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9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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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社，神社规格列为别格官币社（靖国是安国之意，币乃币帛，为奉献给神灵供品的总称。官币社即由皇室负责奉献币帛的神社），这一规格就使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神社。此前日本的传统是对于死于战乱的人不分敌我一律供养，但是靖国神社却是明确规定只祭祀为天皇献身的人，经过招魂仪式，他们的亡灵便成为靖国的神灵。
靖国神社甫建立就是国家神社，属于天皇创建神社的四个系统之一＇其他的是：供奉幕府与天皇对峙的南北朝时代（1336…1392）的南朝方面忠臣之神社，如凑川神社；供奉天皇和皇族的明治神宫等和在殖民地所建神社，如朝鲜神宫等）。
私家藏书之兴衰与社会文化之变迁
■ 徐雁平
“一时俊物走权家，容易归他又叛他。开卷赫然皇二子，世间何时不昙花。”这是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写袁克文的一首诗。袁克文收书，颇有豪气，宋本不论价格，坊贾趋之；然袁世凯败后，藏书随即星散大半，为李赞侯、潘明训所得。十多年前读伦明“藏书纪事诗”，现在能记住的也就这一首。不多的文字背后有跌宕的波澜，书之聚散如此迅速，确实有些让人惊心动魄。后来又看到一些藏书家的印记，如郁松年的“曾在上海郁泰峰家”，赵宗建的“曾在旧山楼”，毛晋的“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毛氏藏书子孙永宝”、“毛氏图史子孙永保之”，孙庆曾的“得者宝之”，崇恩的“语龄所藏初印精本，得者宝之，庶传久远”等等，觉得古人对藏书的永久性保存已有疑意，遂寄希望于神灵之呵护，或训诫子孙以求持守。书之收藏只能限于一时，诸多瓦解力量，非一己一家所能左右。当我们回视近代以来私家藏书的聚聚散散而最终又百川归海的史实时，不由得感叹变化之剧烈，同时也有如释重负的喜悦，还有一些空落，就像面对颗粒归仓后那空阔的田野，一种繁盛的景观消失了。
像黄裳来燕榭那样有规模有特色的藏书楼，在今日已是稀如星凤，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时代已结束。书去楼空，那些曾经为人注目的藏书楼境况如何？一位爱书人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自1997年以来数十次寻访散布在各地的藏书楼，然后将寻访经历写成十篇颇有篇幅的“藏书访古日记”，汇聚成《书楼寻踪》。略加统计，所访绝大多数为私家藏书楼，依书中次序，其中浙江之行访得13家，常熟9家，扬州3家，镇江1家，苏州37家，宁波14家，南京4家，湖南7家，广东11家，山东10家，共109家。这是一份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绘制而成的藏书楼地图，每一藏书楼都有一张照片和一段类似小传的文字，从那些藏书楼斑驳的影像和访古者略有沧桑感的文字中，让人感到藏书楼能存留至今日，似真有“神物呵护”。这一百零九家藏书楼大部分已失原来的形制规模，而眼下的“残存”者有一部分还是前途未卜，以下的排列或许可以略现私家藏书楼的艰难处境。
遭日寇炮火摧残者 六家
近二十年被拆而部分存留者
十家
近二十年被全拆者
十二家
近二十年被拆而移建或拟移建者 二家
近二十年被改建或重新装修者 四家
被改为商用、工厂、宿舍及单位办公用房者
十一家
藏书楼的处境笔者亦曾目睹，去年深秋到常熟菰里镇看铁琴铜剑楼，楼里没有藏书，楼阁经日寇战火的摧毁及“文革”浩劫，只残存一角，大门被杂货店和熟食店掩映，书香荡然无存。“南瞿（铁琴铜剑楼）北杨（海源阁）”，赫赫有名的铁琴铜剑楼如此，私家藏书楼的整体境况也可想而知。《书楼寻踪》乃一己访古之所得，其他在访古者视野之外的藏书楼又如何呢？
1932年…1933年吴晗发表了《两浙藏书家史略》和《江苏藏书家史略》，两文以搜辑藏书家史实为主，前文考得浙江历代藏书家399家，以地计，杭县105家，海宁38家，鄞县、绍兴各27家，吴兴27家，海盐20家；以时代计，元代15家，明代80家，清代267家。后文考得江苏藏书家490家，虽未以时地统计，然大致情况应与浙江类似，即藏书家多集中于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并且清代藏书家数量数倍于前代。将吴晗关于江浙藏书家的文字记录与《书楼寻踪》中的影像记录作一对比，今昔变化之迹显然。吴晗“探源溯流、钩微掘隐”作此辑考，其旨趣在“千数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迁，地方经济之盈亏，固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江浙藏书家史略》第119页）《书楼寻踪》考察的方法和范围虽与吴晗不同，但与吴晗著作之意多有近似之处，特别是对近百年来私家藏书楼的命运，颇多具体之展现。吴晗在《两浙藏书家史略》序言中指出私人藏书之衰落在于其自私、保管之不当以及一般民众之无识。“晚近欧风东渐，各城市渐有图书馆之设，采集古今载籍，付之公开阅览，其用意至美至善。且其建筑大多先事预防，尽力于火灾及潮湿致腐之设备。其规模组织率较私人为宏大，其管理编列较私人为精密。两者相律，私人藏书在将来之必归淘汰也无疑。”（同前，第2页）公共图书馆之兴起，对私家藏书楼冲击颇大；但此并非私家藏书楼衰落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制度在近代以来的剧烈变革。
