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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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
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
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建都，其次，是否适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
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
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
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
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
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当他开始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
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扰”，顾不上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
见于篇中”。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
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历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
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
之处。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在《读史
方舆纪要》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
针。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读史方
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
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
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
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代
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了
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
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
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
　　　　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
　　　　《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
　　　　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
引，取材十分广泛。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
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
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同进行考核。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
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而已。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
尽管全书考证严谨，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
乏只有从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当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加上
全书仅为顾祖禹一人独撰，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但这些并非其主流，毫不影响它闪
耀于历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辉。
　　　　《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
胜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
《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
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至今仍成为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
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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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大清一统志》




内容最丰富最完善的地理总志
　　　　《大清一统志》，清朝官修地理总志。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道光二十二
年（1842年），前后编辑过3部：即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嘉
庆重修一统志》。
　　　　康熙《大清一统志》。清自努儿哈赤统一长城以北，世祖灭大顺、大西，至康熙三
年（1662年），最后灭南明。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二十四年（1685年）又
击败沙俄侵略者，国内出现了空前稳定的局面。同明代相比，无论是政区、边界，还是
职官、户口、田赋、物产等，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为了全面了解并掌握国内的情况，
进一步治理国家，次年三月，圣祖下令编纂《大清一统志》，以反映当时国内变化了的
情况。其体例，基本仿照《大明一统志》。由于工程浩大，特别是地图的绘制，资料的
收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同时人事又有很多周折，断断续续，以致圣祖于康熙六十
一年（1722年）去世时，这部总志尚未完成。
　　　　世宗继位以后，重加编辑。可是迄雍正十三年（1735年），仍未完成。高宗继之，
至乾隆八年（1743年），才最后成书，俗称乾隆旧志。又因为该志的时间至康熙时为止，
故世人称之为康熙《大清一统志》。
　　　　全书共342卷。排次为京师、直隶，然后是各省。直隶及“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
图表，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职官、次户口、次田赋、次名宦，皆统括一省
者也。
　　　　其诸府及直隶州，又各立一表，所属诸县系焉。皆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
次风俗、次城池、次学校、次户口、次田赋、次山川、次古迹、次关隘、次津梁、次堤
堰、次陵墓、次寺观、次名宦、次人物、次流寓、次列女、次仙释、次土产。”（《凡
例》）其后续修、重修，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个体例。
　　　　乾隆《大清一统志》，是反映雍正元年（1723年）至乾隆时期国内情况大变化而续
编的。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三年（1725年），将青
海北部的厄鲁特蒙古诸部分编为29旗（其中和硕特部为21旗、辉特部3旗，土尔扈特部4
旗，喀尔喀部1旗），又将大喇嘛察罕诺们汗所属的蒙古人分为4佐领，青海南部的藏族
分设40个土司，上设西宁办事大臣管辖之。雍正五年（1727年），又平定西藏阿尔布巴
之乱。九年（1731年），晋封颇罗鼐为多罗贝勒，使之办理西藏事务。至乾隆十五年
（1750年），其子谋反伏诛，清政府设驻藏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分驻前藏和后藏，统
领西藏事务。二十年（1755年），平定准噶尔。二十二年（1757年），再平阿睦尔撒纳
叛乱，二十四年（1759年），又平大、小和卓木之乱，定南疆，于是设总统伊犁等处将
军及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管理新疆地区。与此同时，内地和东北、内外
蒙古地区的政区、赋税、人口等，也有大小程度不同的变化。这样，原来的康熙《大清
