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9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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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政府权力，精细的制度设计究竟有何作用呢？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假如我们承认中央政府集权的必要性，承认中央政府对国家经济的绝对控制权。可是如果中央政府在支配国库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时，该如何承担责任？现在，对国务院所属各部委的行政诉讼已经出现，对国务院的
“尝试论丛”总序
■ 陈平原
自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在“中国文学门”里设立“西国文学史”课程，讲授“历代文章源流”时需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而自行编纂教材，百余年来，中国人的“文学史书写”，已然蔚为大观。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与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文化思潮演进、审美趣味嬗变等，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同时牵涉到的，还有课程设置、学术眼光以及著述体例等。除此之外，也不该忽略文学史书写的内在理路，其中一个关键点，便是所谓的“大文学史”与“纯文学史”之争。这一争论，从“篇幅”迅速滑向“眼光”与“思路”。换句话说，谈论文学史书写策略，“大”的对立面不是“小”，而是“纯”。
最初撰写文学史的学者，不见得都认同章太炎“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的论断（《文学总略》），但对“文学”的理解大都相当宽泛，其著述中往往涉及文字、音韵、训诂、金石等，把群经、诸子、史书、佛道等全都纳入考察的视野。如此“大而无当”的文学史书写，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人“文学”概念的日渐明晰，是以欧美“文学概论”的输人为契机的。以那个时代如日中天的“西方标准”来衡量，绝大部分中国诗文，都显得很不纯粹，或夹杂教化意味，或追求文以载道，只能称之为“杂文学”。正是在清除“中国文章”中诸多“非文学”成分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建构起以诗歌、小说、戏剧为主体，兼及部分散文的“文学”概念，并据此撰写各种类型的中国文学史。像刘经庵那样，断然将“散文”摈弃于文学史之外的（参见《中国纯文学史纲·例言》），不是很普遍；但从“大文学史”逐渐走向“纯文学史”，却是大势所趋。
这里所说的从“大”到“纯”，只是基本走向，并不具体落实为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和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谈及学人的新旧，时人多据此褒贬抑扬，我则倾向于视为知识类型的差异。“新的”不一定好，“旧的”不一定差；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研究也不例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者，长期受进化论思想影响，对与自己知识类型不同的先贤评价过于苛刻。就以文学史书写而言，原先略显驳杂的“文学”概念，如今变得清晰可辨，这固然是一大进展；可水太清则无鱼，文学与政治、思想、学术、教育等本就存在的联系被人为割断，又是一大遗憾。这个时候，人们又开始怀念那“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朦胧状态以及其蕴涵着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大而言之，文学史的书写，五四以前的太“大”，五四以后的太“纯”。最近二十年，中国学界对文学史的写作有不少反省，其中包括以西方文论诠释中国文学进程所可能产生的弊病（谈小说，勉强说得过去；谈散文，则多削足适履），还有五四新文化人建立起来的“纯文学史”写作模式所可能导致的陷阱等。撰写中国文学史，不说“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起码也“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尊重古人的文学观念，而不是直接套用西方术语，这点学界已逐渐达成共识；只是具体操作中，如何体贴古人的文学趣味，避免隔靴搔痒；如何开拓视野，理解文体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还有，如何借鉴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比较文学、妇女研究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都有待深入探索。
今日之重谈“大文学史”，主要考虑的是论述视野，而不是著作规模。与时贤普遍推崇专著相反，我更看好专题论文集。这一选择，基于以下考虑：抓住关键，深入开掘，小题大作，千里走单骑，挑战此前占主导地位的教科书型文学史。十几年前，我曾专门撰文，分辨研究型、普及型、教科书三类文学史，并批评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的垄断地位（参见拙文《独上高楼》，刊《读书》1992年11期）。很可惜，后者的面面俱到、四平八稳、蜻蜓点水、老生常谈，如今已成了文学史书写的常态。已经面世的文学史，是否真的有1600种；文学史的刊行，到底是多好还是少好，这些其实无关紧要。关键在于，现有的文学史书写，大都是因应各种教学需要、项目评审乃至经济利益而产生，故陈陈相因，缺乏独特的个性，更不要说“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了。
