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9期-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入分析，把原因归给罪犯金连财的个人品行，反将叙事重点放到侦破者一方，赞叹侦破者的迅速和敏捷。这篇实话作品注意叙事策略，是同类型中比较优秀的一篇。
　　若怯的实话作品《梨花浴血记》，以黑龙江乾安县唱字井村一个凶杀案为事件核，采用的叙事策略是言情加武侠，作品的题目“梨花”＋“浴血”，就有了“鸳鸯蝴蝶”＋“武侠传奇”的意味。作品写得有情色有惊险，但格调低俗，对通俗小说惯常技法的模仿明显，不能说是一篇好的作品。
　　《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和《两个被判五年徒刑的人》是另一种奇案的复述。《老余家从此热闹起来了》复述的是桃色案件，儿子和爸爸为了媳妇发生了诉讼。据说此案轰动了新京市（长春），在“最高法院”开庭时，万民空巷。作者李耶抓住读者的心理，写得绘声绘色。《两个被判五年徒刑的人》复述的是一宗冤案。长春的第一位大富豪马金堂死了，抛下百万遗产，二太太想独霸家财，说三太太谋害亲夫，三太太含冤下狱。凌华把这个故事演绎得凄婉动人。
　　这种类型的实话作品，以具有新闻性的案件为主要表现对象，借性、奇、怪、死等元素，来迎合市民的喜奇尚怪的娱乐心理。
　　“八卦名人”型秘话。以名人的隐私或轶事为作品的主要内容。秘话作品主要卖点在选取大众感兴趣的“名人”，女演员、女名流、女土匪等是这种类型要捕捉的对象。《麒麟》中的《吴素秋》（1942．2：7）、《女匪驼龙》（1941．1：5）、《刘明达经理成功史话》（1941．1：4）、《乐府真声》（1942．18—1943．3：3）、《杨宇霆之死》（1943．31）、《宋美龄艳史》（1942．2：11）等属于这种类型。
　　此种类型的作品有的很无聊，如《宋美龄艳史》《吴素秋》，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华北作家亚岚的长篇梨园秘话《乐府真声》即是。亚岚，北京人，“在一般大众小说家中最为接近新文艺的一人，其小说内容难近通俗，而其笔法与用语等，均十分新颖。”（《亚岚氏略历》，《麒麟》1卷第7期，12月号，1941年12月，第83页）《乐府真声》是长篇秘话，在《麒麟》上连载了14个月，从形式到内容都可以说是“八卦名人型”秘话的变体或发展。作品不是以一个名人为主，而是以一群菊坛演员的生活为对象，描写中国菊都北京剧坛的种种故事。作者用悲天悯人的情怀感叹：“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小说虽采用了“章回体”结构，但其内容、笔法、描写、布局、接榫等都脱离了“章回体”的窠臼。
　　田菱的《女匪驼龙》也比较有特色，叙述过程不但令人感到惊险紧张，并且可以从叙述看出一点当时社会的情况，驼龙临刑前骂军阀的话颇耐人寻味，这在此种文体中是比较少见的。
　　这种类型的实话作品，以伪满洲国之外的“名人”为主要写作对象，还顺便对那些不和伪满洲国合作的军阀政客有所贬抑，如《杨宇霆之死》《宋美龄艳史》等。
　　服务“时局”型实话或秘话。顾名思义这是为“时局”服务的作品。服务“时局”的题材很多，选择什么，作者也还有一定的自由，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一些隐蔽的想法浸入其中。这类作品目的明确，但它借用了实话或秘话的形式，并且最终要让读者接受，在选材和叙事上也还有写作者的经营之志。《虎门风云》（1942．2：3）、《穷凶恶极的蓝衣社》（松吉译1942．2：7）、《蒋介石与蓝衣社》（重光译1942．2：8）、《所罗门大海战》（1942．2：11）、《英宫外史》（1942．2：6）、《夏威夷海战记》（1942．2：4）等是属于服务“时局”型的作品。
　　林华的排英实话《虎门风云》，用传奇的形式写出了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小说塑造了林则徐、林维喜等生动的人物形象。笔法纯熟，叙述富有节奏感。伪满洲国推崇的“英雄”有乃木大将、希特勒、汪精卫等，但有两个今天我们仍然认同，一个是林则徐，一个是印度的甘地。他们二人反抗英国的行为和当时“抗击英美”的“国策”相一致，得到伪满洲国统治者的认同。林则徐被称为“东亚反英第一人”。当时以林则徐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很多，关于甘地的消息也时常见诸报章。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真正认同的是林则徐和甘地，在他们的内心中既反日也反英美，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伪满洲国中后期为什么有那么多作家被迫或主动地写了抗击英美诗。在伪满洲国那个特殊时期，文学作品的情绪倾向很复杂，有时在为“时局”而写的作品中也可发现不合作的迹象，更多的作品是表面上顺从，骨子里不合作甚至抗争、反抗。战争初临时作品的思想倾向泾渭分明，后


大谷光瑞与“大谷文库”
■　王守昱
　　2003年8月21日，《大连日报》刊载题目为《斜阳·荒草·旧居》的署名文章，文中称大谷光瑞是“探险家”，“买走”、“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文物；文章写道：“我想，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历史环境下，大谷光瑞来中国，功过自有评说的，但其在艺术研究、文字考古方面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毕竟旅顺博物馆的第一批馆藏就是大谷光瑞搜集来的”等等，公然为大谷光瑞歌功颂德，扬幡招魂。文中言论不禁让人想起近些年来日本某些人所鼓噪的把大谷光瑞美化成中日文化“友好使者”、“西域文化研究的一代宗师”的论调。
