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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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喻的美丽图画。在庙宇之巅，辽阔的视野尽览了北京城和这座迷人的宫苑……在中国绘画里所能欣赏到的景致以更高的规格展现在这里。美景让人心荡神移。
　　荷兰人刚好赶上与他们的中国东道主共度热闹的元宵佳节。他们于2月3日晚上在大校场看戏和欣赏烟火。第二天早上，他们跟乾隆一起在圆明园里的正大光明殿共进早膳。他们于2月5日再一次欣赏烟火，并在观看两条舞龙追月的节庆表演之后，就在隔天离开圆明园回到北京。
　　荷兰人能如此广泛地参观圆明园，似乎主要归因于乾隆宠臣和的热情款待，荷兰人称他为“和中堂”。和有耐性地向荷兰人讲解如何分辨不同种类的金鱼，陪他们在结冰的水道上游览，甚至参观乾隆的寝宫。范巴澜注意到，皇帝的寝室由整齐的中式家具布置，摆设了少量的书本和一些价值连城的珍宝。
　　荷兰使节团也参观了万寿山下一座极其壮丽的新宫苑，应该就是清漪园（晚清时改名为颐和园）。他们更观看到乾隆乘坐雪橇在结冰的湖（应当是昆明湖）上滑行。范巴澜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浏览到长春园内西洋楼的欧式建筑群。我们无从得知为什么和没有让这些欧洲人去观看那些属于他们自己风格的建筑，但是在乾隆的赞同之下，和送给荷兰使节相当珍贵的礼物，并以角力、摔跤、音乐、烟火和乾隆御前盛大的宴会来招待他们。范巴澜也看过以汉白玉铺成的地板和挂上许多灯笼的正大光明殿。在当时，很可能没有一个欧洲人比范巴澜能观赏到更多的圆明园景区。
　　荷兰人跟英国人不同，他们没有挑战东道主的体制，所以不会有芥蒂，而事实上他们正巧跟朝鲜使臣一起抵达，并恭贺乾隆登基六十周年的大庆，也给了这位高贵的老皇帝一个好印象。荷兰使节团对于跟朝鲜使臣一起向这个天朝大国进贡，似乎也无怨言。
　　荷兰使节团在1795年2月8日又从北京回到圆明园，出席在“山高水长”举行的更大型盛会。在这个场合里，蒂进和范巴澜对乾隆的风采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注意到乾隆身躯挺直，没有任何人扶持，他的身材要比一般人为高。荷兰使节于2月10日在紫禁城接受另一次召见，乾隆除了赠予礼物之外，也写了一封信给荷兰国王（当时已经流亡到英格兰），强调自己的宽宏大量，但在维护中国体制上，保持不可动摇的立场。荷兰使节团在2月15日离开北京，在他们南归的路上，顺道游览了杭州，于1795年5月9日回到广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使节团出访的成就，礼仪明显多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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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士德使节团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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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乾隆皇帝把英国人与荷兰人视同朝鲜人，为进贡使臣，因而他未能领会到欧洲人在中国出现的历史重要性。即使马戛尔尼爵士尝试在圆明园里刻意地公开展示当时最先进的加农炮来引起乾隆的注意，但乾隆却完全没有因警觉而产生忧虑和不安，连他庞大的官员群里也没有人立刻意识到这些枪炮的潜在威胁。当英法联军在1860年占领圆明园时，两门山地榴弹炮依然安静地摆在正大光明殿附近的建筑物里，跟无数的玉石、罐子、珐琅器和钟表放在一起。这些枪炮被收藏的方式跟珠宝和罐子没有两样，显示出乾隆把这些枪炮仅仅视为新奇的玩意而已。
