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传--又四十年-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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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善理大夫已经判了无期徒刑; 政府就把她们二人和另外一些判了刑的犯人; 送到通县劳改所去。在那里她们二人被分配在糊盒组; 陈大夫拿夹子夹月牙; 王太太用凿子凿。盒子糊好; 王太太就拿出去晒; 等干了以后; 再把它们配成套; 捆成一捆一捆地发出去。这个活儿加工费最大; 本来是职工家属做的; 等她们这批犯人来到; 就叫她们做了。通县劳改所的环境很好; 工作很舒服; 伙食也比较好; 厨子做的贴饼子味道非常好。不只如此; 犯人还可以开条子买水果和糖等; 什么吃的都可以买。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情况就不行了。
基督徒会堂两位爱主的姊妹时魏素兰和李仁贞; 是在她们二人以先到那里的。王太太和陈大夫到达通县后的第二天就是犯人的接见日。大家都有人可以接见: 时魏素兰有她的丈夫、大儿子、和二儿子夫妇; 李仁贞有她的主内好友黎培珍; 陈善理有她的两个儿子; 唯有王太太没有可接见的。接见的人都必须向队长索取接见的条子; 王太太想;“我为什么不要求接见呢?”于是她也去要了一张条子。
那天早晨接见的时候; 她们四个人排在一起准备接见。等到接见的人来了; 她们就被带出去; 隔着一张桌子与家属见面。大家一看见; 彼此高兴极了; 都笑起来。劳改所的队长实在弄不清楚; 就问她们说:“你们都是谁接见谁呀?”
王太太到达通县不久; 收到她母亲刘老太太的信; 内中附了一张明信片; 正面的姓名和地址都揭掉了; 只有背面的信还留着。小小的字写得密密麻麻的; 她一看就知道是王先生写给老太太的。原来一九6 4年刘老太太八十六岁时摔断了胯骨; 十分痛苦; 就写信给王先生; 说受苦是与她有益; 并说在主的手里她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她的意思是说; 神不轻易叫他的儿女受苦; 叫他们受苦总是为他们的益处。信内还附了一张三十元的汇款单给他。
王先生收到信后; 就用明信片覆了一封信; 上面说:
“收到姆妈的信; 姆妈说受苦与您有益; 我也说受苦与我有益。姆妈说您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 我也是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万事都互相效力。”底下的半句“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不写了。他接着说:“我现在的心情与四十年前的时候一样。”这是指一九二五年秋他到南方去; 第一次见到岳母的那个时候。从这封信可以知道他当时的灵性光景很好; 那正是在他得了复兴以后。王太太当时并不确实知道王先生到底在什么地方; 但猜想他仍旧在南所; 因为南所的犯人只许写明信片; 不许写信。
时魏素兰姊妹和王太太虽然见了面; 但彼此不能说话。她们那里的院子很宽敞; 有四、五间房子那样大。有一天时太太在院子里洗衣服; 王太太就哼一首赞美诗的调子。其实这个调子电台也常播送; 不过不是为赞美神; 而是为讥诮基督徒。王太太这么一哼; 就有人去办公室汇报了; 说她们用唱诗传递信息。于是队长把王太太叫到办公室去; 问她是不是唱赞美诗了? 王太太说:
“我只哼哼调子; 没有唱出词来; 而且这个调子是谁都会唱的。”
“你们唱歌都是怎么唱的?”队长说;“你唱给我听听。”
那天她正好想着《颂主诗歌》第二О五首; 她就唱给他听:
“我将我罪归耶稣; 他乃天高圣洁;
甘愿担当我众刑; 代我赎清罪孽。
将我罪信靠耶稣; 他血洗净污秽;
使我与雪同皎然; 瑕疵无一不净。”
这首诗里完全是说“我是罪人”的事; 队长听了就没说话。
王太太到通县的时候; 郁知芬姊妹在那里的一个小五金厂劳动教养。劳改所的院子是敞着的; 进进出出比较随便。他一见到王太太; 就小声问她说:
“宋天婴在哪里?”
