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传--又四十年-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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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哟； 还展览呐？”她以为队长只是说说而已； 谁知真的给她展览了； 并且还进行了批斗。
展览是在一个大席棚里举行的。棚里挂着一个大字条幅； 上面写着：“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刘景文”。席棚里拴满了绳子； 把她所有的衣服都挂起来。她的旗袍原是已经剪断了的； 她们又把它缝上； 挂在那里展览； 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服装。她们还把她每一样东西都贴上标签：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把棉被说成是鸭绒被。
批斗一开始； 有人过来打她的脸。队长说：“不许随便打！”那人就没再打； 只是批判。有好几个人站起来批判她； 其中有两个是王太太熟识的主内姊妹。
第一个是张馨安。她说：“刘景文还戴戒指呢！”王先生一九四八年在南京领会时； 正逢他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 有人送他一只戒指； 他回来之后就给了王太太。她很高兴地说：“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还没有给过我戒指。”她就把那只戒指戴在手上； 一直戴到她被捕的时候； 没想到这件事也成了批判的题目。
另外一个是常丽德。她批判说：“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生的； 哪儿有这个事？ 我跟我老头儿结了婚； 我就不跟他在一块儿； 看会不会生儿子？ 没有这个事！ 童女根本不会生孩子。”她又说：“王明道讲道时； 眼睛一直盯着下面的献金箱。等会一完； 就直奔那个箱子去了。”王太太心里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 你还会去聚会呀？”此外她还说：“刘景文大学毕业。”那意思是说她出身于有钱人的家庭； 不然怎么念得起大学呢？ 其实王太太没有念过大学； 后来她打趣地说：“大学的门我倒是都进去过。哪个学校的门我没进去过？ 可就是没念过大学。”尽管她那样说； 王太太一点也不怪她； 因为知道她曾患过精神病。常丽德是一九六零年左右为信仰被捕的； 判了十三年； 在这期间她放弃了信仰； 到出监以后才恢复。她出监后不久； 王太太刑期也满了。听说她家在乡下； 生活很困难； 王太太就给她寄了二十块钱。有人对王太太说：“她说那样的话； 你还给她寄钱？”王太太却不是那样想法； 而是仍旧以爱心待她。等王太太离开劳改农场以后； 常丽德写了一封信给她； 很恳切地承认自己放弃信仰的罪； 没有多久她就离开了世界。
下午开的批斗会； 吃过晚饭以后接着学习。白天发言批斗她的一个天主教徒坐在她旁边； 问她说：
“刘景文； 你说有耶稣吗？”
“有啊！”她这么一说； 就有两个人起来； 啪地一下把她架了起来； 别的人跟着上来； 劈头盖脸地打呀； 抓呀； 拔头发呀； 全都来了。问她话的那个天主教徒用脚踢她的两根肋骨； 立刻那里就肿起来； 痛极了； 但她却不恨她们。
她们打她的时候； 她因为痛就大声尖叫； 想叫守卫的人听见； 知道里面在打人； 也许会来干预； 谁知他们一个也不来； 因为那天晚上各个监房都在打人； 专门打那些信神的人。她们打到一半的时候； 队长来了； 说：