　　这些由马戛尔尼爵士带来献给乾隆皇帝的枪炮，和三辆由朗格戈（LongAcre）的哈契特（JohnHatchett）制作的优美舒适之马车，从来没有被使用过，一直被放置在一座建筑物里，作为进贡的纪念品。荷兰人范巴澜看见马车时，“仍然是油漆精美，完美的亮漆和整辆马车光彩如新”。五十多年后，当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时，英军统帅额尔金的传译官罗伯斯温豪（RobertSwinhoe）在园里发现由马戛尔尼献给乾隆的三辆马车，其中两台仍然“完好无缺和运作良好”。关于乾隆皇帝为什么继续使用他粗糙笨拙的马车，而从来不使用英国人给他带来的优美而又容易操作的马车，发人深省。哈契特设计的马车明摆着没有把中国的礼俗考虑进去，所以驾马车的人坐在隆起的箱子上，高于皇帝的座位，并且背对着他。从这里可以知道，乾隆情愿为了御座的尊严，不惜牺牲现代工具的便利。
　　马戛尔尼使华多年之后，伦敦于1816年又派出另一个使节团到中国，希望“消除广东贸易中的许多冤情”。嘉庆皇帝跟他的父亲一样，没有了解到英国的强大武力，再次把英国来使看作来自异邦的进贡团。依照1793年访问的先例，嘉庆同意亲自接见，提供盛大的宴会，并在圆明园内招待来使，而且排定了七天的日程。第一天在圆明园里款待英使；第二天在同乐园听完戏之后，于正大光明殿正式召见来使；第三天在正大光明殿设下盛大宴会；第四天带英国使者游览万寿山一带；第五天在圆明园内与使者告别；第六天，在礼部设官方的告别宴会，并在紫禁城举行赠予英国人礼物的仪式；最后在第七天与即将离开北京的来使告别。这个日程显示出嘉庆对使节团的理解跟乾隆并无不同，都认为像一般的进贡团一样，仅仅只是一种仪式的、惯例的、游乐性的活动，跟英国要扩大贸易的目的，明显地大相径庭。
　　阿美士德（WilliamPittAmherst，1773—1857）伯爵率领第二次来华的英国使节团。尽管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经超过二十年，但中英之间的彼此了解并没有任何改善。更何况随着英国国力的增强，伦敦做出妥协的意愿很低，特别是在跪拜问题上，更无妥协的余地。
　　阿美士德抵达天津之后，即表示他将脱下帽子三次和点头九次，作为对中国皇帝的敬意。中国官员驳斥说，马戛尔尼在1793年来华时曾经行过跪拜礼，甚至点名要在阿美士德一行人中的年轻的斯丹敦作证，马戛尔尼的确行过跪拜礼。当年仍是孩童的他，曾经跟随马戛尔尼使华。当斯丹敦回答说，他已经忘记二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事，中国官员勃然大怒，并强调天朝所定的礼数是要求所有大小官员，和来自包括安南等数十个属国的使臣，都要在觐见皇帝时行跪拜礼。他们坚持说，如果英国人拒绝接受中国礼仪的话，皇帝肯定不会接见他们。阿美士德因而一再受到中国东道主要求遵从跪拜礼仪的压力。这种争议引起并加深了双方的恶感。
　　当阿美士德坚决拒绝服从之后，他们的队伍就停滞在距离北京十公里的通州，虽经十天的紧张谈判，仍然无法解决问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之下，阿美士德一行75人继续往圆明园进发。他们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夜晚抵达海淀留宿。嘉庆皇帝显然不知这些远客有多么疲惫，立即要求按照原定日程，在第二天的一大早于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接见英国使节。但是阿美士德不愿以疲惫不庄重的模样出现，请求更多的休息时间。但是，没有一个中国官员敢更改钦定的日程，因而粗暴地强迫英使准时去觐见皇帝。阿美士德勃然大怒，断然地拒绝中方的施压，这立即引起中国官员的反感。他们上奏朝廷，斥英国人态度恶劣与妄自尊大。嘉庆在不良的干扰之下，立即终止使节团的一切活动。这等于驱逐出境，英国使节团就此回国，甚至连近在咫尺的圆明园也一眼都没看到。嘉庆在给英国国王的国书里，特别抱怨阿美士德拒绝接受马戛尔尼在1793年行过的跪拜礼。