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9期-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南昌反攻部队很多，查阅当时的战斗序列，起码有近三十个师。其中，上官云相以集团军司令官名义指挥第29军，军长陈安宝。阵容很大，竟有六个师的番号和实力。段朗如的79师即属于该军主力。段组织突击队失手后即遭逮捕。陈安宝军长意图息事宁人，想以作战不力为由，将其免职了事。可是上官云相却以个人芥蒂决定杀其头推卸责任，对战区参谋处等高级幕僚的营救以耍赖应之，说是不杀段，他就不抗日了！于是段朗如死于非命，罪名是畏缩不进，谎报军情，贻误战机……
结果是陈安宝只有亲自指挥79师进攻南昌附近的莲塘，遭遇强大的机械化装备的日军反击，很快全线溃退。陈军长卫士死伤散尽，他因为负重伤，又身材胖跑不动，日军追上后竟割下他的头颅带回南昌炫耀。几天后部队才在稻田里找到他的尸体。
陈安宝毕业于保定军校，资格既老，为人也实在厚道，天性不会耍滑头。他作战沉着大气，对下级也相当宽厚。段朗如死后，陈安宝亲自指挥79师，牺牲得很窝囊。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损失二百余将官，以陈安宝、张自忠、郝梦龄三位军阶最高；时间是1939年初夏。
（二）
长衡会战的衡阳方面。1944年夏，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战至最后关头，无奈诈降的10军军长方先觉引致物议纷纷。其实，他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就差点被蒋介石处决。据当时10军预备第10师政治部科长的回忆，部队从株洲向湘北移动，和日军全线接触后，被敌人以优势骑兵突击，很快败北。会战后的作战检讨，蒋介石要处理10军军长李玉堂和10师师长方先觉，幸亏看到友军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上标示日人有近四个师团的兵力，他才转变语气说；“现在证明，预10师阵地前有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就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能抵抗一天，还算不错。”（《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第156页）但蒋介石这样讲道理的时候还真不多，对部队将领的处理就全然视乎其心情，心情好，则情绪通达，有话好说；情绪受阻，他就草菅人命了。
同样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精锐部队，第74军为王耀武所辖：51师李天霞，57师余程万，58师廖龄奇；第4军欧震所辖：59师张德能…—其中，余程万后来在常德会战中几乎被蒋判死刑，张德能在第四次长沙会战后被蒋下令枪毙，廖龄奇即在本次会战后被判死刑。
本来74军是抗日铁军，能征惯战，机警过人，也大胆沉着，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正当他们向北移动的时候，日军倾全力做侧翼包抄。当时的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说“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74军还在行军中，日军的骑兵眨眼工夫就分几路冲来了，立足未稳就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以廖龄奇第58师垮得最厉害，从战区长官薛岳到大本营的老蒋均极为震惊，战役结束后立即召开检讨会议。战区的意思是要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第26军萧之楚（属27集团军杨森指挥），要求严惩。但蒋介石没有处分萧之楚，却把58师师长廖龄奇枪毙了，蒋亲自在军事会议上宣布其死刑，罪名是临阵脱逃。黄仁宇先生说，“廖死留下遗书三封，一呈其母处理家事，一致表弟请结算师部账目，一嘱其妻改嫁。”并请将遗书送蒋备阅。黄先生说，这和蒋本人与其直系亲属的融融家庭欢乐“形成一个尖刻的对比。”（《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同期枪毙的还有97师师长傅维藩，胡宗南的部下，罪名也是笼统的“作战不力，自动后退”。
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的长沙方面。1944年六月中下旬，守长沙的是张德能军长。先是岳麓山（一个师）失守。守城的（两个）师见此，已经草木皆兵。城内部队失去依托，只好自发突围。某日一卫士醒来，见外面江边上，官兵纷纷往衡阳方向逃散，便赶忙推醒张德能，张勃然大怒，冲出去欲加阻止，对于彻底混乱的部队，其效仅如微风撼大厦。
兵败后，张德能与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一起被抓到重庆，虽有军法总监何成浚为之开脱说项，但无济于事。赵子立的命保住了，因他说自己受战区长官薛岳的排挤，实际被剥夺了指挥权——离开战区总部，无法指挥长沙守军。赵还向王耀武说，在守卫长沙问题上，他和张德能军长意见分歧，张军长固执己见，置主力于城内。他虽身为战区代参谋长，但并未履行职权，也未能指挥长沙守军作战。望王耀武千万将此情况报告蒋委员长。最后，上边给的结论是：在长沙作战中，赵子立被张德能架空，未负实际责任，薛岳也不能这样使用一个战区参谋长，因此赵子立无罪释放。而张德能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赵子立、王光伦的《长衡战役》是
