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传--又四十年-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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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十分清楚，三自会的本质是不可能有任何转变的，因为它一转变，就会失去利用的价值，并且很快被废弃。就整体而言是如此，就其中的个人也是如此。本质虽然不能改变，现象却可随着形势的需要而不断翻新。历史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唯反对神的人之马首是瞻：反对神的人需要他们搞控诉、搞斗争时，他们就搞控诉、搞斗争；反对神的人需要他们讲圣经，作些属灵的姿态，以增加迷惑性时，他们就讲圣经、说些属灵的话语。有一天反对神的人需要他们再转回去时，他们还是得再转回去。他们没有自己的自由，完全受人的支配。他们是在我们的主以外，另有一位“主”，而且把那位“主”置于我们的主之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讲“爱国爱教”，而不敢讲“爱教爱国”。今天中国的“教会”是换了头的教会！愿神擦亮每一位诚实爱主的人的眼睛，看清三自会的本质，对它不抱有任何幻想，也不与它有任何联合。
注一： 见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天风》月刊第六期。
注二： 见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天风》周刊第廿六至廿七期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
《又四十年》是怎样写成的 ■ 王长新
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只知道他的前半生，却无法了解他的后半生，总有一种遗憾的感觉。对于王明道先生，大家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他前半生的自传《五十年来》发表后不久，就身陷囹圄，与世隔绝了。1980年他离开监狱，回到上海时，已是八十岁的人了。由于眼目欠佳，难以执笔写作，所以他后半生的记录是个空白。事实上，在中国也没有人敢写他的传记，因此大家只有望洋兴叹了。
西方一个差会的负责人，鉴于王先生已年近九旬，活在世上的日子到底还有多久，谁也无法得知；如果他的后半生没有记录下来，就与世长辞了，那对中国教会，乃至普世教会，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所以一九八九年10月他亲自去上海看望王先生，征询王先生的意见，该差会是否可以从事王先生后半生传记的出版工作。当即得到王先生的首肯。继而他又询问王先生∶“您认为有哪些人可以写你的传记？”王先生只提了一个名字∶王长新。他听了很高兴，因为他晓得我这个人。
同年11月，我收到该差会负责人一封十分恳切的来信，请我祷告，看神是否要我作这个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写王先生的传记，因为我没有材料。虽然报章杂志或是书本上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但错误百出，根本不足为凭。于是我开始为这件事祷告。经过两个星期的求问，我深感义不容辞，就回了一封信给他，说明实际的情况∶“我必须亲往上海，与王先生面谈；而且我内人敏如姊妹也必须与我同行，担任录音工作。”我得到的答复是一切都没问题。该差会愿拿出五千美元，作为我们中国之行和写作的需用。他盼望我们立即成行，我说∶“不行，此时中国天气很冷，即使让我们住在上海宾馆，也还是不行，因为每个宾馆都有国家安全局人员，我们天天往王明道家跑，一定会惹人注意。那是自讨苦吃，而一事无成。必须等到春暖花开，我们扎进王先生家就不出来才行。”
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老实说，我没有兴趣去中国。几十年在那里度过的辛酸岁月，使我不愿重蹈故土；而且再去那里，会遇见什么，也很难逆料。但是为了完成这个写作的任务，我必须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我们决定旺春成行。
1990年4月4日，我们动身去中国。离开中国，毕竟已有7年了，对于国内当时的情况，需要先有一个了解，所以我们的第一站是香港。在那里有一位弟兄把他珍藏的多篇五十年代在《天风》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送给了我。同时我也了解到，在王先生身边有一个服侍他的人是可疑的，需要多加注意。在香港我们买了一个质量较好的小录音机，也买了一些磁带。为了让我们将来录好的磁带能被安全带到国外，我们也安排了外国人在指定的时间到上海去取。