不求完美，但求有新意，这一研究思路，决定了本丛书的选题更多地体现作者的眼光与趣味，力图突进所谓的“学术前沿”。至于以专题论文集的形式，来实践“大文学史”书写的设想，能否成功，实在很难说；也正因此，需要大胆的尝试。
说到“尝试”，很容易联想起新诗开山祖胡适的诗句：“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尝试篇》）如此豪情，如此志气，欣赏之余，偶尔也想追摹一二。由“尝试”说到《尝试集》，由诗人胡适想到其家乡安徽，当我偶然跟曾出版《胡适全集》的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朋友说起自己的设想时，双方竟一拍即合。于是，便有了这套不拘一格、众声喧哗、具备多种可能性的文学史研究丛书。
（“尝试论丛”，陈平原主编，将陆续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刊行）
讨论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是一个既老且新的话题。言其“老”，是因为认定白话取代文言成为社会通行的书面语乃是“五四文学革命”成功的标志，或者指出五四以后的散文成就突出，这在专业内外，都属于不须论证的常识。而谓之“新”，则是由于将“五四”与“晚清”勾连，凸显这一时间框架的文学史意义，对于既有的论述仍然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五四文学革命”的当事人已在不断建构新文学的历史。1922年，胡适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历数1917年《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以来“白话文学的成绩”，其中，白话散文的进步已与白话诗的成功以及短篇小说的成立相提并论，显示了新文学在各类文体中的全面获胜（尽管胡适认为“戏剧与长篇小说的成绩最坏”）。而这一评价到了鲁迅那里又分出层级，所谓“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虽然用词谨慎，但其更看好散文的意指仍然一目了然。
受制于杂文“点到即止”的笔法，鲁迅在1933年写作的《小品文的危机》中，并不曾对此观点展开论说。倒是乃弟周作人此前的诸多论述，很可以移用作其说的注脚。周作人对五四以后的散文小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
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1926年5月致俞平伯信）
此言自然是针对新文学中的白话诗歌、小说、戏剧而言，后三者在文学典范上显然努力追摹的是西方。而在周氏看来，“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故有“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陶庵梦忆序》）之说。如此表述并非意味着周氏兄弟贬抑西方的影响，能够在西潮澎湃之际，关注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适可见出其眼光独到。
不过，与胡适相同，追溯新文学的本土渊源时，周作人也同样舍近求远。胡适仅成半部的《白话文学史》远从汉代说起，力求证明“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引子》）。然而，除了小说一枝独秀，晚清其他文学体裁的写作，落在胡适眼中，均不能成为新文学直接汲引的源泉。
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时，虽则截断众流，只链接到“明末的新文学运动”，但其基本的取向仍与胡适一致。周氏著名的说法是，“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响，科学，哲学，文学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第二讲）。因此，其结论也很明确，“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第五讲）。至于清代，按照周作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第二讲）的文学史观，单从一言以蔽之曰的“清代文学的反动”之讲题，已足见其一无可取。
那么，如何对待与评价晚清蓬勃兴起的白话文浪潮呢？胡、周二人的见解也如出一辙。胡适批评其有两大缺点：一是区分“他们”与“我们”，把白话作为骨头，抛给下等社会民众吃，“我们”则照样“吃肉”，“做古文古诗”；二是认为：“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里完全接受了胡适的看法，强调晚清的《白话报》与《白话丛书》等“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因为“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变的余波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大关系的”（第五讲）。也即是说，在五四新文学作者的历史叙述中，已完全否定了晚清白话文与现代白话文衔接的可能性。
这一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线索，虽然中经胡适之为“反动文人”、周作人之为“汉奸文人”的政治波折，却未很受干扰，不过从学理上呈现为由影写胡适到发现周作人的转向。而相对于新文学史奠基者们坦承新诗的西方血脉、认可小说的中土源流，被认为在历史传衍上一度中断的现代散文，其来踪去脉也因此更值得学界认真追寻。
问题其实也可以直接表述为，被胡适与周作人一致省略掉的晚清，在现代散文的形成中真的无所作为吗？从新文学倡导者凸显其与旧传统断裂的决心与张扬“革命”的意义考虑，其跳跃式的历史寻踪有理由被视为一种远交近攻的策略。今日重新检点这一段历史，平心静气地续上缺失的链环，正是本书期望达到的目标。