王太太说:“我还没见到她。”
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过了几个月; 有一天她站在王太太她们窗子后边的院子里吹口琴; 吹各式各样赞美诗的调子; 有《灵粮诗歌》上的; 有《灵交诗歌》上的; 不过她不断在转换调子; 叫人听不出来那是赞美诗。可是王太太都听得懂。她足足吹了半个多小时; 就是吹给王太太她们听的。一九六六年夏王太太她们调离通县时; 她站在汽车下面看她们上汽车; 显得顶难过的样子。
王太太调到北京监狱; 又见到肖语中和宋天婴两位姊妹; 她才知道她们没有调走; 仍在原处劳动。凌云峰弟兄也在那里; 他在模具工场做塑料鞋。女犯人多半是用刀子刮鞋或摇尼龙袜; 肖语中已经在里面作了小头头; 负责收活儿的工作。王太太起初一两个月作临时性劳动; 后来就跟语中在一起。有一天劳动时; 她们二人并排坐着; 语中小声跟王太太说话; 这是她们头一次说话; 给坐在她们背后的人看见了; 就去报告队长。队长问王太太:
“肖语中跟你说什么?”
“她告诉我; 她干活儿得了奖; 得了一枝自来水笔。后来这枝笔丢了; 她顶心疼; 顶难过的。”王太太照实讲出来; 队长听了也没说什么。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间; 王太太患高血压; 影响到头部; 不只头痛; 而且眼睛睁不开; 每天要吃一种绿色的降压片。后来犯人集体检查身体时; 她问医生:
“我血压高不高?”
“高。”
“不吃药行不行?”
“行!”
她听了扭头就跑; 从那以后她的病就好了; 血压一直也不高了。
王太太在北京监狱呆了共三年; 到一九六九年; 才被送到邯郸去。对于王先生; 政府原本抱有希望; 但后来看他实在没有争取的表现; 才在一九六六年秋; 用六等火车(货车)把他们一批犯人送到大同劳改煤矿去了。
第 三 十 二 章 王 先 生 在 大 同
王先生等一行离开北京时;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因为他的耳朵越来越聋; 别人说话他听不见; 所以到了山西大同以后; 他们就不要求他参加学习; 而是叫他自己读报; 看了什么就写写感想和体会。对于他认为不平的事; 他常常加以评论。
他生来有一个仗义执言的性格。从一九一九年他作学生时为“协和”与“汇文”的校名之争 (见《五十年来》第二章廿七页);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坚持立场; 决不妥协的人。走上传道的路以后; 这种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他坚持真理; 与社会和教会中的罪恶作斗争。但到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就行不通了; 他为这个性格吃了不少苦头。
当时社会上正开展对刘少奇、彭德怀和吴晗等人的批判。如果他有意见放在心里; 那也就算了。他却写材料交给领导; 为这些人鸣不平; 这怎么能行呢? 那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 带着夫人王光美去印度尼西亚和阿富汗等国访问。人家把国家元首夫人的尊荣归给王光美; 江青就不服气; 心想自己是毛主席夫人; 当然高她一等。但她不能出国; 得不到这种尊荣; 就叫人写材料; 说王光美在雅加达卖尽了风骚。王先生觉得这个话说得太重; 等于骂王光美是妓女; 他就写材料说:“侮辱国家元首; 就等于侮辱国家。”
还有; 彭德怀、吴晗被打成反党分子以后; 他也为他们鸣不平; 写材料说共产党讲话前后不一。他说:“没有搞彭德怀的时候; 说他平易近人; 等到搞他的时候; 又说他是伪装的。到底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没搞吴晗的时候; 说他家里穷得念不起书; 要跟胡适去借钱; 现在搞他了; 又说在他家门口停着好几个轿子; 是大财主。到底哪个话是真的? 这就叫作‘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他甚至还批评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没有信用的人。他说:“尽管你位高至国家主席; 到要搞你的时候; 就把你搞掉了; 这个国家怎么得了?”他引论语《为政》篇的话说:“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 小车无 ; 其何以行之哉?”他写了不少这类的材料; 为他们翻案; 因为他看不惯那些不公平的事。为了这个缘故; 大同劳改煤矿的领导邢干事就斗争他; 说他为大反党分子辩护。
他们斗争他时; 有一个人故意问他:
“你对江青有什么看法?”
