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9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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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除此而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的诱发？
答：是的。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将近二十年了，由于一直在大学出版社，基于出版社本身的定位，我编辑了不少学术著作，有些是自己策划的，也有一些是社里分配的任务，但无论哪种情况，这些学术著作的销售都很不好，说起来令人气短。我不敢说这些学术著作都是精品，但是，这些著作之中，确实有不少是很有学术含量的，内容厚重，在学术积累与文化传承方面绝对有不可忽视甚至无法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让人苦恼的是，即便是学术精品，即便你辛辛苦苦地编辑、加工、制作，出版以后仍然遭受冷遇，销售量基本在一两千册，达到三千册就很不错了，很少有五千册以上的。有些著作的销售还达不到一千册，最惨的还不到五百册。这是我自己亲身遭遇的，因此，我对学术著作的市场潜力大感困惑，真不知道市场到底怎么了。
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多，一部学术著作仅能销售一两千册甚至几百册，真是无法想象，不可理喻。
问：你说的学术著作的发行量，我也基本清楚，各个出版社似乎都差不多。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不过，出版界流行“两个效益”之说，学术著作发行量虽然很少，经济效益无足观，但是否可以说，它还是充分实现了社会效益这个功能呢？
答：恐怕还不宜这样乐观地评估。虽然我基本认同两个效益的提法，但我同时认为，除了极个别的例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不宜分开来谈的。按我的理解，如果没有一定的销售量，学术著作的社会效益是很难产生的，因此也就无法谈到社会效益的充分实现。你想啊，一部学术著作凭什么实现它的社会效益？当然是通过读者的购买、阅读、消化、吸收。只有读者接受了，著作者的思想、观点才能寻找到传播的依托，著作者的辛勤劳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学术著作的社会价值才能有实现的途径。如果一部学术著作出版以后无人问津，除了有限的赠阅，基本无法传播，社会效益如何体现？社会价值在哪里？著作者不是在做无用功吗？
现在，我们一般谈图书的“双效益”，其实就是想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起来，避免人为的割裂。这反映了出版界的观念转变与理性思考，是符合时代潮流与出版规律的。尤其是当下，各界充分强调出版社作为企业，必须按照企业的运作模式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剖析这个问题就更有现实意义。
问：这样说来，你是想通过《大学名师讲课实录》这个项目的运作，为学术图书寻找一个出版方向？
答：确实如此。正是因为痛感学术著作发行太难，我曾经多年反思，一直在琢磨为什么学术著作发行乏力。我觉得，除了大家都感受到的流通环节不畅——缺少有力的中盘，销售商对当地市场的需求估计不足等——导致供需脱节——在出版社销售难的同时，还存在着读者买书难——之外，恐怕还有学术著作本身的原因，或者说，还有著作者自身的不足。
不知你是否有同感，我个人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我们的学术著作大多面孔严肃乃至刻板，语言瘦硬生涩。尤其是那些涉及西方学术的著作，不少不仅“涩”，而且“晦”，让人弄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大概著作者本来也没怎么弄明白，一味引用、推演，越闹越糊涂。这还是就内容比较优秀的著作而言，排除了那些仅仅为出版而操作的所谓“著作”。我就纳闷了：这些著作者是不是诚心要让人感觉莫测高深、望而却步？否则，为什么要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弄得那样云遮雾障甚至面目可憎呢？难道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大众所接受吗？我真的很怀疑，有些著作者是有意为之，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学问。
撇开他们的动机不说。问题是，大家都这样弄，久而久之，学术著作给人的印象似乎就定格了，其市场生命力也因此而萎缩、干枯乃至绝灭。
但是，这样不行啊！不仅学术自身必须生存与发展，我们做出版的，对弘扬学术也有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我们得想辙。于是，我想到了做一套《大学名师讲课实录》，做出与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面目迥然不同的风格与样式，希望以此别开生面的形态为学术的普及与大众化趟出一条路子。
其实，与其说这是一个出版方向，毋宁说是一种出版形态。“讲课实录”的学术内涵并不因其形态所拥有的亲和力而减弱，事实上，我在策划、组稿时恰恰是首先强调学术的分量。这与以往所理解的学术著作没什么两样。
问：在具体组稿时，你如何界定“大学名师”呢？有没有标准啊？