“水火兵虫”被古人认为是书的“四厄”，其实也是藏书楼的“四厄”，但相较社会制度变革而言，它们对藏书楼的影响则要逊色许多。近百余年来，众多延续百余年的藏书楼瓦解终结，一些新兴的藏书家不断涌现，但数十年间又沉寂下去。以著名的天一阁为例，将光绪十五年（1889）薛福成所刻《天一阁见存书目》和1940年冯贞群编印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以及黄裳在1964年编撰的《天一阁被劫书目》比照，可见藏书在乱世流失的速度，譬如民国初年阁中藏书就被巨盗薛某窃去一千余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指出“阁中集中集部书，无论宋元明，损失最多。即明季杂史一项，所失亦不在少。登科录和地方志，去了约一百余部。辗转由上海几个旧书店，陆续售归南方藏书家。”被瓦解的私家藏书流向何处？有相当一部分是为经营实业和创办银行的藏书家所得。实业家和银行家群体的兴起，正是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结果，此中突出者有经营盐业的严遨、严谷声之贲园书库，经营地产与矿业的卢靖卢弼兄弟之知止楼，经营纺织业、银行业的陶湘之涉园，经营盐业的张钧衡之适园和王绶珊之九峰旧庐，经营银行业的叶景葵之卷庵、刘体智之远碧楼、蒋抑卮之凡将堂和陈澄中之荀斋，经营蚕丝业的蒋汝藻之密韵楼和刘承干之嘉业堂，经营化工业的周叔嫂之自庄严堪等等。伦明尝言：“往日藏书之事多属官僚，今则移之商家。官僚中虽不乏有力者，而忙于钻营征逐，无暇及此，亦可以觇风气之变迁也。”
随着现代文化体系的形成，特别是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大学或一些学术研究机构中的学者也成为新兴的藏书家，虽然他们收书之气魄不能与实业家银行业家藏书家相比，但他们的藏书精要实用，自具特色，如梁启超、朱希祖、邓之诚、吴梅、马廉、汪辟疆、陈垣、黄侃、胡小石等等。书商在此动荡年代相当活跃，他们奔走于新旧藏书楼之间，伦明以为他们的作用在于“百数十年之积累，尽于一旦；万数千里之输运，集于一隅”，所搜之地，由近及远，“各省域中，先通都大邑，次穷乡僻壤，远者岁一往返，近者岁三四往返。”1940年4月29日，以“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名义为国立中央图书馆购书的郑振铎致函张咏霓：“闻平贾辈近数日皆群趋至苏州，盖以苏州许博明及吴瞿庵二家留苏之书均将出售也。嘉业堂及张芹伯二处必须尽快设法。此数月中诚江南文化之生存死亡关头也。”此语一方面可见书商之功夫，另一方面则显示私家藏书瓦解状况之一斑。据黄裳藏书题跋集《前尘梦影新录》统计，汉学书店郭石麒至少为黄裳提供书六十八种，传薪书店徐绍樵为之提供书至少有四十四种，而郭石麒书多有山阴祁氏及九峰旧庐藏书。典籍大规模的聚散，新旧藏书楼的起落，使得作为重要学术资源的典籍得到
无论是从红学史还是从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胡适与周汝昌先生都是有着较大影响的重量级人物。有关两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那段具有传奇色彩的交往，无论是学界同仁还是一般公众，都是很感兴趣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这段历史一直模糊不清。胡适先生自1949年离开大陆到美国、台湾后，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此事，人们的了解基本上是根据周汝昌先生的事后回忆，但周先生的回忆有时前后不一，令人无所适从。此事事关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并非仅为两人之间的私事，还是有必要弄清楚的。
胡、周两人虽然也曾有过面谈，但他们的交往主要是以书信形式进行的，如能看到这些书信，问题自然容易得到解决。但由于这些信件一部分藏在个人手里，一部分藏在单位资料室，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能否看到，不是由读者所能决定的。直到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读者才逐渐有幸得见。先是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一书将周汝昌致胡适全部信件影印刊出，稍后，杜春和等先生所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选择其中一部分整理刊布。但是，胡适致周汝昌的那些信件却迟迟没有公布，就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胡适全集》都未能收录，令胡适研究者及对此事感兴趣的读者感到遗憾。直到2004年，周汝昌先生终于在其《石头记会真》（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的附录中将胡适的相关信札予以刊布。至此，读者才得以看全胡、周二人交往的信件。屈指算来，此时据当初的书信往还已有将近六十年的时间。
