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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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使马戛尔尼来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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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于1792年派出资深的外交官马戛尔尼勋爵（LordMacartney，1737—1806），以庆祝乾隆皇帝寿辰为名，到中国来扩展贸易。不过，广东的地方官员在上奏朝廷时，指英国君王是派遣马戛尔尼给乾隆的大寿庆典带来“贵重贡物”。这个使节团被清政府列为进贡团。乾隆指派盐政征瑞（他一开始的官职是在圆明园内担任内务府的侍郎）接待这些远来的宾客。
马戛尔尼和他的随员在进京的旅途上没有劳累或不方便。这位大使在1793年的8月21日到达了北京，清朝在使节抵达时曾鸣枪示意，还为所有客人准备好了茶点，歇脚处是在城内。之后这位大使继续沿着用花岗石铺出来的道路，在8月23日来到了海淀镇。这些英国人被分配到有12英亩（约73亩）大、包含一座有蜿蜒小径的花园别墅里住宿。别墅里面有几座分开的凉亭，竖立在这个小庭园的四周。据副使斯丹敦（GeorgesStaunton）的描述，这位英国大使留宿的地方很明显就是宏雅园，是邻近圆明园的一座雅致的客馆。
8月24日的清早，由总管内务府大臣金简给这些宾客安排参观圆明园内的正大光明殿。马戛尔尼卫队的一名士兵何姆斯（SamuelHolmes）描述圆明园内包含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优雅小建筑。乾隆为了表示对使节团的关心，他又指示其宠臣，也就是已经成为帝国官场明星的和（1714—1799）来照顾这些外国人。根据金简和伊龄向朝廷的奏报，给英国人留宿的地方完全打扫干净，粮食供应充足，以及有军队守护，保障安全。他们表示，这些外国人对宽敞舒适的住处和充足的食物供应都是感到满意的。
斯丹敦也记录了大使马戛尔尼和随员的状况。斯丹敦形容房间都很气派，并不马虎，有些房间用山水画来作装饰。遗憾的是这座客馆显因“久无人居住，而年久失修”。另外，那些守护客人的卫兵，让这些英国人感觉有意限制他们走出这座华丽庭园的自由，他们甚至视之为一种侮辱，并有“遭到软禁”的感觉。尽管食物都很可口，特别是中国北方的面食，但这些英国人还是抱怨身处在“迷人和舒适的林区里”，远离了中国首都的心脏地带。这位大使和他的顾问似乎并没有发现，圆明园作为当时中国政治活动中心的重要性。
马戛尔尼爵士的住处看来很气派和舒适，但巴隆（JohnBarrow）和登维德（Dinwiddie）博士，以及两位技师却觉得他们住的地方破旧、肮脏、让人难受，甚至说那是个“猪比人更适合住的地方”。事实上，他们就居住在圆明园里，距离正大光明殿几乎不到200码（约183米）。他们住在主殿的附近，显然为了方便他们将大使带来的礼物，安置在大殿上。清廷的官员完全有可能把他们视做下人，所以把他们分配到二宫门内的杂役房舍中居住。不过，在圆明园内工作的74个英国工匠和杂役，每人都得到内务府赏白银十两。
在马戛尔尼的请求之下，这个外交使节团于8月26日前往北京；不过，大使的个人秘书巴隆和天文学家登维德博士被留置在圆明园内，以便帮助安装包括天文器材在内送给皇帝的礼物。乾隆希望在圆明园内展示英国贡品中的八大件，并将从热河返回后观赏。马戛尔尼也热衷于展示英国的礼物，使清帝印象深刻，以便有利于谈判的进程。
巴隆因而居住在圆明园的时间比任何一个使节团的成员都来得长，但他并不认为这座帝王宫苑令人难忘。对他来说，圆明园的整个面貌看来就像“破碎的山丘和溪谷，分布于树木和丛林的空地上”。众多的水道、河流与大片水泽，“都显得凌乱或未经修饰，斜坡也不像个斜坡，花费了大量的人工，用在如此不规则而又随意的布置上，就是要呈现出自自然界的任意之手”。简而言之，圆明园在他的眼中远非钱伯斯（WilliamChambers）爵士所描述的中国园林，未免太虚饰、太夸张了。虽然如此，他仍然欣赏那些在湖中凸起、富有想象力的、有窟窿的太湖石，那些建立在特定地方的、供游乐的房舍，以及那些按照大小种植的树木。