　　大谷光瑞何许人也，是早巳盖棺定论的了。大谷光瑞，1876年（日明治九年）12月27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取名峻磨。自幼攻读汉籍，深谙汉学，通晓中国历史。他出生于佛门，其父明如上人是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的第21代掌门，10岁时，他受戒剃度，取法号“镜如光瑞”。从德川幕府至明治时代，西本愿寺与朝廷关系密切，是明治维新的拥护者。大谷光瑞夫人的妹妹，荣升为大正天皇的皇后，大谷家族成了皇室国戚，其父被赐封为伯爵。1903年1月，其父明如上人迁化，大谷光瑞接任为西本愿寺第22代掌门，并承袭了伯爵。在近卫文磨、东条英机、小矶国昭的几朝内阁中，任参议、顾问；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又担任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委员等重要职务。（见《大连市志·文化志》人物篇大谷光瑞条，大连出版社2003年版）大谷光瑞以学者、探险家的名目出现，涉足内阁，参与政治，充当了为日本殖民当局侵略、扩张、掠夺政策服务的先锋人物。
　　佛教是在我国唐代由中国传人日本的。1899年（日明治三十二年）1月，年仅23岁的大谷借“寻佛教之根”，用了4个牛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国的15个城市。1900年1月，以调查佛教遗址为名访问了印度。1901年又考察了英、德、法、俄、瑞典等国家，接触了以探险为名掠夺中国文物而出名的“学者”、“名人”，如莱博、海蒂因、斯坦因等，参观了各国博物馆，看到了各国探险队从中国掠夺的大批文物珍宝，十分眼热。特别是对斯坦因等中亚探险的收获，感到震撼。于是，他就步自十九世纪末叶开始的、以掠夺中国文物为目的的中亚探险热之后尘，组建了一支有别于欧洲人的探险队。欧洲各国探险队均为基督教徒，而他的探险队清一色是佛教徒；欧洲人探险仅限于中亚（即我国新疆），而他的视野不仅局限于中亚，而是泛盖西域，即中国的西北地区。
　　1902年8月至1914年5月，大谷光瑞先后三次亲率或派遣渡边哲雄、桔瑞超、野村荣三郎等人带领“大谷探险队”，深人中国西北地区进行探险考查。三次探险的队员共有18人，历时5年零11个月（第一次23个月、第二次18个月，第三次两年半时间），行程一万八千公里，足迹遍布我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40余座城镇，294个佛迹点。名为探险，实为掠夺。“大谷探险队”通过乱挖、乱掘和切割等破坏手段，大量地窃取、掠夺我国地上地下文物宝藏。如在吐鲁番的哈斯莱尼河右岸洞窟中，一次就切取壁画8幅。他们还以古董贩子身份出现，雇用当地老百姓，误导怂恿随意地乱挖乱掘，使大批古墓、古遗址遭受严重破坏。“大谷探险队”的疯狂盗掘，使我国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破坏与洗劫，其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大谷探险队”三次探险，到底窃取掠夺我国的文物有多少，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仅第三次探险有记载，共窃取文物86箱，重达6731公斤，其中在吐鲁番窃取的文物就有70箱之多。大谷光瑞本人称所窃取的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出土文物予以区分的话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
　　1914年5月，因管理不善，财政松懈，僧侣贪污腐败，以及探险耗资巨大，使西本愿寺财政出现严重危机，大谷因此受到谴责与指控，被迫辞掉掌门和伯爵爵位，“宏伟的探险计划”也中止了。嗣后，他将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资料全部运回日本神户，存放在花巨资在六甲山营造的伊斯兰风格别墅“二乐庄”，并委托大学教授为他整理、分类编目。是年11月，掠夺文物资料《二乐庄丛书》第一册出版不久，大谷就放弃整理工作，从神户出发经由朝鲜抵达大连，出席西本愿寺关东别院（址在永和街，现已拆）落成典礼，后又去中国内地“视察”。从此，他移居旅顺，买下一所俄罗斯建筑经翻修为宅邸（位于夏家河子），以旅顺、大连为基地，辗转往来与上海、青岛、北京、台湾、朝鲜、日本等地，从事配合日本侵华政策的所谓“学术译著”、“宗教研究”、视察的政治活动。其间，大谷虽与孙中山先生有过接触，但也是有其政治目的的。1916—1917年，由满铁会社出面和资助，大谷在大连刊行了《含秀居丛书》。1918年4月，在旅顺创立了“策进书院”，1919年，又组建了“光寿会”。1922年，创刊主编了佛教刊物《大乘》月刊。
　　离开神户时，大谷将古写经类、10具木乃伊、雕刻等7531件文物及二万册藏书带到中国，其余的较大部分移交给“朝鲜总督”，成立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韩国汉城中央博物馆）和赠送给日本京都博物馆（后转给东京国立博物馆）、龙谷大学，以及日本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文物卖给古董商人。运回中国的文物，1917年4月以“寄存”形式存藏于当时的“关东总督府满蒙博物馆”。1925年11月，由大谷、上田恭辅等提供的藏品拓片212种、金石参考资料100种，在大连图书馆举办“拓片展览会”。1929年，以37161日元出卖给“关东厅博物馆”（今旅顺博物馆）。运回中国的二万册藏书，先运抵上海，1915年又运抵大连。1917年将存于宅邸的汉籍和西文图书“寄存”于满铁图书馆和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1918年改称关东都督府博物馆）。1925年11月，大谷因去南洋考察经费短缺，向满铁会社借了一批巨款，以“寄存”在满铁图书馆的图书做抵押。1930年因无力偿还借款，只好将这批抵押图书抵债归满铁大连图书馆所有。
