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传--又四十年-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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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又有好几位姊妹上楼去看王先生，对他说：“王先生，今后可不要随便说话，现在人都变了。”想起昨晚刘姊妹对他说的话，他就越发小心。从这以后，他无论跟谁也不敢随便说甚么话了。
生活在这样的境况中，无异置身人间地狱。
第 二 十 六 章 获 释 之 后
出监刚刚两三天，派出所就打电话来，说公安局的人叫王先生夫妇去屯绢胡同谈话。此后他们差不多每两个礼拜就要去一次。每次去，政府干部都是十分热情地招待他们，让他们坐在沙发上，给他们预备热茶，摆上瓜子、花生和糖果等等。两位干部一边一个陪着他们，其中一位是专门负责跟他们谈话的，每次他都在。如果当时不在，一个电话过去，他马上就到。他一趟又一趟地跟他们谈，说话相当和气，态度也十分温柔，而且从各方面替他们着想，对他们的照顾真可谓无微不至。所盼望的无非是他们赶快出来，参加三自会，可是事实上这件事他们办不到。他们在监里的时候，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出监以后，看见许多信徒仍是那样单纯，那样爱主，持守当日所传给他们的真理之道，并且盼望王先生没有变，仍旧走主的道路，这个“三自”他们如何参加得了？但又不敢说出口，苦就苦在这里。
一些已经参加“三自”的人，看见王先生出来了，迫不及待地找机会立功，讨政府的欢喜：
贝小姐九月三十日下午作了一番规劝回到香山之后，又从香山写信给王先生，由她和刘苏琴小姐联合署名，对他在青年会所作的假检讨倍加赞扬：“你念的检讨为神人所共悦。”王先生看了以后怒不可遏，立刻把它摔在地上了。
过了几天，基督徒会堂的两位信徒去看王先生，一位是生懿新小姐，一位是柳晓津弟兄。他们对王先生说：“吴耀宗是虔诚的基督徒，热心事奉主，你不应该反对他。”王先生听了，简直都要气疯了。吴耀宗先生明明是假先知，他们却夸奖他是虔诚的基督徒，热心事奉主，王先生怎么受得了？但那时他不敢说一句批评吴耀宗的话，因为一批评，马上又得进监。所以他就趴下来，跪在他们面前求他们说：“我的贤侄、贤侄女，你们饶了我吧！别再往下说了，我给你们磕头了。”他就跪在楼上那个水泥地板上给他们磕了三个头。两个人自觉无趣，也只好住口了。
又过了些日子，上海一位佟弟兄到北京去看王先生。此人原是王明道的狂热拥护者，在上海愚园路有个聚会的地方，他们那个教会什么都向北京基督徒会堂看齐：诗本用基督徒会堂的赞美诗，名字也叫基督徒会堂，与王先生的关系非常好。后来他参加了‘三自’，并且当了吴耀宗先生的助手，帮他作些抄抄写写的工作。这次他来看王先生时说，“吴耀宗是很谦和的。”王先生一听马上火起来了，从那以后佟弟兄再也不去了。
另外一方面，基督徒会堂也有一些神的余民，坚决拒绝与三自会发生任何关系：
王先生进监以后，基督徒会堂参加了‘三自’。王晓彤姊妹写信去声明退出该教会，从此再也没进那个教会的大门。王先生夫妇获释时，她已经搬了家。当时她正在病中，听说他们住在会堂，就托知心朋友朱姊妹去探望，说王晓彤愿意见见他们。当然他们也很愿意见见她，因为那时他们的确很迷惘。王先生已经答应政府参加‘三自’，但这条路怎么走法？实在不好走，所以他们就去了。走到南小街，见一个人站在那里，是熟人，但又不太熟，看样子像是监视他们的。他们到了王晓彤姊妹家，她就对他们说：“教会参加‘三自’，就是淫妇。”同时还把她写给基督徒会堂、声明退出该教会的信读给他门听。这时他们才看出，无论如何不能参加三自会，在这件事上再也不能往前迈一步了。