巴隆亦承认曾经偷偷溜到圆明园内闲逛，他的尊严使他极不愿意被太监或内廷侍卫所阻拦。恶劣的居住环境再加上对被“监视”而产生的不安，很可能影响到他对中国的看法，认为“中国人之缺乏比例观念，就像他们在建筑上欠缺西方人视之为必要的所有法则和原则”。
他的负面看法跟马戛尔尼的观察明显地相反，这位大使发现在圆明园内部分以砖块建成的建筑物，无论在用料还是在技艺上，都超过在汉诺威广场（HanoverSquare）西南角的泰可尼宫（TyrconnelHouse），而泰可尼宫已经是在英格兰堪称最完美的建筑了。事实上，巴隆察觉到自己的主观判断，所以大量引述了马戛尔尼对中国建筑和园林非常正面的观察。
马戛尔尼相当仔细地观看了承德避暑山庄，但他仍然有机会在8月23日参观了圆明园的部分园区。他对于那些艺术性的创造，以及在壮丽山水之间的亭阁经由巨石切割出来的小径，或由仙境般的走廊相互连接起来，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150英尺（约46米）长和60英尺（约18米）宽的正大光明殿，他在殿里面欣赏用来表现敬重皇权的庄严厅房，并用了拉丁文里的正直（Verus）、伟大（Magnus）、辉煌（Gloriosus）、显赫（Splendidus）、安详（Felix）来诠释这座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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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使马戛尔尼来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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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把带来献给清帝的八大件礼物，安放在圆明园内，呈给皇帝御览。地球仪和天体仪被放置在大殿里龙座的两侧，玻璃吊灯悬挂在天花板上，花了18天才装配完成的天象仪被摆在殿内的一端，天文地理音乐钟、测量器、韦奇伍德（Wedgwood）瓷器和夫拉则（Fraser誷）太阳仪就被安放在其他角落。最醒目的是英国战舰的模型和六门小型的加农炮，分别陈列在正大光明殿和淡怀堂。佩雷菲特（Peyrefitte）认为，这看来就像在国际博览会上英国展示馆的预展。事实上，许多满洲的亲王、鞑靼将领和中国官员都来到这里参观这场“展览”。
乾隆注意到，他的官员们对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新奇贡物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他下令中国的仆役和工匠，向英国人学习如何安装和拆除这些外国设备。当他听到大型的天体仪零件一旦安装后就不能拆除，不免感到烦恼，因而强调负责的官员，一定要了解装卸的技巧。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仪器背后的科学意义，反倒是只关心当这些外国人离开之后，中国的仆役不晓得怎样处理这些仪器。
马戛尔尼在9月2日，留下21人在北京或圆明园，然后一行68人前往热河觐见乾隆皇帝。这68个英国人穿过万里长城，花了6天时间才抵达乾隆的承德避暑山庄。由于在外交礼节上的争议，一直到9月14日乾隆才召见这些英国人。中英之间历史性的相会就在大幄之内举行，正式觐见之后就是官方宴会。第二天，马戛尔尼跟随乾隆皇帝去参观佛寺，并游览了热河的宫苑，就是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英国人游览得很愉快。
1793年的9月17日是乾隆皇帝的八十三岁寿辰，他在山庄内的“澹泊宁静”里接见了包括蒙古亲王和缅甸使臣等前来祝寿的人。根据军机处档案记载，马戛尔尼和他的副使斯丹敦走到龙座之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人虽然坚拒行跪拜之礼，但乾隆和他的官员却一开始就坚持这个天朝法度，即使英国人也不能例外。这些从远方而来的外国人被认真地告诫，以了解三跪九叩之礼的重要性。乾隆在上谕中表达得很清楚，为了维护在殿堂内行跪拜这个行之已久的礼仪，他是不会容忍任何人不行此礼。乾隆甚至强调，即使英国国王亲自来朝，亦要行此大礼。
