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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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待朝鲜等使节，以及在京一品文武大臣与外省提督等。皇上在圆明园设宴，引见官员，办理殿试、会试、复试等尤称常态，历五朝而不衰。
雍正扩建圆明园及其属园的欲望已很强烈，但比起乾隆皇帝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乾隆于1738年服完三年之丧后，正式住进圆明园。他自小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刻意要求自己，如何做一个符合儒家规范的好皇帝；然而他喜爱圆明园之深，以及大事扩建的欲望，难以自禁。在礼教影响之下，他自觉过多的营造与个人享乐有违儒家伦理，但在物质条件许可之下，仍然忍不住尽情大兴土木，以遂游观之乐的强大欲望。从他一方面诏谕不再营建，另一方面仍营建不懈的作为上，可见其矛盾的心理。他除了完成圆明园四十主景外，更向东扩建，营建完全以游乐为主的长春园，并六次南巡，将江南园林的精华，如狮子林等等，移植到扩大的圆明园。长春园以乾隆退休后的居所为名建造，然而事实上，早在他退休前四十年，长春园已经建成。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南巡的主要目的，名为探视民瘼，实为寻景建园。他为了建园所提出的种种理由，处处显示享乐与礼教在他心目中的天人交战。营建之欲终于战胜了简省民力之德，圆明园也就在乾隆时代成为万园之园。大清于乾隆晚年虽已由盛而衰，但圆明园的经营仍然不遗余力地持续，这是明显地糜费国库民财。
嘉庆皇帝集中财力兴修绮春园，并将其纳入圆明园，形成圆明三园的格局。道光虽以俭省著称，却肯在圆明园上花钱，兴建了好几座大戏院；至于维修与小工程，更从未间断过。咸丰登基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内忧外患，军费浩大，根本无力再事扩建，即使维持现状，也感罪过。圆明园原是供清帝游乐而建，但咸丰园居，竟成为话柄，传出种种荒淫无道的传闻。其实，从档案资料可知，有一次咸丰于赴天坛祭祀的前夜，在园中曾痛哭失声；然则咸丰天人交战的压力，由于国势的衰微，较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方人往往认为，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离宫或夏宫；其实非也，而是清帝每年居住最久之地，自雍正起已是另一处听政之所。住在圆明园显然要比住在严肃的紫禁城里舒服得多，除了祭祀和礼仪之需必须回紫禁城，以及到承德狩猎、赴曲阜祭孔外，皇上大都是园居。以1775年为例，乾隆在园中一共居住了168天，居紫禁城105天，居承德66天，居曲阜44天。长久住在美观舒适的圆明园，日久自然生情，其情更表之于御制诗文，乾隆尤其是多产的诗人，对圆明园的四季景色，多有吟咏。此园无疑是清帝最珍惜钟爱、最引以为傲的一个大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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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引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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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的主帅额尔金（LordElgin；1811—1863）决定焚毁圆明园，主要原因就是知道清帝宝贝圆明园之深，故要焚之而使其痛。咸丰得报，果然痛心疾首，不久以三十岁之英年，客死热河。圆明园之毁对清廷的打击固不止于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对圆明园的怀念，均情见乎辞，甚至不顾众议，表达重新修复圆明园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更掺杂了强烈的国仇家恨情绪。但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修园，要比在盛世修园，更难被传统的道德观所接受。何况财力已经枯竭，根本无力修园。然而年轻的同治皇帝，在个人的期待跟母后的压力下，居然一意孤行，流露对圆明园无可排解的怀念之情，以及想要恢复旧时御园难以克制的欲望。
同治皇帝竟以儒家的孝道为名，作为重修圆明园的理由。他的父皇咸丰因圆明园之毁含恨而死，并于弥留时将圆明园同道堂的印章相赠，以示不忘。他的母后慈禧早年在圆明园得到宠幸，且在园中生下同治，自然对于恢复御园旧时的风光，最为殷切。然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国库空虚，虽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启齿。直到1867年，圆明园被焚已经七年，才由一位言官出面，主张募款修园，结果所得有限，风评不佳，同治及时谴责并处罚了这一位言官，以维护其体恤物力的形象。不过，他修园的强烈欲望只被礼教的大帽子暂时罩住而已，到了1873年，再也按捺不住。他于同年11月17日的上谕中强调，他之所以要修园，是为了尽孝，绝非为个人享乐。他说两宫太后抚育他长大成人，理应修复御园，使她们颐养天年。他也知道财政困难，所以并不要求重修整个圆明园，只要求修复部分，以应两位太后所需。话说得合情合理，完全符合传统礼教，于是内务府于二日后即开始作业。主要工程包括清夏斋、承恩堂、天地一家春等，都在万春园内，确为太后颐养所需。但关键仍是钱从哪里来？国库空虚，自会引发御史们的反弹。然而同治自以为理直气壮，欲强渡关山，更希望于1875年母后慈禧四十岁生日时完工。这种讨好母亲的孝心与强烈愿望，使年轻的皇帝大有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态势。他向内务府施压，向王公大臣募款，结果所得仍然有限，远不敷工程所需。但在皇帝的大力催促下，工程不得不展开；不过，开工不久，往往就因钱财不继而停工。同治原要修复3000个单位，后来虽然减到1420个，银钱仍然远远不够。