他直截了当地把责任推给英国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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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的黄昏岁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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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于1795年禅位，并非真的要交出权力，而是他曾经向神明许下诺言，为了感谢上天赐予他的长寿，他不会在位超过六十年，因为六十年在中国传统纪年里是代表一个甲子的循环。他因此在1796年2月9日中国的农历新年，召集他的儿子们来到圆明园的勤政殿，任命他的继位人选，第十五子琰也就是嘉亲王被选立成为嘉庆皇帝。不过，这个传位的结果仅仅是一种形式，因为乾隆仍以“太上皇”之名，在幕后继续操持朝政。
　　不仅如此，乾隆甚怕失去权力，实际上把嘉庆置于他的监控之下。他要最信任的心腹和，向他汇报嘉庆日常的一举一动，包括到圆明园时所走的路线，从哪一道大门出入，他为母后服丧的百天之期内，穿什么样的衣服等细节。在这种情况之下，嘉庆皇帝行事非常低调，并尽力做一个孝子。有一次他为了讨好他的皇阿玛乾隆，开设一个孝敬父皇的千叟宴，广邀资深的儒官出席，有的甚至年逾九旬，象征着他希望他的皇阿玛身体健康和长命百岁。不过，乾隆最后于1799年2月7日驾崩后，嘉庆立即掌握大权，腐败的和很快就被下狱和问斩。乾隆作为圆明园最重要的经营者，很偶然地在紫禁城突然驾崩，而不是死在他事先安排好的圆明园里。
　　嘉庆皇帝等到乾隆崩驾之后，才以皇帝的身份住进圆明园。嘉庆跟他的皇阿玛一样，继续在园林工程上大方地砸下金钱，他特别支付天文数字般的经费，去完成绮春园尚未结束的工程，以便将之纳为圆明园的一部分。嘉庆于1812年将大宫门和正大光明殿整修得面貌一新，在短短的六个月内，嘉庆就在圆明园工程上花了四万两白银。然后又陆续修缮了安澜园、舍卫城、同乐园和养日堂。最后，他在圆明园内增添了许多重要的新景观，包括烟雨楼、敷春堂、省耕别墅和新的稻田。
　　尽管圆明园的工程不断地进行，但在财政上应付庞大的支出仍然相当充裕，最主要的是嘉庆从高收入的盐政部门—一个官方掌握盐业专卖的生财机构那里，得到资金的挹注。例如，早在1800年初，嘉庆把从盐政那里赚到的其中十万两白银拨到圆明园的工程里。另一个叫广储司的政府机构也曾经拨给圆明园五万两白银作为储备金。
　　事实上，除了巨额经费之外，圆明园还有从别的地方所接受的名贵的礼物。在“竹亭”于1814年完工之前，两淮盐局就捐献了超过200件珍贵的紫檀木家具，都是出自扬州朱家设计的著名产品。这是自明朝以来传统工艺品中的佼佼者，各种不同设计的檀木家具，被视为用来祝愿人们幸福与长寿的珍品。几年之后，也就是接秀山房于1817年完工之前，两淮盐局又捐献了200个檀木窗框和格栅。这些都不是个别的例子，每当一座新的宫苑建筑完成的时候，各专卖局或个人都会争相献出珍品，这些通常都是具有艺术和实用价值的部件，用来装潢新完工的宫苑。
　　嘉庆也极度关注圆明园的安全，因为随着整个帝国在世纪交替时期的动乱频频，所有帝王宫苑的护卫工作亦不断升级。嘉庆于1799年真正继承皇位后没多久，就从整顿过的满洲旗营里再挑出五队士兵来守卫圆明园，结果让守护这座御园的卫兵人数增加至6408人。
　　虽然如此，威胁到御园安全的事还是发生了。第一次是在1803年，当嘉庆皇帝从圆明园起驾回紫禁城的途中，一个满洲旗兵就尝试要攻击他，尽管这次行刺的举动很快就被制伏，但已经让嘉庆感到惊恐。后来，1813年的秋季，一支由陈爽带领的“乱党”潜入紫禁城的庭院之内。虽然没有一个“乱党”活着逃脱，但已经让嘉庆和他的大臣们感到震惊，因为从来没有一次“叛徒”能如此接近皇帝。这个警讯自然唤起更严密的守卫。内务府立即在1815年拨出169907374两白银，在圆明园附近再兴建1096座军营，以加强维护的兵力。
　　不过，动乱的威胁不单单来自内陆，沿海的危机亦日见严重。尽管广东贸易体系仍能维持稳定，但英国的海上实力及欧洲贸易商的不满，都无可避免地威胁到现状。英国人在1802年占领澳门，又于1808年攻击中国的藩属尼泊尔，再于1814在广东外海扣押一艘美国轮船。大英帝国凭借武力达到她的目的，无视中国方面的抗议。