“八一三”抗战与
有一个笑话：甲、乙二人商议合本做酒，甲对乙说：“你出米，我出水。”乙说：“米都是我的，如何算账？”甲说：“我决不昧良心，到酒熟时，只还我这些水就算了，其余的都是你的。”老蒋为人，对别人或有收敛；而对他的这些“学生”，他的这种“甲方出水”心理，就像涌地之泉，想掩饰都难！这些事情叠加起来，也就影响了历史。
1937年9月1日，新一期《旅行杂志》又出版了。然而这一期的读者都发现，他们一向钟爱的《旅行杂志》精美的彩色封面变成了黑白色的，杂志的分量也明显单薄了。当然，这是我在2005年对当时读者的揣测，因为不久前我在潘家园看到并买下这本旧杂志时，就发现了它与我原来手中的《旅行杂志》不同。
1937年9月这一期的封面，编者选择了平绥铁路青龙桥的长城。巍峨的长城仿佛是抵御外辱的坚强意志。而上一期，也就是1937年8月号的封面，选取的是西湖仲夏景色，画面中的凉亭与盛开的荷花弥漫着一种舒适、惬意的仲夏氛在敬告读者的文章中，编辑解释了这期杂志发生变化的原因。文中这样写
在九月份稿件将次整理终了时，上海的战事，便已爆发。战事发动之次日——8月14日，黄浦江上空，有过激烈的空军战，炮声和枪声，震动了本志编辑室的窗，编者在这一刹那间，很能镇定，自忖此时宛然如在火线上工作。后来枪炮声格外密集，路上也异常骚动；而一般在黄浦滩观战的人，像潮涌一般的奔至四川路来，编者究竟不是一名战士，虽然方寸不乱，但是环境终于将我们逼走。出了本社大门时，目击中流弹者染着殷红的血，而行人紧张的神态，把这一条繁盛的街衢，顿时造成一个很恐怖的局面。编者在文中所谈的战事就是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1937年8月13日上日军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下午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舰疯狂炮击上海市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8月14日，中国军队向日本军队发动进攻，这天中国空军也初试锋芒。文中作者曾提到了激烈的空军战。旅行杂志社所在地在四川路420号距离外滩很近。在1938年出版的《沦陷前后的上海》中有一篇《上海三日纪》中提到，8月14日，四川路已人战时状态。
《旅行杂志》1927年创刊于上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的大量拥人，城市公共设施、管理职能的完善，加速了都市化的进程；以西方时尚消费为主体的消费文化逐渐形成，市民注重精神层面的消费，形成了所谓的“上海生活”。中国旅行社创办的《旅行杂志》正是这种消费文化的产物；1927年春，《旅行杂志》创刊，设编辑室于上海仁记路110号四楼，由庄铸九总负责，聘请《申报》编辑赵君豪主编务，画家张振宇司美术。
《旅行杂志》初为季刊，季末出版。从＇929年第3卷起，改为月刊，月初出版。《旅行杂志》秉承提倡旅游事业的信念，在刊物设计、包装、纸张等方面力求完美，突破了一般期刊的办刊理念和经营之道，“务实成为国内惟一完美杂志”，从而吸引了中产阶层的眼光，成为他们的必读刊物之一。1930年时，一本16开、100页的《旅行杂志》的售价为大洋3角，同期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每册只售大洋2角，而16开、24页的《生活》周刊的售价仅为3分5厘。由此可见，《旅行杂志》在当时是很奢侈读物了。
谈到奢侈，1937年第9期《旅行杂志》的“敬告读者”中有一段话比较有意思：
把本杂志过去的内容检讨一遍，我们的杂志，除了提倡切实的旅行文字之外，又极力注意到印刷和纸张的精美，每期有很多的图影，封面是用彩色印刷的，这样便花了很多的费用。在这非常时期，如果再讲究这些，我们便是浪费，便是不爱惜物力，更是太无心肝。我们知道，在欧洲大战时，德国为节省纸张计，把新闻印在面包上，看完了重要消息之后，将面包吞下肚去充饥，这种精神是大家值得取法的。
看到这里，我就一直想编辑为什么会用战时德国的例子。后来我想到了《旅行杂志》的后台老板，上海银行家陈光甫恰恰在创办《旅行杂志》不久后，作为江浙财团的一员（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在经济上鼎力支持蒋介石发动了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四一二”大屠杀；之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便迅速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向德国寻求军事援助。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在中德军事合作领域，希特勒见蒋介石政府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交恶、发动“四一二事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与其坚决反共的立场非常合拍，中德军事合作也因此渐人高潮。而在这期间，陈光甫也深深感到了蒋介石对他所在的江浙财团财富的贪婪。