　　这批图书有中国古籍5千余册，西文图书3千余册。为保持这批图书的完整性，被定名为“大谷文库”，编人满铁大连图书馆的特藏。这些古籍包括中国古籍分类中的经、史、子、集、丛的各类，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类尤为突出，不乏稀少珍贵版本。其中《警世通言》（明刊）、《醒世恒言》（明刊）、《警世阴阳梦》（明刊）、《详刑公案》（明刊）、《连城璧》（清刊）、《珍珠舶》（清刊）、《合浦珠》（清刊）、《赛花铃》（清刊）、《飞花艳想》（清刊）、《醒风流》（清刊）、《醒名花》（清刊）、《济公全传》（清刊）等明清小说180余种，多为从《金瓶梅》问世，到《红楼梦》刊行这140年间中所刊刻，有数十种国内外的孤本，为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所关注。该馆以“大谷本”小说为基础，又经过十多年的搜购网罗，不断补充，到1940年左右，收藏的明清小说已有500余种，形成馆藏图书的一大特色。在西文图书中，多是明末清初来中国传教的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所写的关于中国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天文、历史、地理等著作。1932年5月13日，满铁大连图书馆曾以这些传教士的著述为主，举办过《明末清初来华宣教者著书展览》，展出图书200余种。
　　当时旅顺图书馆内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大谷文库”。旅顺图书馆的前身是1918年10月在关东都督府博物馆分馆内设立的图书阅览场，1921年改称为博物馆的图书部。1929年4月，独立成立关东厅图书馆。1934年12月，改称为旅顺图书馆。该馆最多藏书达20万册。1930年前后，大谷光瑞将其1917年“寄存”在满蒙物产馆的3500册西文图书，作价卖给了关东厅图书馆。该馆把这批图书作为特殊藏书，定名为“大谷文库”，永久保存。旅顺图书馆的“大谷文库”，与大连图书馆的“大谷文库”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在藏书内容上的不同。该馆主要收藏有关亚洲中南部和非洲情况的西文图书，多为珍品。后来该馆还举办了“大谷文库·罗振玉藏书·日俄战争图书联展”。
　　1925年以后，大谷光瑞的活动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政治色彩更为突出。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大谷偕井上德命前往“视察”。之后，出版了《满洲国的未来》一书，直言“满洲必须在日本的保护下培育发展”，侵略与掠夺的思想充斥全书。1938年，大谷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发表了《中国事变后对策》，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1939…1941年，主编出版了《大谷光瑞兴亚论丛》《大谷光瑞兴亚计划》，鼓吹“南进”论，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效力。（黎生、蓝升《大谷光瑞其人其事》，载《长夜·曙光》一书。大连出版社1999年版）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大谷滞留大连，寄住大和旅馆（今大连宾馆），1947年3月回国，1948年10月4日病逝，谥号信英院。


天皇的战争责任
■　程亚文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欧洲各地为迎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周年，便开始大张旗鼓进行各种准备，并相继举行纪念活动，去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就云集了欧美各国的首脑。而到了今年，各种纪念活动更是络绎不绝：1月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纪念，2月份德累斯顿遭美英联军大轰炸六十周年纪念，5月份的莫斯科二战胜利大阅兵等等，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欧洲人在认认真真地反省历史，战争的主要加害者德国更是诚心正意。世人普遍感觉，如今再在欧洲国家间谈论战争，已经有些不可思议。尽管最近由于法国、荷兰等国投票反对统一的欧盟宪法，使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暂时受挫，但曾经的敌人德法两国的彻底和解，以及这两个国家下定决心共同打造“新欧洲”，一个有着消除战争威胁和某种政治统一性的欧洲，在未来并非不可想象。
　　在欧洲忙碌于反省战争、致力于欧洲整合时，人们在亚洲看到的又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特别是作为加害国的日本，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耐人寻味：　　今年年初，伦敦BBC电台为纪念二战结束六十周年，拟拍摄一部有关前日本天皇裕仁生平的纪录片。该片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