一统志》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了。于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高宗下令续修
《大清一统志》，以反映变化了的情况，满足当时的需要。
　　　　续编《大清一统志》，首先要测绘、制作青海、西藏、新疆地区精确的地图，编写
《西域图志》等边区的图书，并动员各省官员收集、整理、上交有关《大清一统志》所
需的资料等，工程也相当大。因此，历时20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10年）方才完成。
　　　　全书共500卷。其体例与康熙《大清一统志》相同，只是增加了新疆地区和雍正至
乾隆时期的变化内容。就这一点来讲，它比前者进步，价值要大。
　　　　《嘉庆重修一统志》。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中国国内的情况又有很大的变
化，其中包括田地日辟，田赋日增，户口日盛，人物日多，物产渐丰，政区变迁，等等。
为了补充乾隆四十九年至嘉庆年间的这些变化，嘉庆十七年4月，仁宗下令重修《大清
一统志》。这次重修也经历了30年，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才完成。因为开编于
嘉庆十七年，取材内容也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止，所以称为《嘉庆重修一统
志》。
　　　　全书共560卷，另加凡例、目录二卷。其体例是在前两志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补。
例如：在直隶承德府增加了“行宫”门，在各省统部“田赋”之后，增加了“税课”门，
等等。最主要的是增加了乾隆《大清一统志》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间各方面的变化，同
时对前志的某些内容进行了一些补充。
　　　　《嘉庆重修一统志》的排次是：“首京师，次直隶，次盛京，次江苏、安徽、山西、
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
贵州，次新疆，次蒙古、各藩部，次朝贡各国。”“自京师以下，每省有统部，总叙一
省大要。各府、厅、直隶州自有分卷，凡所属之县入焉。蒙古各藩统部，分卷悉照各省
体例。”（《凡例》）有新增者，则另标出。
　　　　这次重修，是在两志之后，收集的图书比两志多，特别是有关边疆地区。如采用的
群书中，自国史之外，新增加的有：《日下旧闻考》、《热河志》、《盛京通志》、
《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平定金川方略》、《天下舆
地全图》等书，旁搜博采，“然后确切参稽。”这些新图书和乾隆《大清一统志》以后
至嘉庆二十五年的新资料一起，“并照体例登入，”（《凡例》）因而内容较前两志丰
富而且准确。
　　　　在《嘉庆重修一统志》里，凡是新增补者，都一一加以说明。如“府、厅、州、县
有升降分含者，府与直隶州、厅自立专部，即于‘建置沿革’门叙清源流及升降分含年
分，其各州、县，除于所辖府、州下详载外，仍于本条兼注。”又如：
　　　　“直、省修葺及新建之城池、学校并海岳江、河神庙与诸寺、观等，凡在嘉庆二十
五年以前奉旨修建及赐名者，均据各省来册备载外，其各书院及津梁、隄堰等，有经某
官、某人增建增修者亦载入，”并且注明。“职官有增设、裁汰者，于本条下注明。”
“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向设有土司官员，历年有裁汰、停袭，《续志》悉仍前志。”
今按嘉庆二十五年前所查之各省来册修改。“河工海塘事宜，谨遵嘉庆二十五年以前所
奉谕旨及督抚河臣奏疏所陈节，载于各省河、海条下。”陵墓、名宦、人物，凡自乾隆
元年（1736年）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新增者，一律补入。“外藩各部，自内扎萨克、察
哈尔至喀尔喀、青海、西藏诸境，俱详核其山水、形势之迹，及封爵、旗分添设移改，
并世袭传次之数，照理藩院册籍登记。”
　　　　“乌里雅苏台设有将军一，参赞二，统辖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喀尔喀四部官兵，
会办库伦以西事务，并设办事司员，旧志未经晰载，今详考晷度、山川、卡伦、台站，
自为二卷，附于新疆志之末。”（《凡例》）
　　　　《嘉庆重修一统志》不仅仅是嘉庆二十五年以前的清代地理总志，而且也包含了以
往各代的地理志内容，因此，成了每一个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必读物，而受到
官方、学者的重视；同时，它也为我们研究清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可见，它的价
值和重要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部地理总志。
　　　　它的最大缺点，是只反映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止。由于编辑者中学术水
平不一，其中不少内容存在错误，封建糟粕也不少；还有，它把当时派使臣来华的所有
国家，统统称作“朝贡各国”，列为专门，排于书尾，根本与事实不符。
　　　　然而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是封建时代任何一部官修地理总志所不能避免的。但是，
这并不能否定《嘉庆重修一统志》伟大的学术价值与重要性，也不能掩盖它在世界历史
地理著作中的光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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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孙子兵法》




“武学之圣典，兵家之绝唱”
　　　　《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期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所著的一部军事经典著作。
　　　　孙武的生卒年月现已不可考。他本是齐国人，后移居吴国，因擅长兵法，被吴国大
臣伍子胥推荐给吴王阖庐。孙武将其所撰兵法13篇献给吴王，阖庐遂以孙武为将，出兵
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扬名诸侯之间。孙武最后终老于吴国，葬在吴都巫门外。
　　　　《孙子兵法》的主要思想和内容出自孙武。但后人因《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
子兵法》有82篇，图9卷，而多认为13篇是曹操削除繁冗，取其精粹而成。又有人因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即《孙膑兵法》久已失佚，后世流传的只有一部
《孙子兵法》，而认为13篇出自孙膑之手。不过，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
一部《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的残简，以及记载孙武言行的70余枚竹简后，学者们
已多倾向于13篇应出自孙武之手，82篇则是孙武后学所著，是用以补充和解释13篇的。
　　　　《孙子兵法》共有13篇，各篇均有其主题思想，但又构成一完整的思想体系。
　　　　《计》篇论述的是能否进行战争的问题。孙武指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
大事。“道”、“天”、“地”、“将”和“法”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要素。
“道”指使人民与统治者同心同德；“天”指昼夜、晴雨、寒暑等气候时节和天命、人
事、道义；“地”指土地和地势、地形的高下、险要、平坦、距离的远近，攻守进退的
利弊；“将”指将帅的智谋、赏罚必信、爱抚士卒、英勇果断和军纪严明；“法”则指
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职责的划分和管理，以及军需物资的供应、管理。
　　　　孙子认为，从这五要素出发，根据国君是否贤明，将帅有无才能，“天”、“地”
二方面的条件如何，法令能否贯彻实行，兵力强弱与否，军队是不是训练有素，和赏罚
是否分明，可以预知战争的胜负，从而采取适当的对策和相应的行动。
　　　　《作战》篇主要阐述的是如何进行战争。孙子认为，战争的清耗和战费的开支是十
分庞大的，战争旷日持久势必危及国家的存亡。所以，他主张速胜。此外，为弥补己方
的消耗和削弱敌国，他又主张“因粮于敌”，“胜敌而益强”。
　　　　《谋攻》篇主要论述了如何进攻敌国的问题。孙子主张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取得
最大的成功，即力求不战而胜，不靠硬攻而夺取敌城，不需久战而毁灭敌国。所以，为
实现这一目标，他就特别强调以谋略取胜，指出：用兵的上策首先是以政治谋略取胜，
其次以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取胜，下策才是攻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
需要知己，还要做到知彼。
　　　　《形》篇主要讲如何利用物质之“形”来保全自己，取得完全的胜利。孙子认为，
只有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和寻求战胜敌人的时机，才能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