4月11日下午，我们离开香港去上海。在虹桥机场我见到了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看我戴一副金边眼镜，白发苍苍，肯定我是老华侨回国探亲，对我非常客气，并且表示热烈欢迎，行李一点没有检查就过了关。同时我也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对我这个当年不屑一顾的四类分子，也是殷勤备至，热情接待。而且还亲自帮我们把行李车从拥挤的人群中推出机场，替我们喊计程车，真让我受宠若惊。
我们从机场迳往火车站。以外宾身分买了两张软席客票，就到了老家苏州。久别重逢，家人当然都很高兴，但因为下雨，大街上和隔壁邻居却没有人见到我们。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回家探亲。从家里再出去，就没有问题了。这是我们预定的计划。
在苏州住了几天，看上去我们俨然是国内城镇居民，再没有人会怀疑我们是国外去的人了。十五日，我们带了一点行李，坐硬席车去上海。把行李寄存在车站上以后，我们就乘公共汽车去浦东，看望一位朋友，了解上海的情况。我们同样被告知，在王先生身边服侍他的人不可靠，可能是政府或三自会派去作工作的。
傍晚离开那个朋友家时，我们先打了一个电话到王先生家，是王太太接的，我说∶“婶儿，我们是长新和敏如，想来看你们。”她很高兴，就说∶“来吧！”但是当我提到我们要住在她那里时，她有些踌躇了，因为家里没有地方可以给我们住。后来她想了一下，就问∶“在客厅里打地铺，你们行不行？”我说没问题。她说∶“那你们就来吧！”这样，我去车站取了行李，就到上海武康路王先生的家里去了。这是我们扎进王先生家的第一步。时间已经很晚了，没有人看见我们进去。
王先生已经上了床，但还未睡着。二老看到两个小辈远道而来，显得很高兴。给王先生烧饭的钱姐听说我们是从加拿大去的，主动提出给我们住在她的房间，她可以在客厅打地铺。我们接受了她的爱心。
王先生睡着了以后，我们就跟王太太谈及我们此来的目的。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王太太一口拒绝了。她怕这本书出版了以后，会给他们夫妇和国内弟兄姊妹带来许多的麻烦和痛苦。这真象一盆冷水，泼在我们头上。我们感到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时间已晚，就说都回房间去睡吧。我们怎么睡得下去呢？两个人跪在一个小小的单人床上祷告，向神倾吐衷肠。我们清楚这件事是神的旨意，而且此来也是神叫我们来的，怎么会遇到这样一种结果呢？我们把事情再一次恭恭敬敬地交托给主，求主引导带领。然后就钻进被窝里去了。因为床很小，两个人挤在一起，连翻身都很不容易。但想到主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也就安然睡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大亮，王太太就起来了。听见我们起床的声音，她就走进我们房里来，对我们说∶“昨天夜里我好好地想了一下，你们那么远跑来作这件事，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们能答应我三件事，就可以做。你们谈话时，我还可以在旁协助订正。第一，书在我们（指王先生夫妇）还活着的时候不能出版。第二，书中不要用弟兄姊妹的真名，免得他们受累。第三，书中不要提政府干部的名字。我们一听，感谢赞美主！当即满口答应。这样，工作就开始了。
每天来看王先生的人相当多，我们不想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所以一有人来，我们就停止谈话。敏如姊妹的录音也是秘密的。她把录音机装在里面衣服的口袋里。麦克风是由一条连接在录音机上电路线，从套在外面的短大衣袖子里面伸出来，直到手边，收录王先生的讲话。一有人来，就把它送进袖子里去，因此不容易被人发现。就这样，经过大约三个礼拜的时间，王先生四十年来的经历都被录进我们的磁带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吃过早饭以后，服侍王先生的章冠英弟兄就来上班了。我们寒喧了一阵，他就开始工作，一直做到天晚。他对王先生的帮助很大，王先生和王太太都很信任他。我从旁仔细地观察，我得出一个结论∶我的工作瞒不了他。因此我就采取了一个策略，把他看作自己人，有分寸地向他交心，并且就我力所能及地善待他。我为他祷告，如果他是象别人所猜想的那种人，我希望他转变过来；如果不是，那我这样待他，就正对了。
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我不时地从窗户里向外了望，看有没有什么动静。感谢神，平安无事。是他保护了我们。