跪拜在现代西方的论述里是一种屈辱和贬抑的行为，尤其在英国，跪拜通常会被联想到臣服之意。然而，清帝国象征着儒家世界的秩序，视跪拜为理所当然，是由来已久的单纯动作，向宗主国表达尊敬之意，对行礼者本身并不构成侮辱。乾隆是不可能准许马戛尔尼只屈一膝，因此而破坏存在已久的觐见礼仪；乾隆也不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做出退让。事实上，军机处特别在8月18日向征瑞发了上谕，要这些英国人“其瞻觐时自必能恪遵仪节（跪拜之礼）”。再说，如果英国大使拒绝行跪拜之礼的话，清帝极不可能邀请他和其随员，又在9月18日的晚上走访万树园，参加夜宴和观赏烟火。很有可能的是，这位英国大使最后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了跪拜之礼，希望能因此达成这次出使的任务。无论如何，尽管英国人一直否认，但马戛尔尼是行了跪拜之礼的。不仅军机处档案证实了中国方面的说法，而且俄罗斯的口译人员瓦里底基（Vladykin）也证明“这位英国大使的确行了三跪九叩之礼”。
这个英国使节团在9月21日离开了热河，并于9月26日返回北京。在英国人离开之前，乾隆已经获悉他们请求在北京长驻使节和扩大沿海通商等要求。因此乾隆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表示，如果这些要求获准的话，将无可避免地要变更中国的体制，所以在谕旨中说：“断不可行。”若非已经事前承诺，他真想取消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为款待这些英国人所设的宴会。这是对英态度的一大转折。乾隆在最初还热心地于8月14日经由军机处向征瑞发出上谕，要尽情招待这些外国宾客，包括在圆明园内举行龙舟表演。但是当英国要挑战他的体制时，使他倒足了胃口。
马戛尔尼为了再与乾隆沟通，不顾关节疼痛引致的走路蹒跚，在9月29日星期天前往海淀，希望在乾隆的回程路上跟他会面。但乾隆要尽快送走这个使节团，并下令立即把所有在圆明园内展示的英国贡物撤走。不过，乾隆尽管很不愿意，但回京途中为了对远来的宾客表示他的慷慨，还是由军机处向总管内务府大臣征瑞发出上谕，要对这些远在他乡的外国宾客给予适当的居所、饮食和款待，包括游览圆明园和附近的万寿山。另外，他们也出席了在圆明园大东门为欢迎乾隆御驾回京所举行的典礼。
在9月30日那天，这些英国人在凌晨4点钟就起床，并且大约6点钟左右就到他们下榻处的庭院内集合，以便加入在圆明园北边迎接乾隆回京的数千人行列之中。乾隆坐在八人大轿里面，后面跟着一辆马车。身着盛装的军队每隔50码（约46米）就站着一个士兵，当号角吹起，乾隆的队伍在整洁如新的道路上缓缓前进。巴隆观察到，一阵号角声宣示皇帝即将到来，接着伴随着轻快的音乐。就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听到喇叭、笛声、琴音、长号、弦乐和各类型的音乐。乾隆经过骑在马背上向队伍敬礼的巴隆，可是马戛尔尼并没有机会跟乾隆说话。他跟权臣和于10月2日在圆明园内有一个短暂的会面后，筋疲力尽地返回北京。原定在圆明园招待英国宾客的宴会，也被改在紫禁城里举行，作为饯行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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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使马戛尔尼来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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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设定10月7日（根据中国历法是九月的第五天）也就是饯行晚宴后的第五天，为英国人离开中国的最后期限，因为被视为一般朝贡队伍的英国使节团任务已经完成。在献上全部贡物及收取天朝回赠礼物之后，按中国人的看法，英国人已经没有留在中国的理由。
军机处档案收藏了一首乾隆就马戛尔尼觐见所作的诗。诗的内容反映了一个不需要怀疑的事实，就是乾隆决意要把英国同样置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规范当中：
博都雅昔修职贡，
