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9期-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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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不平等去污染孙儿纯洁的心灵。如是，孙儿几乎一次也没有坐过爷爷的小车。我感激父亲，他把平等精神留给了我和我的孩子。在孩子幼小的心中，爷爷虽然住在部长楼里，却是一位普通人。
　　父亲从未凭借他的身份帮过儿子什么忙，但为那些他认为需要帮助的人，他常常是不遗余力的。父亲待人的“规矩”是，视其是否需要帮助、应该帮助，而不论高下贫富亲疏远近。
　　我还要感激父亲的是，他给我一个榜样：清白做人，认真做事；办报就是要多想读者，让他们喜欢看。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父亲是一个真正的报人。
　　我和父亲接触最多、讲话最多的日子，是“文革”中帮父亲写过关检查的那几个月。“文革”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这场“浩劫”，我们每个人都有应负之责。因为一切都是在神圣的名义下进行的；许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曾害人甚至误国。这就是“十年浩劫”的悲剧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防止这场悲剧重演的关键在于使大多数人认识到自己对于造成悲剧所应负之责。
　　我感到，父亲直到离开人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在去世的前两三天，父亲忽然变得异常清醒和激动。在夜深人静时，他对我说：“我是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一定要实现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即使是四个现代化，恐怕也不是一代二代人就能实现的。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虽然犯有很多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我犯有严重的错误……”从父亲临终前的遗言中，我看到了一个正直的、诚实的、至死追求真理的伟大的灵魂。
　　无可讳言，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父亲是诚心诚意拥护的，他天真地希望，通过这场“革命”的烈火，真的能够“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使自己变得更纯粹，把中国推向前进。在父亲“垮台”前，我曾经“怨恨”过他。因为，他不曾像有的“高干”那样，给子女以指点，或者以自己的“权势”，使其更方便地“革命”，或者以自己的“灵通”，使其及早抽身。在父亲头脑中，确确实实没有那些“封妻荫子”的封建意识。正因为如此，他不可能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同流合污。动乱初起，他不过真心“革命”了二三个月，便被打成了“反革命”！
　　无数的革命者被打成“反革命”，无数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者，竟然还去承认、认识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父亲至死都以此为深耻——一位当了二三十年报纸总编辑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竟然答应我——对他的政治思想和经历几乎一无所知，刚刚涉世的青年为他写“检查”，关涉他的信仰、人格和政治生命的“检查”。
　　往事不堪回首。我必须说，对于父亲的“检查”，我是有责任的。记得开始时，我仅仅是替父亲抄他写的检查，后来，我看父亲实在写不下去，更觉得那样检查也实在过不了关，就想替他代笔。我自然想写得让他过得了关。可想而知，我所依凭的无非是“造反派”的一套。记得当我用那样的逻辑推论他思想的来龙去脉，“帮助”他承认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时，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在沉默之后，大发雷霆，表示不再写下去。可是，最后，父亲还是“写”下去了。我是主张父亲无论如何要写下去的，最大理由是，父亲不为自己，也该为自己的儿女想想！父亲是否是因此“屈服”的，我不能妄加揣测。但是，我从父亲后来的态度中感知，他厌恶那种只知为家的自私，憎恨那种不能保持操守的怯懦。
　　我对不起父亲。为了自己的利害得失，我在父亲最困难之际，非但没有给他为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抗争以支持，反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进步最具破坏力的说辞给了父亲致命的一击。对于我“逼迫”他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父亲至死也没有原谅我，我更不能原谅自己给父亲造成的莫大伤害。同样，他也无法原谅自己，认为这是人格的丧失，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这件事像一座大山横亘在我们父子的心上。父亲晚年多次长时间住院，大部分夜晚，我都陪伴在旁，多少次我都有搬开这大山，重新沟通父子之情的愿望和表示，或许父亲也是如此。但直到父亲去世，我们都没能做到。我深深地感到，父亲的灵魂所受的伤害那么深重，永难愈合。这也是我心中永远滴血的伤口，让我永远无法忘记这些黑暗和耻辱，而去努力争取内心和世间的光明。