同治皇帝不顾一切修园，最后导致亲贵大佬们的一再干预。例如文祥于1874年4月2日呼吁停工，但皇上执意甚坚，置若罔闻，更亲赴工地，引起严重的安全顾虑，使恭亲王及帝师李鸿藻不得不积极出马劝阻，但5月9日的面见，毫无效果，同治于5月24日又秘密到工地视察，并在双鹤斋野餐。同治之毫不在意，令皇室震惊。同时，地方大员如两江总督李宗羲于1874年7月13日也上奏劝阻，力言圆明园即使修成，因洋人威胁未除，仍不安全，应效法汉文帝和宋仁宗于外患未除之前誓不修园的故事。此奏折明显蕴涵道德谴责的意味，并且促使翰林院编修李文田于7月20日要求同治立即停工。李文田过去虽曾捐款修园，此时则响应总督之言，直率地说，园工若继续，势将竭泽而渔，并举近日灾变不断，天象示警，不可不慎为说。然而这些以传统“礼教”来规劝同治皇帝，毫无效果。
同治可以不受规劝，但无法漠视财源之不继，往往发生工已开而钱未到位的窘境。虽有一些私人捐献，但沧海一粟，无济于事。如1874年的5月里，捐得三十万两，然所需则高达数千万两；二三十万两已见竭泽而渔之弊，令许多官宦之家，不胜负荷。更有甚者，重建圆明园除钱以外，尚需有钱也难以买到的巨型木材，同治曾向两湖、闽浙、四川一带的地方官，索取巨木三千，但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南总督王文韶均无以为报，因两湖沿江木材，早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砍伐殆尽，故李瀚章奏称，唯有到贵州山区原始森林中去采伐。深入山区固已不易，运输至京，难上加难，根本是开一张空头支票塞责而已。其他各省也无木可献。绞尽脑汁搜寻巨木，终于导致一件丑闻，奸商李光昭以捐献木材为名，到处招摇撞骗，牵涉到内务府。军机处要求直隶总督李鸿章彻查此事，终于水落石出，原来李光昭利用皇帝求材心切，谎称有巨木可献，以骗取特权，同时还骗了外国商人。审判结果，李光昭于1874年9月28日被判死刑。不过在审判过程之中，好几位内务府大臣涉案，清廷于窘迫之下，不得不驱逐陪李光昭到华南去招摇撞骗的长龄，以及将内务府大臣贵宝、崇纶交部严加惩处。这是一件因修园而引发的大案，不仅于道德有愧，而且犯了刑法。
然而，丑闻之起，毕竟是由于皇帝一心一意要求修园的缘故。于是反对将大笔银子花在园工上的王公贵戚和政府大员，有更多的口舌；要求停工以爱民的呼声，更强而有力地挑战同治修园的孝心。在此情况之下，恭亲王伙同其他三亲王，文祥、宝两军机大臣，以及沈桂芬、李鸿藻两军机，奏请立即停工。要点有三：户部财力已尽，根本无法筹付内务府估计的一千万两到两千万两的修园费；内外反对园工的声音，不容忽视；修复紫禁城旁的三海，既可省钱又能奉养太后。并立即求见。同治皇帝在强大的压力下，修复圆明园的强烈欲望固难再伸，孝顺皇太后的借口，也难再自圆其说，可谓一败涂地。此一君臣相会，十分紧张，同治于气愤之余，冲动地要把皇位让给恭亲王，害得诸王痛哭流涕，吓得文祥跪地昏厥。修园的欲望终于被现实所击溃，同治帝终于1874年9月9日，在慈禧太后的同意下，完全打消修园的念头，不得不诏令无限期停修，残破的圆明园从此逐渐成为历史名词。至八国联军之役再遭巨创之后，圆明园更加日渐毁损消逝，以至于成为废墟，昔日繁华，仅成追忆。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圆明园之衰亡，主要由于外力入侵而遭摧毁，与历史上其他名园的没落，殊不能一概而论。唯有圆明园的一个叫清漪园的属园，修复为颐和园，留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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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引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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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清廷痛心疾首，给咸丰皇帝、恭亲王、慈禧、同治等直接“受害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此种掺杂了羞辱、愤恨、不舍等复杂的记忆，固不限于皇室成员。英法联军入侵都城，焚烧园林，必然会给当地人留下深刻的痛苦印象。京城的士大夫亲见夷兵如入无人之境，到处烧杀抢掠，强暴妇女，悲惨万状。他们目击了代表西方文明的英法联军如何蹂躏自己的乡土，而整个惨剧中最具体的印象，莫过于火烧圆明园。后来做到湖南巡抚的陈宝箴适在京师酒楼，亲眼见到西边火光浓烟，不禁痛哭失声，在他脑海里留下的对圆明园消逝的伤感，以及痛苦的记忆，恐怕绝不下于清朝皇家。事缘自圆明园焚毁那一刻起，中国士人并不认为此园仅仅是满族皇帝的私产，与己无干，实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灿烂的象征，而竟遭西方帝国主义铁蹄入侵，无情摧残，而引以为耻。当时的英法联军，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也是要刻意羞辱“野蛮的中国人”。参与此役的英国格兰特（HopeGrant）将军即以狠狠“打击了中国的骄傲”为得意，要中国人知道，“绝非欧洲人的敌手”。外国人大都无法理解中国何以要利用圆明园作爱国主义宣传，甚至加以嘲笑或谴责。然而中国人受挫之余，自然会产生同仇敌忾之情，并将此痛苦的记忆由晚清士人延续到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转化成为民族主义式的历史书写，将毁园作为民族主义与爱国情绪的宣泄点，并表现出重建圆明园以雪耻图强的强烈欲望。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积极建设，也在强调爱国主义教育，欲使之成为中国人集体的耻辱记忆。公元2000年8月，北京市通过“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确定了圆明园公园整体保护的格局与框架。其范围横跨圆明园东西路，南北向则自清华西路到规划公路五环，面积达458。9公顷。也许作为凭吊之用的所谓“遗址公园”，更具悲情之美感；若一旦整体修复，似旧物而实非旧物，反而会磨灭历史记忆；如果手艺难以达到原有的精美，则更会有画虎不成的丑恶感。