“江青嫉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他说;“王光美跟着刘少奇出国; 受到隆重的接待; 江青出不去; 就说人家在印度尼西亚卖弄风骚; 这简直等于骂她是娼妓。王光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夫人; 怎么可以骂她为娼妓呢?”
他这么一说; 可惹了大祸; 马上给他带上手铐; 并且对他的斗争也加重了。手铐带了五个多月; 吃饭、穿衣、睡觉; 都得带着。有一次斗争时把他斗急了; 他甚至引证内地会青年宣教士斯坦夫妇 (John & Betty Stem)解放前在安徽省旌德县被共产党抓到砍头的事; 来说明共产党是反对神和反对基督教的。他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共产党; 当然为政府所不容。邢干事想改造他; 他却对他说:“你不用想把我改造好; 我改造不好了。”
邢干事从犯人中选了九个人; 专门斗争王明道。王先生称之为“九人斗争团”。斗争团中的主要成员包括给日本人当汉奸的王起和黎志远; 给日本人作事的龚昌京; 国民党空军少将吴某; 以及北京某公会牧师詹汝耕等。王起是台湾的日本人; 走遍华北; 到处帮助日本人残害中国人; 后来被中国政府逮捕了; 他是斗争王先生最残酷的一个人。黎志远是辽东半岛关东州的日本人; 原在满州工科大学读书; 差一年没毕业时被召到华北来; 残害中国人。龚昌京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曾在日本军队里当军官。他给王先生糊了一顶高帽子; 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王明道”。他没有动手打过王先生; 只是画漫画骂他: 先画了一个女人抱着小孩; 在外国人面前曲膝求帮助; 指的是王明道的母亲; 又画了一个男人在树上吊死了; 指的是王明道的父亲。空军少将吴某也是斗争王先生的积极分子; 给王先生吃了不少苦头。詹汝耕是斗争团里最关键性的人物。他在日本人投降后美国人回到中国时; 被送到美国去读神学。在那里他发表了大量的反共言论; 回国后又热心信起主来; 帮助北京的学生工作。解放后; 他在美国的活动给人晓得了; 因而在一九五八年被捕; 判处无期徒刑。他说他是为信仰受苦; 其实不是; 他是为反共。他既被判无期徒刑; 必须立功赎罪; 才有出监的可能; 所以他就利用他的特殊条件卖主卖友。无论是此时在大同; 还是后来在荫营; 他都因斗争王明道而立了大功; 屡次获得减刑; 所以他获释比王先生早好多年。获释后; 一九八四年他还到过美国; 到处宣扬他与王明道一同坐监。他说得不错; 但只是少说了一句: 他在监里是斗争王明道的幕后策划者; 是残酷迫害王明道的元凶。
在斗争王先生的这一任务上; 他们是密切配合的。斗争中充当打手的是王起和黎志远。背地里出谋划策的则是詹汝耕。斗争都是在晚间举行。詹汝耕是只动嘴; 不动手。他在那里形容。 说传道人的心理就是喜欢吃好吃的; 哪儿给钱多就上哪儿去; 他的意思是叫王先生照着他所形容的去说、去写; 承认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人。王起叫王先生跟着詹汝耕说; 不说; 他就用一根黑布带子栓在王先生的手铐上; 拽着他; 叫他使劲低着头; 弯着腰; 在斗争室里满处跑; 一跑就是几个小时。黎志远是管揿王先生的头的; 因为他个子高; 力气大; 一个晚上要揿几十次; 像捣蒜一样; 把王先生的头揿得都快要碰到地了。王先生的腰本来就有毛病; 因为他年轻时有一次路经塘沽; 闹水灾火车走不了; 曾在露天地里睡过三、四夜; 得了一个腰痛的病; 弯不下腰去。现在他们这样拗他的腰; 他痛得实在无法忍受。他们还揪着他的头用力往墙上撞; 撞得他头昏眼黑。到了该睡觉的时候; 王起就叫他写材料; 并且还坐在旁边看着。写完了; 不行; 再写; 一直写到深夜; 必须王起点头说“行了”; 这才放他回去睡觉。他们每晚这样斗争他有五个月之久。