王笃恩弟兄是一个敬爱王先生的人，他没有进监。当他听到王先生获释的消息时，马上打电话去。王太太接的电话，证实这件事，他就去了。王先生把他带到楼上，跟他谈话，一边说，一边哭。他坐在那里听，心里难过极了。可不知怎么的，他一滴眼泪也掉不出来，只听王先生一直说自己太失败了，悔恨自己。
尤一波弟兄出监比王先生晚一个多月。他出监后的第一个礼拜天，他的妻子对他说：“叔叔出来了，咱们去看看他。”他们看见王先生好像顶懊悔的样子，不肯说话。因为他老是坐着，腿都肿了，没有下楼去参加聚会。作完礼拜后，他们再上楼去看他，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真对不起你们！”王先生知道，这些年轻人都是因为他的缘故被捕的，他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王先生获释后不久，在长春被捕的孙振陆弟兄也出来了。他回到北京，从火车站打电话到会堂，得知王先生确是已经出来了，就雇了一辆三轮车，直接到会堂去见王先生。谈了一些时候，再带着行李乘原车回山老胡同家里去。
李再生先生听说王先生夫妇出来了，住在会堂里，就又去给他们做饭。人家都害怕，他什么也不怕。有一天徐弘道先生来了，到会堂楼上去看王先生，李先生也跟着上去了，他当着徐先生的面说：“我真感谢主，他们俩进去了，我也跟着进去了。我回来了，他们也回来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资格在这里给他们做饭。我是他们的一个安慰。”
天津的甄品道先生夫妇听到王先生获释的消息后，十月初赶到北京去看他们。他的太太先去，看过以后当天就回去了。他是第二天去的，住在前门外一个同乡的家里，然后去会堂看王先生。但见王先生十分难过，半天不肯说一句话。此后有一天他再去看他时，陈荷生先生夫妇也在场，王先生就对他们说：“唉，我们都是一台戏啊！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这不是正演着了吗？”这么一说，话就谈不到正文上去了。对于参加不参加‘三自’的问题，他始终避讳去谈。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王先生出狱才半个月，李再生和甄品道邀他去陶然亭公园游园。王太太因为还信得过他们，就答应了。这时翁立升也在场，想与之同去，他们又不好拒绝，所以就大家一起去了。朋友们原是想跟王先生单独出去谈谈，翁这么一来，就不好谈了。翁立升这个人大家都觉得不太可靠，他从前作过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王先生被捕前他就常去会堂，现在王先生获释回来，他又来了。奇怪的是，当别人都不敢接近王先生时，翁立升却敢于和他过往如此之密，而且一直没出过问题，也没听说他受到政府的注意，看来他是有任务的。
在陶然亭，他们都劝说王先生登台讲道，可是王先生不能这样作，但又不能明说，他的心情是极其矛盾和痛苦的。李再生觉得王先生对他不像从前那么坦诚，就问道：
“明道哥，你对我好像有点怀疑吧？”
王先生伸开右手，然后以手抚胸说：“我是满腹狐疑。”
坐在旁边的翁立升哈哈大笑起来：“世界上少有这样的人：人家怀疑你，你还就问；他怀疑你，他还就说出来。”
午饭时间，他们把带来的面包、酱肉和水果放在桌上，也把纸包着的一斤块糖摊开，放在桌上。四人边吃边谈，谈到陶然亭，又谈到陶然亭的香冢。王先生突然想到含冤就缢的香妃，就把块糖向四外推了推，在那张一尺见方的黄色包糖纸中间露出一块空白，他拿起钢笔，在那块空白处默书了“香冢”的碑文（注），然后又通读一遍：
“浩浩愁，莽莽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孤城，中有碧血。
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烟魂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王先生此时是藉诗文抒发内心的惆怅，言己之不敢言。但这首词很可能被汇报政府，成了定他“释放后喊冤叫屈”罪名的根据。