　　我感到，父亲在“文革”之后，内心深处有一种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可惜，“文革”损毁了他的身体，他无力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在他临终前半年，适逢举行《晋绥日报》纪念活动，请他写文章。父亲作为《晋绥日报》的负责人，作为当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在场者，却难以下笔。及至请原来报社的老同志代笔成文后，他又不同意。其原因，我问过父亲，他没有正面回答，但那意思是清楚的：不对自己的思想给以重新的反省，不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给以重新的认识，就不能对《晋绥日报》的历史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然而，父亲已经没有精力和时间来完成他的反思了，这也是父亲最痛苦的事，他就是带着诸般痛苦遗憾离开人世的。
　　父亲，现在我对您讲：我决心做您打算做，而未能做完的事：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为中国今后的进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相信，这就是您希望于我的。我当尽力做下去。
　　安息吧，我的父亲。


疾病的隐喻
■　刘　宏
　　《恋爱小说》故事梗概：志恒偶然认识了两个形影不离的女孩秀仁和景熙，他对秀仁一见钟情，就追上去告诉了她。虽然秀仁说：这令她很不自在，但他们还是因此成为了朋友，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时光。慢慢地，志恒和景熙开始相互喜欢了，一天景熙来告诉他，这样使他们都不自在。好朋友就此分别了。几年过去，志恒收到一些没有落款的信后去找两个女孩，却发现当年她们都身患重病，而秀仁已经去世了。景熙很快也去世了，只留下记录往日的照片，成为志恒的回忆。
　　邮差在《恋爱小说》里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志恒与两个女孩一起看的电影里，另一次是在生活中。这两个邮差出现的意义完全不同，一个仅仅是身份，另一个却偏重职能。著名的意大利影片《邮差》的片断被套叠在这个电影故事里：邮差落人情网后告诉诗人，他恋爱了，他真痛苦，可是他真愿意始终如此痛苦。邮差对诗人倾诉他的爱情，远方来的诗人真是最合适不过的倾诉对象。仿佛也没有什么别的方式来表达那样又快乐又惆怅的模糊情绪，从电影院里出来那个晚上，分手以后，志恒、景熙和秀仁都在独自感叹：真痛苦，可是真愿意始终如此痛苦下去。
　　他们只能痛苦下去了，如果不是第二个邮差，一个好管闲事的邮差出现。这个喜欢景熙的邮差偷偷潜入景熙的房间，发现她写的那些从未发出的信，很疑惑；他想起自己的职责，就自作主张带走信发了出去。于是，志恒不断收到一些没有署名的信。信封里只有照片，那是景熙隐藏起来的愿望。
　　有点晚了。那两个总是形影不离的女孩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像是梦一样不太真实的相遇已经结束了好些年，志恒只能看着照片回忆，因为相遇也是从摄影开始：在小店里，志恒正透过相机镜头聚焦窗台上那盆小小的花，他专注地看着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孩，闭着眼睛，脸庞慢慢靠近花朵。他要用相机抓住女孩的形象。正在按动快门的一刹那，另一个女孩，一个短发的女孩闯进镜头，挡住了他的意图。志恒很是懊恼，但是他不能对那无辜的女孩说什么，她也不觉得自己闯了祸。志恒听见新来的女孩叫了两杯草莓汁，然后对外面的女孩喊了一声“秀仁”。秀仁进来了，志恒默默记住了她的名字。她们走后，志恒骑着自行车跟踪坐出租车远去的女孩。在一个餐厅里，志恒气喘吁吁非常勇敢地站到她们面前，他对长发的女孩说，你的名字是秀仁；秀仁，我对你一见钟情。
　　志恒想必也没抱有秀仁会有所回应的奢望；当景熙鼓励他“希望你好运气”，而秀仁以“你使我很不自在”拒绝了他之后，志恒捧了一个闹钟挡住自己的脸，站在窗外，告诉秀仁，他把时间往回拨了一个小时，希望她忘记刚才的事情，让他们大家再见面的时候变成朋友。
　　志恒不知道他对秀仁一见钟情的表白和接着又希望她忘记的要求，多么微妙地预设了他们几个人的未来。
　　他们真的成了朋友，总是在一起。志恒后来发现自己喜欢的是景熙，但对于如影随形的朋友来说，他似乎很难说出自己的心意。终于，她们消失了。最后一次见面是景熙单独来找他，这一次是景熙对志恒说：她们和他在一起不自在。
　　分离好几年以后出现的信提示了志恒去追踪。曾在出游时路过的两个女孩的学校，是她们留给志恒的惟一线索。志恒找到学校，在那里，一个女同学告诉他的真相是：景熙和秀仁都生了很重的病，她们形影不离。他所得到的消息是景熙去世了，秀仁也离开了。也许这时志恒心里有些紧张，因为他喜欢景熙。直到翻看毕业纪念册的时候他才知道，景熙和秀仁互换了对方的名字。那个原本名叫秀仁但一直被他以为叫作景熙的女孩，只是离开这里去了别的地方，还可能被他找到。