“刘景文； 你不要不到黄河心不死啊！”王太太朝她望了望； 心想到那时再说了。原来前几天枪毙了一个叫张安泰的天主教徒； 队长就拿这件事来吓唬她。后来王太太去看那个布告才知道； 那人是因为跟那些刑期已满的人谈话； 被认为有活动； 才枪毙的。王太太想：“他有活动； 我又没活动； 与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老实着呢！”她这样想不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她严守监规： 那时女犯都要轮流值夜班； 有一天王太太值夜班时； 在她们女犯所住的五间房后边过道的厕所里； 看见了肖语中。当时只有她们两个人在那里； 她为了免犯监规； 就没有跟她讲话； 所以她相信她不会被枪毙。
第二天晚上； 她们继续打她； 因为她会尖叫； 所以犯人小组长秦素音就用手拼命提她颈项后面的那根筋； 好让她叫不出来。这人是回民； 因贪污被判劳改； 她给王太太吃了好些苦头。她这样作了以后不久； 颈部就患疽痈 （俗称“瘩背”）； 王太太仍以爱心待她。她刑满后在就业劳动的地方； 因着王太太的见证信了耶稣。她回北京探亲期间； 还去看过肖语平姊妹； 与她一起祷告； 在灵性上很有追求。
她们正在斗争王太太的时候； 坐在她后面的一个年纪比她大的天主教徒看着很难过； 就凑到她跟前说：
“你说； 你快说：‘没天主； 没耶稣。’你说了； 她们就不打你了。”王太太知道她的意思是； 你心里只管信； 但嘴里说没有耶稣； 就可以不挨打了。王太太想：“怎么能说这个啊？”为这件事； 她们组里还给那个天主教徒记了一功。那天是一九七零年二月十六日。
她们这天晚上打过她以后； 第二天白天又商量； 用什么办法可以打得她更痛些。有人说拽头发最痛； 于是那天晚上一个外号叫小辣椒的年轻女犯； 心毒手狠； 是个女流氓； 上来使劲拽王太太的头发。有一个小组长过来； “砰”地一拳打在她的太阳穴上； 一连痛了好几天。又有一个女犯曾经打死她自己女儿的； 走过来没头没脑地朝着她的脸和鼻子就是一拳； 幸好没有出血。她们使劲拽她的头发； 她痛极了； 不由地把头往上伸一伸； 好让头发松一点。她们看她往上伸； 就在下面狠命地拧她的大腿。腿一痛就得往下缩； 腿一缩； 头又痛得厉害。她再往上伸； 下面再拧； 她们就是这样又拽又拧地来回折磨她。王太太被打得身上多处暗伤； 疼痛难忍； 但她都默默地忍受下来； 许多犯人看在眼里； 都感到希奇。到她们刑满释放； 迁到监外劳动的地方时； 和她同住的三个人（一个是与小叔子通奸谋害亲夫的黄增华； 一个是与儿子拦路行劫的女强盗； 另一个是贪污犯）； 问她为什么能忍受那么多的苦？ 她说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 并且把福音传给她们； 黄增华就接受了主。
王太太被她们毒打之后； 给政府写了一张条子。上面说：“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写的《湖南农民调查报告》上有十四条； 其中一条是关于庙宇的事。他说：‘我主张让农民他们自己去办 。。。。。。’意思是我们政府不去干涉；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说：‘在我们中间有好些人； 他们不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这些人我们应该让他们不赞成； 而且要给他们工作； 因为这样的思想情况不是开几次会就可以解决的。’还有一个地方说：‘孙中山先生也是与我们有不同世界观的人。’”最后她说：“毛主席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五五年写的都是一个意思； 跟我们的宪法一样； 就是信仰自由。我不愿意挨那些打死自己孩子的人打。”
她写好就交上去了。接着她又去找队长说：
“她们商量好了； 明天还要扒了我的衣服打。”
“明天她们再不能打你了。”队长不许打了； 等于是她们输了。她们就对王太太说：“我们有一个制度： 你要是说有耶稣； 那你就甭打饭； 你要是说没有耶稣； 你就可以打饭吃。”王太太一声不吭； 心里想：“我不吃饭； 我就要饿； 越来越饿； 到时候就死了。”于是她又去找队长说：
“队长； 她们今天说有一个制度： 如果我说没有耶稣； 我就可以打饭吃； 如果我说有耶稣； 就不让我打饭。我不知道这个制度是不是政府规定的？ 如果是政府规定的； 我就不打饭了。我来就是说明这个。”
“你打你的饭。”有了队长这句话； 她打饭就没事了。陈善理大夫没去跟政府说； 以为这就是政府规定的制度； 真的一天没有打饭。她本来就有心脏病和高血压； 再不吃饭； 身体就更不好了。