寻找各种机会去看王先生的人相当多。当然大家都害怕与王先生过从甚密会被逮捕，特别是那些刚刚释放的人，更是不敢多接近他。然而这些人彼此之间还是有来往的，逮捕并没有割断肢体间生命的联系，大家的心仍是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王先生出监以后，心里一直怕得要命，就像上刀山一样。可是王太太一点也不怕，总是很乐观。有一天王先生问王太太说：
“我怎么办呢？我不能演戏传道啊！”
“是啊！”王太太鼓励他，“你不应当害怕。”
他们每隔两个礼拜就要去屯绢胡同谈一次话，这件事对他们是个很大的负担和压力。政府干部每次都要问他们：“你们搞通了没有？”他们每次总是回答说：“还是没搞通，参加不了。”但为什么搞不通呢？总得说出个理由来啊！那时三自会常常开会，每次开会都通知他们去参加，并且把开会的程序单寄给他们，内中包括某月某日要开会、下个礼拜天讲道该讲什么题目、念什么圣经和为什么事情祷告等等。王太太就根据这个程序单对他们说：
“像这样的程序，我们怎么能参加？他们是不信神的，他们用人的办法把下个礼拜该讲什么、祷告什么都安排好了。当然我们不敢说我们所讲的都是出于神，但至少有一个心愿，愿意听主的话，主叫讲什么就讲什么。他们都是这样事先安排好了，我们怎么作得来？譬如说他们祷告，我们闭眼不闭眼？没法闭眼呀！我们参加不了的。”
他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往后退。同时因为他们两位都生病，所以一直没去参加。
王太太出监以前本来就有病，大约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有一天上午放风回来觉得很热，喝了杯凉开水，下午就发高烧起不来了，而且咳嗽得很利害，夜里咳个不停，甚至门外守卫的都常常叫她小声点儿。出监以后，她一直病着，不能参加任何会议，这实在是神特别的保守。她对王先生看得很紧，他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就是怕他自杀。有一次在屯绢胡同，政府工作人员要带王先生一个人出去走走，王太太说：
“我现在身体不好，我不放心。”
“不要紧的，带他到公园走走，散散心，再给你送回来，还不行？”
“不行，”王太太顶和善地回答，“我实在不放心。”
他们一再说要带他去，她总是说：“我不放心，我怕他要自杀，因为他父亲是自杀死的，我怕他有这个根。说不定他一个想不开，就会自杀，所以我不敢撒手。”她还对他们说：“如果他自杀了，那会给政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结果政府干部想带他出去走走的事始终没有去成。若是真的去了的话，他们一吓唬他，那就完了。所以王太太的病，也实在是主的恩典，神用这个病保守了这件事。
王先生这时的心情特别不好。最令他痛苦的，就是他心里的话不能跟人讲。王先生获释后，信徒都很高兴。他们想王先生出来了，那可好了，可以上台讲道了。但是怎么一直不上台讲道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明白，王先生又不能跟他们说政府希望他参加“三自”，他却参加不了。他有好些话甚至都不能跟王太太说，王太太自己知道的事也不能跟别人讲，全都窝在心里，难过极了。所以他一想起来，就一阵阵地像发神经病似的：
有一天早晨起床之后，他把炉子上的一盆热水端起来，晃荡晃荡地就要往头上倒，虽然没倒成，但那个样子就像是要倒的样子。
那时甘雨胡同家里修房子，院子里有泡的石灰。他把石灰拿回来，就要放到嘴里尝尝。有一次都已经放到嘴里了，幸亏给李再生先生看见，从他嘴里抢出来。就这样，他的嘴还烧了好几天，里边的皮都烧破了。