答：标准是有的，否则就无从着手了。我这里对“大学名师”的理解，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学术造诣精深，在本专业里属于国内优秀学人，甚至是领军人物；二是深请教学艺术，课堂教学效果好，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引人人胜。
我们都是从大学里出来的，你也清楚，对于教学艺术，不同的大学教师，体悟与把握、运用之优劣高下，简直有天壤之别。教学艺术是最能体现教师的教学智慧的，精通教学艺术的教师，往往让学生事半功倍，并能开发学生的智慧潜力。《礼记‘学记》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课堂教学艺术，不仅涉及教学内容的新颖与深刻，也不仅是一个教学方法的问题，还关乎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也就是组织与运用语言的能力，如逻辑严密、条理清楚、循循善诱、妙趣横生、语调抑扬、充满激情等，都是令人神往的境界。《学记》强调“能博喻，然后能为师”，是经典论述，
多样性、复杂性与自然化
■ 鲍 磊
简·雅各布（Jane Jacobs）是美国著名的城市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家和城市经济学家，曾著有《城市和国家财富》《分裂主义问题》《城市经济学》《系统生存》。其中《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是其最具代表性的力作，该书的出版确立了她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上难以动摇地地位。该书自1960年代出版以来，其中的许多观点已广为世界各国城市研究者和规划者所接受。
雅各布以其独特的视角，探讨了人行道对于安全、人际交流的作用；邻里关系的构建及其对更大的组织和城市所具有的功能；贫民窟转化和再生逻辑。她还考察了殡仪馆和其他公共性服务设施的作用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行动。正是在日常生活的观察上，雅各布产生了自己的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新理念。
雅各布写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时候，正值现代主义、功能城市规划的方案处于鼎盛时期，对此雅各布并不讳言自己的立场，而是对那种城市规划教条进行了全面的挑战。在本书的开篇，雅各布就声称：“对当今城市规划和重建进行攻击……攻击那些刻板的、正统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准则和目标。”（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New York：Radom House，1989。）当然，雅各布并不满足于仅仅攻击和批判，她也积极“探索城市规划和重建的新的策略与原则”，她的策略与那些规划和建筑学派是完全不同的。
一
雅各布与传统的城市规划和设计者的不同之处是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具体说来，就是她的城市生态学观、民族志研究和女性主义的视角。
雅各布并不像勒库布希耶、霍华德那样从“空中”看城市，而是像日常的步行者那样来看待城市，她从街道开始，对邻里、人行道、交叉路口及其他的公共空间进行了深入的微观民族志研究。它将日常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应用到城市研究中。在对波士顿一个区域的考察中，雅各布这样描述道：“每天街上都挤满了行人，因为附近的便利店、杂货店、话吧、餐馆、顾客和其他高度密集。这个地方人们用来购物和闲聊……这些人中，是朋友的不多，但都相互认识，这个过程是逐渐积累的，街道越是繁忙越吸引人。”在民族志研究方法中，雅各布十分重视非正式的秩序和服务的作用，她认为，与农村人那种面对面依靠个人的声誉生活相比，城市人依靠更多的生活协议（Sidewalk Terms）来保持秩序，秩序就体现于人们日常实践的逻辑。
雅各布城市生态学的观点提倡的是一种城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反对单一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正像生态领域那样，城市社会也不能过于单一，这样才能产生“城市的生态链”，城市也才能保持自身的生态活力。当然。“不同用途错综地交结在一起并不是混乱，相反它们代表了一种秩序的复杂和高级的发展形式。”像自然生出的多样性森林一样，不同种类的商店、娱乐中心、服务和住房选择，以及复杂多样的公共空间是有活力和可持久的，也是城市规划和设计所必需的，在雅各布眼中，城市应该是有机体，是有生命的结构。
最后，雅各布运用了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城市规划和设计。雅各布的女性主义立场和“妇女的眼光”得出了那些男人很难得出的结论。雅各布经验的城市并非仅是那些日常工作奔波或获得产品和服务的地方，它更多关心的是那些工作之外出现在街头的日常生活：母亲推着婴儿车、儿童玩耍、店主服务顾客、情侣散步等等。因此她关注的更多是公共空间中的人际活动。雅各布认为城市规划教条要想避免失败，就需要性别的视角。
二
我们前面已经论述了雅各布的城市规划思想是对正统理念进行抨击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勒库布希耶到霍华德，从美国的城市到其他国家的城市，都成了雅各布批判的对象。因此论述雅各布的城市规划思想，也很有必要考察她对那些城市规划学院的正统教育所做的批评。