无可抵挡的汹涌西潮，迫使中国接受西方的国际规范；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正负两面，都在几代中国人面前展露无遗，圆明园的被抢、被烧乃是最活生生的一个阴暗例子，中国人对圆明园的记忆与感情，也必须从中国近代屈辱史中去理解。在园林史上，也许没有别的园林蕴涵如此丰富的记忆与情绪。
汪荣祖
2004年6月25日
写于嘉南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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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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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圆明园这座帝王宫苑产生兴趣是从1981年的夏天开始，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大学附近游览它的遗址。在之后的好几年里，我阅读并收集了许多关于圆明园的著作和论文。在1986学年，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VirginiaPolytechnicInstituteandStateUniversity）准许我跟建筑学院的王绰教授一起讲授以圆明园为主题、为荣誉学生开的课程。我从王教授和班上同学的相互讨论里，受益匪浅。在同一年的夏天，我有机会再一次探访圆明园，并且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读到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原始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教授热心地帮我安排，从这些档案中帮我抄录了好几百页的文件，对此我深表谢意。
由于研究这座帝王宫苑的兴趣不断增长，促使我以此主题写一本书。在多年的准备的日子里，王教授一再给予我很多帮助。尤其在他的指引之下，建筑学研究生郁欣白先生为这本书绘画了很多既生动又专业的圆明园景观图。我要对他们两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20世纪80年代，我有幸在钱钟书教授（1910—1998）的北京寓所，先后四次得见这位近代中国词锋犀利的伟大学者。每一次他在许多主题当中，就清代统治者和他们的宫苑作出幽默和博学的评论时，都让我有五体投地的感觉。我将永远珍惜与这位最受人钦佩的学人曾经共度的时光。
我要感谢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ofNewSouthWales）历史学院的沙培德教授（PeterZarrow）（译者案：现已改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在1997年花了他宝贵的时间帮我阅读这本书的初稿。他很热心地给我许多重要的建议和更多的鼓励。我并希望能对两位匿名的评阅人所提供的批评和建议，表达我的谢意。在修正书稿的最后阶段，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University）的韩书瑞教授（SusanNaquin）与我虽不相识，但她热心地从天津发出电子邮件，回答我的查问，并且为我把查问转达给人在巴黎的维珍纳·蒂瑞丝（RegineThiriez）博士，因而能够及时读到她有关圆明园焚毁的新书：《洋鬼子的镜头》（BarbarianLens），作为有益的参考。中兴大学的孙若怡博士在1998年那年，慷慨地送我一份她刚完成的博士论文影印本，内容是有关圆明园内的欧式建筑部分，及时给我相当有用的资料去提升我手稿的若干内容。
在1998年的春天，应熊秉真博士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向她的同人和来自北台湾各县市的学者，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表我有关圆明园的研究。一个小时的报告和讨论，让我获益良多。我的讲演后来写成一篇文章，刊登在由熊博士合编的一本论文集里。
我也要感谢夏威夷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ofHawaiiPress）的执行编辑派翠西亚·柯士比（PatriciaCrosby）对于出版我这本书的热忱。总编辑池田万纱子（MasakoIkeda）和文字编辑罗比恩·史云思（RobynSweesy）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们在安排和编辑工作上的专业态度，让我感到十分幸运能与他们一起完成这项工作。最后，我要感激我的妻子陆善仪帮助我为这本书绘制一些有用的图像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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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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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这座皇家御园的兴衰，是清朝帝国史的一个缩影。它的兴起，跟康熙大帝（在位期间1662—1722）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之崛起是并行的。圆明园总共耗了一个半世纪无休止的营造，成为一座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从未有过最雄伟的帝王宫苑，可说是伟大中华帝国的一颗闪亮的明珠。这座巨大的庭园在来华传教法国神甫王致诚（Jean…DenisAttiret；1702—1768）的眼里，可真是“人间天堂”（aparadiseonear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