在许多事上他都显得不正常。有时他爬到楼下去，跪在小客厅的门口，“嗷，嗷，嗷”地直喊。王太太在楼上病着，下不去，就听见他那样直喊，不说话，因为他心里实在憋得受不了。
到屯绢胡同去过几次之后，王先生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他得的是荨麻疹，俗语称风疹块，因为他在街上吃了一些爆肚之类荤腥的东西。长期吃素的肚子，乍一吃荤受不了，加上心里的烦躁和懊恼，荨麻疹就发了。请了一位中医来看，说他是因心里郁闷，吃东西不合适引起的。平常的风疹块都是一块一块的，他却是全身一片一片大面积的，脸和耳朵都肿得很大，腿肿得很粗，甚至连肠胃和食道里都有，三天之久滴水不进，嘴里的气味大极了。一个多月不能下地，就坐在床上粘邮票解闷。他常常坐在那里，两、三个小时动也不动，也不说话。
那时“三自”还是常来通知他们去开会。他腿肿得都不能下地，当然就不能去，这也是天父的大恩典。原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先生去看过他，见他确是病了，就安慰他一番，劝他好好休养。屯绢胡同曾多次打电话叫他们去，他们实在去不了，也就算了。后来屯绢胡同还打电话来，问王先生好。
王太太的母亲刘老太太在上海，听说女儿、女婿出监了，希望早些见到他们。当然他们也很想看看她老人家，所以屡次写信去，请她给他们在上海找房子，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政府不许可他们离开北京。老太太找好了房子等他们去，却不见他们到来，就叫王先生的儿子天铎到北京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能这里边也有政府的意图，政府是希望他们好好地走上那条‘三自’的路，所以百般地忍耐，可以说用尽了苦心，但他们就是走不上去，政府也不明白到底为了什么。所以天铎的北京之行，依王太太看来，可能具有双重的使命。
天铎到了北京，王先生就跟他谈谈，但他心里的痛苦还是不能跟他说。有一天，王先生坐在沙发椅子上，心里痛苦得无法忍受，就用两只手拼命地打自己嘴巴。天铎连忙过去，骑在爸爸腿上，握住他的双手说：
“爸爸，您有什么痛苦，跟我说说。”
“我没法跟你说，”王先生痛苦地说，“带到坟墓里去吧！”他知道天铎是个好孩子，但很单纯。他若跟天铎说了，天铎就得去汇报，说“我爸爸说他冤枉”。这样他就得再进监，因此他什么话都不敢跟儿子说。王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并且称赞他真好，但他始终没有一次对儿子讲过他在监里的事，他把所有的委屈都藏在心里。
因为心里很烦，有一天晚上王先生跟天铎说，“我们去看戏！”那时崇文门大街真光电影院正在演《杨乃武与小白菜》。他们看到一半，天铎到厕所去，这时王先生偷偷地哭了。他看到杨乃武有个姐姐，在北京王府里作事情，她去探望杨乃武时，得知弟弟的实情，就替他辩护，结果把案子给翻过来了。王先生就想：“杨乃武有个姐姐去看他，我姐姐死了，有谁来看我呀？”想到自己身世的凄凉，触景伤情，就哭起来了。
天铎本来是利用春节三天的假期，又请了几天假来看父母的。看见妈妈病得那样重，爸爸又这样痛苦，实在不忍心走，就连续请了好几次假，住了二十多天才回去。到上海之后写信给妈妈，说请爸爸写几个字给他寄去，王先生连一个字也没有写。那些日子他痛苦极了，天天想着自杀，一来觉得自己撒了那么多谎，没脸活着；二来又怕再次进监，倒不如干脆死了的好。
天铎回去以后，上海政府告诉刘老太太说，王明道和刘景文不能离开北京，于是她就自己到北京去了。
王先生出监时，基督徒会堂已经有了新的执事会。被捕释放的严金光、柳晓津和王恩庆都已经当上了执事。住在甘雨胡同廿九号院内的田稼丰也当了执事。王先生一回一回地跟他们商量，请求辞职，他们哪敢答应啊？所以事情就一直这样拖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