　　严重的“病”只是一个引导常识去推断事情的不具体的说法；“病”只有在阻断未来的时候才表现得具体。景熙和秀仁究竟生了什么病被忽略了，这个由他人宣布的词语斜插进来，不仅仅指明了故事的时限，还承担了他们三人都不能如愿的原因。生命结束是令人恐惧的事情，疾病作为原因催生了一种紧密依赖的关系模式，用以分担人们其实了解自己是独自一人面对未知而生出的恐惧。两个女孩交换名字的方式源于秀仁小时候住医院的病友，一个小男孩的创意，小男孩死去的时候秀仁紧紧抱着他藏在床单下，日后景熙也是这样紧紧抱着秀仁最后作别。疾病也加固了这种依赖关系，同病相怜，那些生病的孩子们相互模仿，像影子一样，仿佛要在相互的呼应中尽量聚集和扩张生命的气息。但是，志恒是在疾病之外的，所以对他的模仿是无效的。当秀仁去世后，景熙学着志恒的样子要拨回闹钟上的时间，她的行为完全徒劳，弄伤了手，甚至不能安慰她自己。她只能模仿她的同类，在隐居中变得像逝去的秀仁，不仅使用她的名字，还换成她的发型。甚至对志恒最后的告别也和秀仁如出一辙，她也写了一封给志恒的信。
　　疾病很少在两个女孩身上表现出症状。她们只是看起来比较柔弱。秀仁偶尔发烧，也不过使她看起来更柔弱一点而已。即使秀仁淋了雨引起疾病发作的时候，只是软弱得要昏倒，需要被背下山去。躺在床上的她仅仅是消瘦无力，但仍然秀美；而生命快要结束的秀仁躺在病床上，除了穿的是病号服，看不出她已经奄奄一息。疾病的症状很少在她们身体上出现，和疾病相关的令人不快的背景几乎都被屏蔽了。而且，没有给出名称的疾病显然也不是传染性的，她们没有成为可怖的传染源而被他人回避和监禁，没有使人嫌弃这两个女孩，相反，她们是被宠爱和保护着。疾病似乎只是规定好收回生命的时间就放任她们了，丝毫也没有损伤她们的美丽；疾病净化了俗世的种种喧嚣，取消了上大学和工作的必要，两个少女早已知道生命会早早结束，她们只是静候着结束，静候着结束把这些事情的意义消除，就像先前疾病去掉像他人那样按部就班生活的意义。除了静静旁观，她们似乎没有对生活的其他期待。
　　志恒，这个懵懵懂懂出现的男孩，粗心的男孩，正像是秀仁和景熙共有的“病”。被含混交代的疾病与被细致刻画的志恒恰成互补，相互呼应，共同对两个女孩施加影响。疾病使她们的形体和气质变得柔弱和沉静，志恒的出现激发了她们的想象和期望。但是志恒也将要使她们相互分离，正如疾病联系了她们又终究要使她们分离一样。志恒在和景熙的短暂相处中没有对她说他的爱情，因为先前有过对秀仁一见钟情的当众表白，所以，如果他还希望保护他们三个人亲密无间的关系，他就需要先告诉秀仁，并通过秀仁的配合来表达自己情感的变化。所以他要秀仁帮忙，告诉他关于景熙的细节。请景熙将纸条送给秀仁时，他已经预见两个女孩会一起看，所以对景熙有“不要偷偷看”的要求。但这让景熙误会了，以为是要回避她，是从前对秀仁“一见钟情”的延续；那么，志恒和秀仁之间的亲密，依然超过了自己和志恒的关系。景熙已经喜欢志恒了，无法继续若无其事地祝他好运，她有点嫉妒，等志恒离开，转身撕掉了纸条。
　　但是，志恒的心意，大约并不像是他所表白的那么明朗。他与两个女孩之间形态不同的关系，构成的是先后不同而分量相当的情感。虽然志恒小心地收回了对秀仁的一见钟情，但他们之间很早就有了默契。志恒写在纸上要问的关于景熙的问题，秀仁没有看到，


塑造学术的亲切面孔
■　赵明节
　　美术传播有很多路径，学术著作出版的市场格局可以色彩缤纷。即使将目光集中于学术普及与学术大众化，营造社会学术氛围、提升大众学术品位的出版方向，也同样可以有多种举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在陆续出版的“大学名师讲课实录”系列丛书就是这样一种尝试。这篇丛书的策划者关于中国当下的学术著作出版和市场的谈话，或许可以在开阔出版思路等方面，对同行以及读者有所裨益。
　　
　　问：我看了你们已经出版的几种“讲课实录”，无论是内容的分量，还是文字风格，乃至整体的印装设计，感觉都挺不错。你是怎么想到策划这个选题的？
　　答：说来话长。直接的诱因是，大约五年前，我买了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出版），阅读之后，感觉相当好。陈先生的著作我读过一些，学识的渊深与见解的卓异那是不必说的了，但也给我一个印象，就是行文方面比较文雅，往往着意于学理性表述，选择那些最能严密地论证论点的表达方式，文字俭约，因此，有时不免有“涩”的感觉。这种语言风格，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毕竟读过一些古代经典，在古文的圈子里打滚了二十多年。但对于年轻读者，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恐怕就有点接受的障碍。而万先生整理的这个“讲演录”就与陈先生其他著作的行文风格颇不同，显得平易通俗，很好读，也很好懂。虽然这个“讲演录”还不能说是陈先生的著作，但基本内容是属于陈先生的，而且应该大致体现了陈先生讲课的实在情形。因此我想，对一个大学问家来说，他的书斋写作与课堂讲授可能往往有着不同的风格，其间差别恐怕还不可以道里计。我由此萌生了策划一套“讲课实录”的冲动，并立即付诸行动，草拟了选题报告，被迅速批准立项实施。
　　问：除此而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的诱发？
　　答：是的。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将近二十年了，由于一直在大学出版社，基于出版社本身的定位，我编辑了不少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