破袁绍后，交待50年前就
有黄星出现，预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权的兴起。记曹不称帝时，又讲有黄龙出现在曹操
的故乡。对于蜀吴的称帝，陈寿也点明是天意所在。从这种天命论出发，他赞成前朝旧
臣变为当今新贵，却指责失败的政治家不识时务。按陈寿的看法，朝代的兴替由天意决
定，谁建立了政权，谁就是天命攸归。服从新朝也就是顺从天意，这是符合当时世族的
政治利益的。当朝代变化频仍的时候，只有这样，世族才可进退裕如，尽量免遭损失。
书中很重视杰出人才的历史作用，对于诸葛亮、曹操、刘备、孙权诸人的能力与历
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写与叙述。对于人事、人谋对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影响，书中
也作了大量记述，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重人事与重天命思想复杂地交织在一
起，构成了《三国志》的矛盾特性。
陈寿还通过历史人物宣扬了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
书中记臧洪率东郡军民抵抗袁绍，最后全城战死的事迹很有代表性。当城中内无粮
草、外无救兵时，臧洪让手下吏士各自带领家小逃走，手下之人都坚决要求战死到底。
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后，主簿从内厨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分给全体
将士，又“杀其爱妾，以食将士”，感动得“将士咸流涕，无仰视者”。最后“男女七
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三国志·吕布臧洪传》）。陈寿在这里表示了他对节
义的向往，也写出了书中较为生动的片断。他宣扬忠贞节义与宣扬顺天达命，勉为新朝
臣僚的作法，好像是互不相容，其实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顺天达命，
袍笏登场，世族中的头面人物要随波逐流，以保其荣禄富贵；忠贞节义，死而无悔，世
族的部属们却要全忠仗义，为主子而慷慨赴死。他们维护了封建伦理，也维护了世族的
根本利益。
《三国志》深深地打着时代的印记，准确反映了这一时期世族门阀政治的特点和时
代的需要。
《三国志》只有纪传，没有表、志，缺少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记事过于简略，提供的历史资料不够丰富，是它的又一缺点。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弥补了《三国志》记事简略的缺点。裴松之（372—451年），
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他的《三国志注》引书200余种，补
益了大量史实，人称《三国志》功臣。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归纳他作注的体例有六：
“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一曰参诸家之说，以核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
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
同类。”这个归纳是准确的。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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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晋书》
“铨次旧文，裁成义类”
在五代纪传修成10年之后的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决定重修晋史。他组织
了一个人员众多、人才济济的修史班子，从当年开始工作，经过不到3年的时间，于贞
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了130卷的《晋书》。唐太宗亲自为书中的《宣帝纪》、《武
帝纪》和《陆机陆云传》、《王羲之传》写了论赞，所以《晋书》旧题“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晋书》是真正成于众手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参加修撰的人员如果算上唐太宗，则
有22人之多。这个写作班子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房玄龄等3位监修负责全面领导，来
济等14位撰稿人分别撰写各部分稿件，考证类例的令狐德棻等4人则负责全书的发凡起
例和审正定稿工作，其实就是全书的主编。这样的分工组织，保证了全书的顺利修成，
也为后世分工合作写作史书树立了一个样板。
两晋南北朝期间，有多人撰写过晋代历史。唐太宗下诏修《晋书》之时，还有十八
家晋史传世，这十八家中有纪传体八家、编年体十家。唐太宗认为这些史书有的繁杂寡
要，有的空洞鄙陋，有的记载不全，都不能使人满意，这是重修《晋书》的外在原因。
借修晋史之机宣扬囊括华夷的大一统思想，为自己以至后来的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
则是更重要的思想动因。唐修《晋书》问世，十八家晋史全部亡佚，说明新书确有胜于
旧作之处。
《晋书》有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述西晋武帝太始元年
（265年）到东晋恭帝元熙九年（420年）两朝共156年的历史。书中还追述晋的先世司
马懿等自汉末以来的事迹，旁及十六国的君主和名臣，包罗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烦杂纷乱之感。《晋书》
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
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
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
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
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
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
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
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
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