由周汝昌先生本人亲自整理刊布其与胡适先生往来的书信，自然是再好不过。按说周先生公布的整理稿应该是最权威的。但是，笔者将周先生整理的这些书信通读、并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的影印件对勘之后，感到有些遗憾。因为周先生整理刊布的并非全部信件和全文，而是进行了不少删节。这里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首先，1948年9月14日周汝昌致胡适的一封信件没有刊布，该信全文如下：
适之前辈先生：
昨寄一革，谅邀青及。现在我发现十六日以前我每日下午都有课，无法趋谒，但又急欲一见《四松堂集》和戚大字《红楼》二书。
先生如果十六日南去，望将该书等交可靠门房人，容我本星期六、日有空走取，又怕门房人无由辨识我，不敢把书交我；或他把书交错了别人。现附去半个名片，我自持半个，嘱尊价（原文如此——笔者注）如有人来说对了姓名来历，对上名片，就把书交给他，这个法子，不知先生以为如何？如有他书于曹氏或《红楼》有用者，亦望一并惠示，切盼至感！
草草再续，顺颂节安
周汝昌再拜启
卅七．九。十四
其次，已整理公布的书信中有多处删节，具体情况如下：
其中，1948年7月11日周汝昌致胡适的书信中有两处删节，被删节的内容分别如下：
只是，从我自己一方面讲，我觉得这次去谒，给予先生的印象一定不好。一、一年以来，不知何故，双耳忽然患重听，十分利害（原文如此——笔者注），自觉个人的灵机，便去了一半，不但先生看我有些钝鲁，就是先生所说的话，我也有未曾听清的地方。二、彼时正当大考，那一次进城，是百忙中的奔波；因暑与劳，我身体本不好，竟患了腹疾，又引发痔疮，同时又热伤风，精神体力着实不支，形容因之益加憔悴，而时间又是那样仓卒，我要说的话句也说不出来。
先生如不以我为谫陋不可教，希望指导我，赞助我，提携我，且此亦不过诸事之一，其余治学作人，我既识（影印件上以下四字被遮看不清——笔者注）需先生之指教提掖，先生肯不弃吗？1948年10月23日周汝昌致胡适的书信中有两处删节，删节内容分别如下：
按理说，今日何日？还有兴致考红考绿？且真理到头究竟是真理，何必目歪曲加多而焦急呢？
他（指俞平伯——笔者注）完全没有在史实上下任何工夫，只是闲扯天。上面几处删节都有省略号表示，但1948年9月19日周汝昌致胡适书信有非常大的删节却没有标明。其位置在“尤佩先生后者”之后，内容如下：
巧得很，次日一早，先生第一信亦由舍间转到。先生这样不弃，谆谆教导，迥非常情所及，我如非糊涂人，定感知遇。先生怕我生气，怕我失望，我告诉先生说，绝不会的。彼此初交，先生当然无由知我详细，我已不复是稚气的孩子或盛气的少年，也是三十开外的中年人了。我的学运极坏：自幼在小学便连遭内战，败兵流军，扰村驻校是常事，中学时将要毕业，就是芦沟国变，校舍被轰（南开），大学刚入不久，则又是珠湾战起，八年沦混不算。还加上绑匪水灾种种一再的耽误，言不能悉。先后同级学子，不少海外归采，次者也早在国内作了大学教授，唯有我还是“一介青衿”，但凡略无勇气，早已更行改节，不再作念书打算了。故人中有很多疑我在燕大是执教，一提还是“当学生”，无不哑然！但我私自想想，现在还是沾了学生身份的便宜，因为假如换个地位，先生也许就要委蛇谦抑，而不肯如此开明亲切的指导了。我如何“生气”，如何“失望”？我只有惊宠，庆幸。
我的文章写不到好处，是实在的，但自幼写文言确比白话来得习惯些，白话文更写不好！几次谈《红楼》，因与先生交，还是特意改写白话的，写去总嫌不自然，至于该跋文之用了浅文言，原是为避冗长，先生的原意当然也不是叫我深（文意不通，疑为笔误——整理者注）更深奥的“古文”，我觉得文章造诣，现在已无办法，即使改削，也还是五十步百步之差，但我写此文的主意，还是着重在那几点见解处。几点见解，先生既已蒙大致赞同，我之目的已达。我所以分节研讨异文，也就是剪裁的意思。如果乱糟糟一条条随便地写去，一定又会象俞先生的《梦辨》被人批评为“Chactlc B00k”。而且若把其余部分删去只存“异文”，该文也就实在无甚价值，何以呢？研究脂本，原是要以异文朱批为材料，以窥探原书各方面本意真象为目的，若只举异文，仅仅几条随手的例子，便难交代，而是非要俟有通体的校记不可的。我此刻回想，该文虽然有欠洁净，但自觉废话尚无有，也不是故意敷演，拉长篇幅，所要说者则说之，枝蔓则力自避免，加以痛删，一则如先生所云“颇感觉不容易”，二则意见皆被牺牲，例如驳俞几处，又正是代表见解的主要部分，删去之后，我的意见如何被尊重呢？先生平心而论，俞跋见地，比我如何？俞跋文字，比我如何？他的表面篇幅虽小，但也并非简练精采，若再论文字，不但先生的严刻批评下，交代不下去，就是拿到作文班上，教员也不能“文不加点”。请先生恕我放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