在这些日子里挨打的不只王太太一个人； 还有陈善理大夫； 宋天婴姊妹； 肖语中姊妹等。陈大夫在监号里； 她们狠命地打她的嘴巴。英兰玉姊妹也是因为不肯说没有耶稣、没有神； 她们就拼命地打她的牙齿。第二天早晨王太太起来去厕所； 她看见宋天婴在厕所的那一头； 面色灰白； 头发凌乱； 就像是刚被打过的样子。肖语中的腰本来就不好； 她们却使劲地伤她的腰。
在挨打时； 王太太一直默想一首歌； 就是由她配了曲的以赛亚书五十章五至七节那段话：
“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 我并没有违背； 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 我任他打； 人拔我的胡须； 我由他拔； 人辱我吐我； 我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 所以我不抱愧； 我硬着脸面； 我知道我必不至蒙羞。”
这是她非常爱唱的一首歌； 她在家里时唱； 在监里也唱。她想这个以赛亚实在是好： 拔胡须； 打背； 吐唾沫； 他都动也不动。她觉得自己真是赶不上以赛亚。那些日子； 她时常默默地唱这首歌； 心里满得力量； 也不害怕。
张馨安看见她母亲陈大夫挨打； 对政府的看法就有了改变； 后来她恢复了她的信仰； 并且有美好的见证。原来她刚进北京草岚子胡同看守所时； 有一个去过恩典院的人也被抓进去； 跟她关在一起。馨安就千方百计地体恤她； 照顾她； 有什么她能做的； 她都愿意帮助她。那时馨安思想还没搞通； 有时把自己心里的话都跟她说。谁知那人去检举揭发了； 政府马上给她带上手铐和脚镣。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怎么受得了？ 他们又给她看许多的书； 看了还要作思想汇报。在这种情况下她是非转不可的； 她就表示放弃信仰。于是政府待她特别好； 照顾她； 让她们母女二人见面。见面时； 馨安想把母亲的思想搞通； 她妈妈坐在那里一声不吭。馨安说：“妈妈； 你说话呀！”妈妈还是不吭声。她又说：“妈妈； 你怎么不说话呀？”妈妈仍旧不吭声。母女二人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 理该彼此谈谈； 可是妈妈怎么也不说话。一九六九年春节； 陈大夫跟王太太还都在北京监狱的时候； 她们二人被分配在一个屋子里住。她悄悄地对王太太说：“我真生她的气啊！ 她真伤我的心啊！”王太太明白她的意思是说； 她怎么会把主放下了呢？ 可是再想想； 她一定是压力太重。所以妈妈是又原谅她； 又生她的气； 在这一点上陈大夫老是搞不通。
自从她们都挨了打以后； 王太太和陈大夫彼此更不敢说话了。何况又不住在一个监房； 实在没有多少机会见面。王太太在北京草岚子和在邯郸时的同监犯人曾玉华； 刑满后回家去探亲； 返回农场时带来一个消息； 说陈大夫的丈夫张周新先生去世了。原来张先生是在杭州恩典院被捕的； 一九五七年释放后回到北京； 还曾去甘雨胡同看过王先生。据说后来又在天津被捕了； 一九七零年前后死在狱中。王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想怎么能叫陈大夫知道这件事； 但始终没有办法。后来还是陈大夫给她儿子们写信时； 他们回信告诉她的。
陈大夫身材较矮； 生病以后个子越来越矮。每次洗了衣服要晾起来； 总是够不到绳子； 就常常抱怨自己：“怎么长得这样矮； 长得这样矮！”在她患胸膜炎住进医院之前； 有一天她洗了衣服没办法晾； 正在发愁； 看见王太太走过来； 就对她说：“你给我晾吧！”王太太就帮她晾了。