当年支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想不到，十年后，他旗下的《旅行杂志》在1937年第9期，因日本人进攻上海而被迫压缩成本出版以后，国共又有了第二次合作。当然，他更不会也不可能想到，六十多年后，当年他凭着商人敏锐的感觉开创的中国现代旅游业，又增加了一个既时尚又怀古的“红色经典游”的商业冠名。在这个冠名下的很多项目中，有一项就是对于由一批中国富有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完成的一次特殊旅行——长征的缅怀。
在这个特殊旅行——中国红军长征胜利完成后的两个月（1935年12月9日），北京数千爱国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一行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与此同时，厚达200页的《旅行杂志》“十周年纪念特大号”也面市了。有意思的是，在这期售价为大洋4角的“特大号”里，第一篇文章的题目竟然是“导游与爱国”。这是《旅行杂志》十周年纪念征文的第一篇文章，编辑特意在题目下注明了“以收到先后为次序”。当然，这篇文章与当时遍及全国很多城市的抗日爱国运动无关，只是论述了旅行与爱国的关系。文章最后写道：“愿今后《旅行杂志》于记游之中，对于记述往昔贤哲之史料，广为采录，使读者不仅识其地，兼以识其人，憬然于我国人物之伟大，文化之优长，则其认识国家，当尤深切；而爱护之心，当尤真挚也。”
还有一点十分有意思，当年《旅行杂志》上经常露面的两位名人——张恨水和胡适，现在同样被商业化炒作得很红。张恨水是《旅行杂志》的“台柱子”作者，一直为杂志写连载小说和旅行方面的文章，只是1937年第9期上，他连载的小说《如此江山》被迫压缩掉了。而胡适题词的广告则还在这一期上，这则广告是为坐落于上海北四川路上，拥有三百余间客房、高达十层的上海新亚大酒店写的：“新亚酒店的成功使我们深信我们中国民族不是不能过整齐清洁的生活。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一 胡适”。关于胡适与陈光甫，今天的人们或许知道1938年10月后，胡适与陈光甫在美国为国民政府筹款时曾赠陈含“做了过河卒子’’句的诗，但恐怕很难想象胡适这样的大学问家能在陈光甫的杂志上为一家豪华酒店做广告。
写到这里，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青年学生在当年红军长征路上消费“红色经典”旅游时，一边读着胡适的书，一边听着MP3的耳机里由张恨水小说《金粉世家》改编的电视剧的插曲……那么，他又是如何理解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意义呢？1937年8月中旬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展开的，2005年8月中旬之后的中国历史呢？我不知道六十多年后人们对此将如何评价。
伪满洲国的“实话．秘话．谜话
■ 刘晓丽
在日本关东军炮制的伪满洲国，曾流行过这样一种文体，以实有之事为底本，把事件用小说的形式描绘出来，侧重故事性、趣味性、揭密性，同现在的纪实文学、报告小说相类似，他们被称为“实话”或“秘话”或“谜话”。这种文体在当时的大众杂志、报纸副刊都有刊登，且占很大篇幅。
现以伪满洲国时期的通俗文学的大本营——《麒麟》杂志为例，考述出这种文体的基本类型及特征，探求其存在的原因和意义，以此来了解东北沦陷时期通俗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并藉此探讨知识分子在强权统制下抗争的可能性问题。
《麒麟》杂志创刊于1941年6月，月刊，终刊于1945年，历时5年，共刊出44期以上（笔者所见最后一期《麒麟》为1945年1月号，此期没有终刊声明，之后又刊出几期，还不能确知。封世辉先生在《东北沦陷区文艺期刊钩沉》一文中说《麒麟》终刊于1945年3月，即第5卷第3期）。这不是一本纯粹的通俗文学期刊，而是以“安慰民众”、“含养国民情操”为办刊宗旨的大众通俗杂志，但它承载了通俗文学期刊的精神，杂志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刊出了言情、实话·秘话·谜话、侦探、史料、幽默、武侠等各式通俗文学。其中实话·秘话·谜话所见27篇，在数量上仅次于言情小说。通览这些实话·秘话·谜话，可以看出有以下这样几种模式。
案件聚焦型实话。以真实发生的案件为蓝本，大多采取侦探小说的叙事方式，“发案—侦察—歧途—破案”为情节链，对犯案或侦破过程进行详细描述，中间穿插合理想象，叙述过程有意隐去不良行为的社会背景和其他一切因果关系。《麒麟》中的《平定桥惨案》（1942．2：11）、《梨花浴血记》（1941．1：7）、《这一下子就要了三条命》（1941．1：4）、《上海杀人事件》（1943．3：1）、《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1941：1：创刊号）、《两个被判五年徒刑的人》（1941．1：6）等就属于这一类型。
斯琪的《平定桥惨案》，以齐齐哈尔发生的“杀妻屠子”的刑事案件为底本，结构故事，展开叙述。为吸引读者，采取了倒叙的方式；为增加真实性，叙事过程中还穿插了当地报纸的新闻报道。结尾也很独特，用《黑龙江民报》中的一段新闻结束：“平定桥边弃尸案尾声——出力警官受表彰‘本市平定桥边焦尸案，由市警务处之总动员检查，在该案之发生二十六小时内，竟为破案，其搜查之迅速，行动之敏捷，殊为一般人所赞许，现真相大白……”’。作品没有对罪案的动机进行深入分析，把原因归给罪犯金连财的个人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