白天; 他们把龚昌京糊的高帽子给王先生戴上; 去游队示众。王先生带着手铐; 不能用手去摘; 他就摇头把帽子甩掉。甩掉了; 龚昌京再拿起来给他扣上; 再甩; 再扣。在大同王先生实在是吃足了苦头; 受尽了凌辱。
王先生很能理解这些斗争他的人; 他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不得已的; 因为他们只有这样作; 才能立功赎罪; 获得减刑。詹汝耕也是一样; 实在可怜得很。
五个月的斗争过去以后; 白天别人都下矿劳动; 他因为年老体弱; 他们就不叫他下矿。他无事可做; 就在监里学着缝缝自己的钮扣; 有时也缝缝旧棉衣或棉被。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被子拆洗了; 却不会把它绗起来。人家教他绗被子要把线藏在棉花里面; 结果他还是绗得里里外外都是大针脚。
王先生在大同的时候; 收到过一封从西德汉堡(Hamburg)寄来的信。寄信人是一位德国夫人; 收信人的地址是北京市监狱 (Peking Municipal Prison)。信是用英文写的; 王先生猜想一定是德国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事; 她才知道他们在北京市监狱; 因而把信寄到那里。这封信由北京转到大同劳改煤矿后; 刘队长就拿着信去找王先生; 对他说:
“你看看这封信是怎么说的?”
王先生看了以后就把信中的话翻译给他听:“我愿意知道你和你妻子的身体健康; 请尽快覆我一信。”信里还附了两张“邮资已付”的邮票。队长说:
“你可以写回信给她; 不过不能写外文; 必得写中文。”
“写中文;”王先生想;“那怎么写啊? Hamburg还可以写成“汉堡”; 其它的地址、名称; 怎么翻成中文呢?”所以他没有回信。过了几个月; 队长又把那封信和邮票都要回去了; 告诉他说:“犯人手里不能存有外文的东西。”王先生始终不知道那封信是谁写的。如果那封信还留在他手里的话; 他出监时一定会给这位夫人回信。他十分珍视这种在基督里的情谊。
第 三 十 三 章 王 太 太 在 邯 郸
王太太从通县调到北京监狱时; 王先生还在北京。可是不到一个月; 这批犯人就都分散了。女犯们是山西的回山西; 河南的回河南; 安徽的回安徽; 东北的回东北; 各人都分配到自己的家乡所在地劳改。男犯则全部去大同; 王先生可能就是跟这批男犯人一起到大同去的。王太太仍留在北京; 直到一九六九年才与陈善理大夫等一同到邯郸去。
到了邯郸; 王太太的右眼出了问题; 狱医诊断为急性青光眼发作; 发给降眼压的药水; 嘱咐每小时滴一次; 此眼可望保全。按照监狱规定; 眼药水不许个人保存; 必须交给监号小组长管理; 并且由她来给滴。但她嫌麻烦; 不肯这样作; 就对王太太说:“眼药水一般都是一天滴三次; 你有什么资格一小时滴一次?”由于没有按时来滴; 王太太右眼球的眼压继续增高; 压坏了眼底神经; 这个眼睛就完全瞎了。
在邯郸; 王太太吃了许多的苦。一九七零年; 那里的劳改营正在抓典型; 要把那些偷东西的; 或是包庇拉拢的等等揪出来批斗; 教育大家。那时犯人常常要调动; 说走就走; 行李多就不方便; 所以干部叫大家尽量减轻行装; 有人甚至把顶好的皮箱或手表都很便宜地卖掉了。王太太东西最多; 衣服也多; 她正想该怎么办时; 就有人喊着说:“刘景文东西可多啦!”队长过来一看; 就对她说:
“唷; 刘景文啊; 你东西这么多; 给你展览展览吧!”
“哎哟; 还展览呐?”她以为队长只是说说而已; 谁知真的给她展览了; 并且还进行了批斗。
展览是在一个大席棚里举行的。棚里挂着一个大字条幅; 上面写着:“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