简而言之，本书所着意彰显的是，晚清“文界革命”的发生、新名词的输入、报章文体的出现，以及拼音化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白话文（包括政论文与学术论文）的书写，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国语运动、现代文体意识，以及现代散文与论说文走向的意义。由此，从晚清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文章观念与白话文变迁，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本书的考论对象。
为方便论说，本书的撰写采取了通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并给予在现代文章形成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报刊以特别的关注，内文之分编三辑即由此而来。
此书本为教育部“十五”规划中“晚清文学的兴替与新文学的建立”之课题，采用现在的书名，意在突出从语言变革到文章演化的论述主线。特此说明。
（夏晓虹、王枫主编《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即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刊行）
常芝青办报，要每个字都对人民负责
■ 刘永平
今年是担任过《抗战日报》（《晋绥日报》）《新华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总编辑，并在《人民日报》作过副总编辑，在“文革”后创办《财贸战线》报的常芝青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以下三篇纪念文章，前两篇的作者已经故去，其中两篇是未曾发表过的旧稿，最后一篇是常先生之子于十八年前所写。这三篇文章透露出的这位老报人的精神境界与行为方式，应给今人，尤其是新闻界的同行们作一镜鉴。
编者
常芝青办报，要每个字都对人民负责
常芝青是我的舅舅，他已经去世十八年了。他为党办了一辈子报纸，他办报提出的要求是：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我们一同住在北京三十年，以前我常去看望他，但交谈的机会很少。每次去，他都在忙报纸的事。我早就想给他写点什么，可是不了解他的工作和思想。每次去他那里只有他问我几句话的时间，没有我和他交谈的时间。后来，他有空了，那是他在医院治病了，我去看他只想为他服点务，不想再提往事，让他着急或伤感。就这样我失去了了解他的宝贵时间，他也失去了让人了解的机会。一个在党的报业干得轰轰烈烈的报人，却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世间。他也没有留下自己的著述，因为他的可利用的时间都给了报纸，都去琢磨报纸上的字，就没有挤出时间去琢磨留下关于自己的字。
最近我看了新华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的《常芝青传》，才明白他天天和字打交道，就是要实现他自己提出的：办报“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他办过《抗战日报》，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46年改为《晋绥日报》，任总编辑，后来又办《光明日报》《大公报》《人民日报》《前进报》《财贸战线》。他讲过多次办报方针，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每个字都要对人民负责”。他办的最出色的报要推《晋绥日报》。
《抗战日报》1942年创办，这年下半年常芝青就任报纸的总编辑，由于当时的报纸在鼓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斗志和信心，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方面卓有成效，敌人怕报纸，经常逐门挨户搜查，并高价收买，规定每张《抗战日报》10元或两斗小米。报纸成了抗战强有力的武器。在创刊二周年时贺龙同志以《强有力武器》为题写道：“抗战日报犹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民主主义光华，团结着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常芝青传》，新华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52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他把这话作为党的要求，总结经验，不断改进。
到了1946年7月1日，《抗战日报》更名为《晋绥日报》，常芝青在这天的社论《本报今后的任务》中说：“本报将一本初衷，无条件的为我全晋绥人民服务，晋绥人民的利益，就是本报的利益，晋绥人民的疾苦，就是本报的疾苦，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第73页）什么是他说的“一本初衷”呢？在二十多年后他回顾历史时说：“办报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条办报宗旨，构成了常芝青新 常芝青先生（1911～1985） 闻观的核心。在以后数十年的新闻工作岗位上，他都始终坚持这一条。有了这个根本观念，他才会每个字都要为人民负责。为此，他们发动和主持了“反客里空”运动，创造和使用了“编者按”等新闻体例。经过十年办报的经验总结，他更明确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办报；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原则；报纸要充分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树立与坚持新闻的真实性的原则；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104页）
1947年9月以后的三个月中，《晋绥日报》在有关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的宣传中出现了包含“左”倾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