英咭今效荩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
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
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
衷深保泰以持盈。
对于乾隆来说，他并不是要采取闭关政策，而是要捍卫他自己的世界秩序，这对他庞大帝国的安全与和平至关重要。在他的思维里，让英国在北京长驻使节或把民族国家体系强加到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乾隆同时关切军机处奏报，当得知英国人被要求离开时表现不悦，他敕谕沿岸的总督要多加注意和提防，以防不满的英国人可能借故扰乱沿岸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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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使节团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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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5年，也就是马戛尔尼爵士离华后不到两年，荷兰的使节团就在蒂进（IsaacTitsingh，1745—1811）和范巴澜（AndreasEverardusvanBraamHouckgeest，1739—1801）的带领之下来到中国。范巴澜于1790年开始在广州管理一家荷兰工厂，他对中国有强烈的兴趣，并希望能代表荷兰出使北京。他趁着1795年至1796年之间是乾隆登基六十年大典的机会，在巴达维亚（即今天的印尼雅加达）自我推荐派出祝贺团。巴达维亚的总督接受了这个建议之后，却任命曾经在日本长崎港内的出岛掌管一家荷兰工厂的蒂进为大使，范巴澜只成为他的副使。
蒂进于1794年8月15日从巴达维亚起航，两天后与范巴澜会合，并登上他的船。然后荷兰使节团在严冬季节从广东出发前往北京，一路上饱受恶劣的居住环境和食物之苦，对他们来说这趟旅程“跟强行军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窘境引起了清廷的注意，乾隆皇帝特别于1794年12月22日敕谕，在荷兰使节团回程的时候，要给予他们跟英国人同等的礼遇。
这个荷兰使节团于1795年1月9日抵达了清帝国的首都北京，而第一次觐见皇帝是在1月12日。他们在清晨5点钟乘马车来到紫禁城，当乾隆皇帝现身的时候，他们全都行了跪拜之礼。他们发现这位身穿黑色裘皮的老皇帝“有雍容和慈祥的外表”。也许因为他们十分顺从中国的礼仪，因此荷兰人比英国人更受到善待，日程包括在1月27日跟乾隆一起参观天坛。他们毫无疑问比英国人看到了更多北京和附近郊区的景观。
荷兰使节团跟随乾隆于1月30日来到圆明园，并在海淀留宿。到了第二天的清早，荷兰大使在这座御园内也行了跪拜礼。在太阳初现之后不久，八十四岁的乾隆端坐在位于“山高水长”大校场里的一个蒙古包内的扶手椅上。他同时接见荷兰与朝鲜的使臣，而朝鲜的使臣是专程来敬贺乾隆登基六十周年的。乾隆后来邀请这些来自朝鲜与荷兰的宾客，跟他一起在这个大校场的林间空旷的地方，同进早膳。每一张桌子摆满五十道菜和葡萄酒，并且有惯常的杂技和舞蹈表演。上了年纪的乾隆亲切地跟他的宾客们讲话，并以音乐和相声来娱宾。可是，范巴澜并不喜欢这种中式娱乐表演，因为他不能理解表演的内容而感到厌倦，所以一点趣味都感觉不到。其后，他们一行人很不寻常地被带去参观“九州清晏”内的皇帝寝宫。蒂进的观察记录如下：
无论是实景或图画，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比这更迷人的地方。我们乘坐用黄绳拉动的雪橇，从这里跨过雪地到另一边。我们在那里参观了五座跟北京那些庙宇一样漂亮的庙宇，但它们所在的位置却优于北京的庙宇，除了它们是建筑在山坡上的台地之外，也因为周围的景色和假山，以及水景一览无遗的视野。对岸漂亮的建筑跟整个区域构成一幅难以言喻的美丽图画。在庙宇之巅，辽阔的视野尽览了北京城和这座迷人的宫苑……在中国绘画里所能欣赏到的景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