陈大夫长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不能吃盐； 也不能多吃粮食； 只能吃少量的菜； 身体越来越瘦。她很想吃点糖； 常常说：“哎哟； 给我点儿糖吃吧！ 给我点儿糖吃吧！”王太太还有些糖； 但是不敢给她； 因为给了就是包庇拉拢。后来陈大夫患胸膜炎； 王太太也患胸膜炎； 还有肺病； 两人都住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一九七一年春节时； 病人可以多买一些糖； 王太太就想怎么能分给她一些； 她就趁着陈大夫出去的时候； 偷偷地把陈大夫的糖瓶子装满了。她想陈大夫不知道； 这就不能算包庇拉拢； 不然就会惹出很大的麻烦来。肢体间的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没过多少时候； 陈大夫的身体更加不行了。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 她逝世的前一日； 王太太进去看她。她闭着眼睛； 王太太又不好跟她说话； 只轻轻地喊了一声：“陈善理！”她的眼睛微微地动了动； 没有睁开。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
第 三 十 四 章 荫 营 十 年
一九六八年四月，大同劳改煤矿的一大批犯人调到了荫营。大同在山西省的北部，荫营在山西省的中部。荫营是阳泉县的一个小镇，距离阳泉火车站二、三十里路。王先生就是与这批犯人乘坐七等火车到荫营的，詹汝耕也在其中。
詹汝耕在大同因参加“九人斗争团”斗争王明道立了大功，已经减刑。到荫营之后，他又继续争取在王先生身上立功。一天，他们在院子里开控诉会，有一百多人参加。詹汝耕单独出来控诉王明道，没有提王先生的名字，也没有提史家胡同或基督徒会堂，可是大家都知道那指的是谁。他说：
“在北京有一个教会，他们的教会有暖气设备，这是一个大资本家捐的。”这样就把王明道跟大资本家李子超先生连在一起了。有一天他和王先生在大工房里摘白菜，没有第三者在场，他对王先生说：“咱们传道人，可不就是凭着两片嘴皮吃饭么？”王先生认为他说错了，他不应该把王先生拉到他们一起，而应当说，“我们这些当牧师的（指像詹汝耕一样靠当牧师吃饭的人），可不就是凭着两片嘴皮吃饭么？”王先生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他是为吃饭而传道，我是有神的使命而传道，两者岂可同日而语？”
荫营劳改队的最高领导是科长，其次是教导员，下面还有指导员。在犯人当中，一个队有一个值星员，是从犯人当中挑选出来的，领导上叫他管理本队的事，要紧的事去找干部，一般的事就由他来处理。
王先生在十八队。他们旁边那个队的监房里有一个犯人，可能因为值星员待他太厉害了，他就起了杀人的意念，准备用炉子上的铁火盖来打死那个值星员。铁盖的上面连接着一个长柄，那个柄是活的。拿着柄可以掀也可以盖，却不能打人。一打，盖子就转。一天夜里他趁大家都睡着了，拿起铁盖柄就朝值星员头上打去。一打，盖子就转起来，结果没打成，却碰着值星员的头。他一醒过来，立时就叫起来：“杀人了！”大家都被叫醒，连隔壁王先生他们那个队的人也都醒了。值星员打电话到队长的房间说：“这里发生杀人的事情了！” 队长开了门进来，就把那人铐起来带走了。
有一天，王先生队里的值星员对他说：
“我们队里新换了一个指导员，你写点材料跟他谈谈吧！”
“我没有什么可写的。”王先生因为过去写材料为刘少奇等辩护，戴了好几个月的手铐，吃了许多苦头，到荫营之后他就不再写什么了。
“你写写吧！”值星员说。其实这是指导员的意思，要知道王先生的思想如何。于是他就写了，越写越没有顾忌。有时指导员也找他谈话，所以他和指导员很熟。有一次天铎给爸爸寄来一个大扁盒子，装满了罐头。指导员想那一定是花了很多的钱，就问他说：“你儿子挣多少钱啊？”其实这些营养品并不是高价买的，而是天铎夫妇二人把他们每月发的肉票省下来，买了罐头给父母寄去的。
有一天指导员拿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毛主席题的两首词。其中一首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不许放屁！”指导员问王先生说：
“你看过这张报纸吗？”
“看过。”
“你有什么感想？”
“我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了。”王先生说，“诗词里哪有用‘放屁’这种话的？多难听啊！我不喜欢看这种难听的话。”
这时王先生的灵性几乎完全恢复了他以前的光景，不过不能跪着祷告，像在家里时一样。他祷告都是在躺下以后，而且不能出声。就连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