首先，雅各布反对城市规划中的“公式化设计”和“标本制作术”。雅各布认为，正统或学院派的城市规划倾向于几何学上的整齐外表、有秩序地整体美学观、建筑形式的复制和标准化；偏向于那种流行的规划技巧和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模型。在他们眼中，城市规划成了“艺术的条条”。“现代城市规划一开始就带着现实的目的，要将城市变成纯粹的艺术工作。”而这一切，在雅各布看来，正是规划者最根本的错误，也是城市总体规划失败的病根。为此，雅各布强调规划设计和重建要注意经验秩序，把城市看作复杂的系统，探索城市的深度含义。
其次，雅各布在对城市设计和规划多样性的探索和对单一性、简单化的批判中，倡导城市设计的多样化、交叉用途和复杂性。交叉用途较之于那些单一的、简单化的城市社区规划和设计具有很大的优势。雅各布通过考察公共安全、民间信任、街头协议的微观起源，充分证实了混合用途和复杂性的重要。正统的城市规划强调关键的因素，以简单的形式把人类的居住地与工作区、商业区相分离。相反，雅各布认为居住地、工作区、商业区相互混合更让人感到有趣，更方便，也更令人感到惬意。雅各布还指出，多样性的关键因素就是地区的混合用途。混合用途与多样性和人口密度是相互协调的。
第三，雅各布重视城市的生态和景观，推崇城市规划的开放性。雅各布宣称，城市规划不是“标本制作术”。作为有机的城市是有生命的结构，它是变动不居，具有突生性质的。其内部联系复杂缜密，规划不慎就会将有生命的组织切除，从而毁坏了关键的社会过程。雅各布将规划者的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实践行为相对比。“城市不是艺术的作品……生活是包罗万象的、错综复杂的，而艺术是任意的、象征性的和抽象的。将艺术和生活相混淆的结果既非生活、也非艺术，而是标本制作术。”雅各布批判霍华德的城市花园设想，因为其规划忽视了“自发的多样性”和流动性。雅各布还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城市景观规划者：勒库布希耶和霍华德，强调既要保护城市历史上形成的多样性（历史景观），也不能毁坏诸如绿地之类的城市的自然景观。
第四，如同哈耶克试图将自然化运用于市场中一样，雅各布也提出将未规划的城市自然化的口号。尤其在城市的景观上，雅各布更是强调“自然化”，反对许多城市规划者的教条。认为他们是短视的、傲慢的。城市应该遵从它自身的运作逻辑和经验秩序。对于雅各布来说，城市的发展有如语言的进化一样，语言在‘‘正规化”的努力下，仍然顽强地表现自身的多彩和多姿。尽管城市规划者试图设计和固定化城市，但城市的内发性和突生性质，不断脱离人为的框框。当然，她虽然强调为规划城市的“自然化”，但并不是一种保守主义，她更强调变化、更新和发明，是对城市新形式的尊重。
最后，雅各布反对城市规划时将空间分隔和功能简化。雅各布提倡城区的混合功能，批评城市规划者将城市空间分隔和单用途区分背后的美学逻辑、科学理性，认为城市不应该过于清晰（单一性），要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复杂性和模糊性。
信号．声誉．合作
■ 鄢本强
法律是否重要？这样的问题或许显得荒谬。法律在维持社会生活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久以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在绝大部分法学家尤其是法律工具主义者看来，法律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他们普遍低估非正式社会控制对实现社会秩序的作用。霍布斯可谓这种法律中心主义观念的典范，他宣称：由于人类竞争、猜疑及荣誉等易造成争斗的天性存在，缺乏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时将导致“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没有国家，人们将“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没有法律，人的生活将“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英＇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但美国的基诺维斯综合症则展示了现代社会对法律的过分依赖和沉湎，这种依赖使法律替代物（诸如自我帮助、逃避、协商、第三方的调解、忍让等）的运用越来越少，导致人们处理自身问题的能力不断退化甚至消失殆尽，完全依靠警方的做法已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要弥合这种法律与生活的断裂则须减少法律本身，因此社会的非法律化可能是现代法制发展的一个方向。
但人们完全可以质疑，在减少法律量之后社会能否通过非法律途径实现自身和谐？埃里克·A·波斯纳在《法律与社会规范》一书中通过对社会规范的分析阐明了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缓解人们的怀疑和怯懦。
生活是智慧的源泉。当前一颇为引人关注的现象是一些针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却堂而皇之的将“工作经验”列为必备要件之一，于是乎莘莘学子被要求在校期间多参加社会实践，弥补经验缺陷；却少有关于该现象成因的分析，企业为何不愿负担培训新员工的成本？波斯纳对此作了精辟分析：假设企业准备让新雇员接受6个月培训，随后的时间利用其技能为企业赢利。在培训期间，企业显然将承受一个只能在雇员工作期间得到弥补的净损失。而问题是，该工人可能会在培训恰好期满时离职，然后带着技能到另一个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