　　前已述及，1816年阿美士德的使华，是彻底失败的。嘉庆一度感到有点惋惜，但显然并不觉得事态严重，所以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行动去面对潜在的英国挑战。他继续在圆明园工程上花的钱，要比海防来得多。阿美士德离开中国之后的六个月内，他已经在圆明园的工程上花了四万两白银。当嘉庆于1819年祝贺六十大寿时，皇家内库仍然能够支付铺张的庆典费用，道路上五彩缤纷的装饰从北京一直延伸到圆明园门口，可跟乾隆大寿时的盛况相媲美，清朝统治者仍然没有显著的危机意识。
　　嘉庆于1812年到热河做每年例行的狩猎之旅时，突然驾崩；有一个无法被证实的说法是，他被闪电击中而亡。嘉庆的继承者第二子道光，在127人的队伍及一队御林军的陪同下，护送嘉庆的灵柩返回北京。这位新登基的皇帝于1823年结束服丧期之前没有住进圆明园，却对这座帝王宫苑做出了几项重要的新安排。他把皇太后和嫔妃从畅春园（康熙原来的御园）搬到绮春园。在皇帝嫔妃和大批仆役离开之后，畅春园无可避免地遭人遗忘。另外，他慷慨地把喜春园赐给他的兄弟淳亲王，连同嘉庆于1802年把春喜园赐给固伦格格，最后圆明园由五园定型为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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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的黄昏岁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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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有一首诗，反映出他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骑马进入圆明园大门时的心情。这座著名的宫苑给他从未有过的美丽印象，他注意到闪亮的霜雪仍然覆盖在溪流和远山之上。不久他就步入理政场所“勤政殿”，在那里他感受到新登上皇位的重大责任感。园里的环境让他缅怀过去欢乐的日子，并对他的祖父乾隆留下如此壮丽的宫苑感到十分欣慰，感恩之情让他誓言一生要以他的父祖们作为一个勤政的仁君所树立的典范为榜样。
　　虽然道光是以稳重、仁慈和节俭著称的君主，但以圆明园的花费而言，他不能被视为俭朴。事实上，他跟他的父祖们一样热衷于让圆明园变得更尽善尽美。更何况在他登基之初圆明园的财务状况仍然充裕，检视1824年度圆明园的银库，仍然相当殷实。1818年园里银库的会计记录为结余92343。925两白银，在其后的五年之内，园里又累积了1486757两现银。此外，还有利钱和地租，以及从有钱单位进账不少外快。广储司继续拨给圆明园现银作为储备。
　　充裕的经费让道光得以在1830年于“九州”内建造新的寝宫慎德堂。这座殿堂的外观特色是在方形结构上有三层连接在一起呈波浪形的屋顶，这个波浪形屋顶的斗和出檐呈现出中国园林艺术活泼风格里的非凡特色，尤其在最常用的屋顶形态诸如“硬山”、“歇山”和“挑山”当中十分特别。这座新殿堂不如一般中国宫殿富丽堂皇，因为它在布局和设计上显示出明确的特色，就是具有极大的自由度，明显地超越了由僵硬的儒家理念所启发的建筑。当慎德堂于1831年完工时，总工程费用是252000两白银，远超过原来估计的121700两白银的预算。虽然1836年10月4日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这座新建殿堂的三个部分，但是不论当时的财政状况如何，皇帝起居部分太重要了，必须很快重建出来。
　　由于道光对表演艺术有异乎寻常的热爱，戏台就成为他最喜欢的建筑物，他在圆明园内建造了许多戏台。道光不再满足于嘉庆在1814年于长春园内淳化轩附近所建造的新戏台，于是他在舍卫城南边的同乐园里，建造一座巨大的戏楼。这座新戏楼有两翼，北边是两层楼高的侧厅而南边是三层楼高的边房。另外，他在绮春园里的敷春堂增添了七个表演场地，以及一座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