王先生是个严格守法的人。根据政府规定，来客住满三天以后，要去报户口，他对此一点也不马虎。我们是从国外来的，要到公安局去报到。王先生叫章弟兄代我们去做这件事，我们就依照规定，把护照和飞机票都交给了他。如果他是象别人猜想的那种人，他只要把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告诉公安局，公安局把我们的班机日期和航班号码都告诉机场，叫他们详细检查我们的行李，把我们记录的磁带都扣留下来，我们就空此一行了。我们只有为此祷告。
我们安排来拿磁带的外国人原定是5月1日下午三时。当然那时我们已经把磁带摆好，装在口袋里了。但是她没有按时来拿，而是等到晚上九时半以后才来。那时章弟兄已经下班回家了。令人奇怪的，她还邀了一位作医生的澳大利亚姊妹同来。她告诉我，她带一个人同来，万一有人搜身，另一个人可以喊。一般来说，对外宾搜身是很不礼貌、也很不光彩的。当晚她们把所有录好的磁带都拿走了，并且立即带到了香港。
5月2日，我们离开上海去北京，看到了多年不见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分别向我们提供了王先生被捕入狱后外面的情况，我们都录了音。这样又多了四五个磁带。12日回到上海后，想怎样把这些磁带带出去呢？适巧第二天艾得理牧师由一位外国青年弟兄陪同去看王先生。我想请艾牧师带走。那位弟兄说∶“艾牧师受人注意，你交给我吧！”这样，北京的几个磁带也在当天带到了香港。
5月16日是我们离开中国的日子。我决定提前三个小时到达机场，为的是给他们充分的时间检查我们的行李。如果别人的行李都是一看就过去，唯有我们的行李要不厌其烦地一个一个打开来详细检查，那就说明章弟兄已经把我们在中国的工作都告诉公安局了，我会很快地把这个消息转告王先生和王太太，那就成了章弟兄的一个大暴露。否则，那就说明人们对他的猜疑没有根据。这是我故意设置的一个测验，让事实大白于天下。我从来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是我却想正确认识每一个人。那天的结果是，我们的行李和别人一样，顺利地过了关，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我想我应该实事求事，而不能以讹传讹。不管别人怎么说，在这件事上我总说他是清白的。
这是我第一次的中国之行。
尽管材料已经到了手，但离着开始写作还差得很远。加以华夏圣经教会成立后，忙得我不亦乐乎，根本就没有时间动笔。敏如姊妹在此期间就听这些磁带，并且把它们一个一个逐字输入电脑，这是不得了的功夫。
我看过一些材料之后，感觉还是不够丰富，所以我又乘1992年夏去香港开会之便，跑了一趟中国。一方面是想拿到王先生解放后几本日记的复印本，另一方面希望能再得到一些材料，并且顺便在北京与一些主内友人讨论一下此书的书名。此次的中国之行虽然与上次相距只有两年，然而王先生夫妇二老都已离世与基督同在了。
在上海，想复印王先生解放后几本日记的事落了个空，内心颇感惆怅。怀着沉重的心情到了北京，在李再生先生家里遇见了郑洁民先生（化名甄品道）。他跟王明道先生关系很密切，有人说他是个“王明道通”。我谈了在上海遇到的事以后，他马上答应日内即去上海，住在王先生儿子天铎家里，用手抄写与传记有关的那些部分的日记。别人想做件事，也许做不到。但郑先生与天铎有特殊关系，所以不成问题。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从郑先生我还得到了王先生第一次和第二次入狱前后许多十分宝贵的材料。更可贵的，是他详述了1979年底他与天铎同去山西荫营监狱接王先生的事，对我书写《又四十年》这本传记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多事，他就在其中，应该说那都是第一手资料。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书名，结果一致同意，定名为《又四十年》。此次北京之行收获非常之
大。
回到加拿大之后不久，我拿到了郑先生所作的日记摘抄。他把摘抄作了复印件，装订成册，交给了我安排去取的人，然后由航空公司飞机驾驶员带到多伦多，既安全，又快当。我是去他住的飞机场宾馆拿到的。到了这个时候，就写作材料而言，基本上可以说应有尽有了。
这是我第二次的中国之行。
1993年4月，我们从美国请来一位弟兄，帮助华夏圣经教会的讲道和牧会工作，使我可以腾出身来从事写作。敏如姊妹则是把她输入电脑的材料都打印出来，按着年代和事情发生的顺序，剪下来摆在一起，我才开始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我需要许多篇《天风》上刊登的重要文章和讲话，特别是1951年4月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包括全部参加人名单，甚么人在会上讲了甚么话），以及之后在全国各地开展的控诉运动等等。这些材料只有三自会的图书馆里有。怎么办？我找到了一位朋友。此人有资格进入三自会的图书馆，公开地，而不是秘密地，在馆内复印机上作复印件。我因而得到了我一切所需要的。凡我书中所引三自会领袖们的文章或讲话，我都有真凭实据在手里，他们根本无法抵赖或否认。
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初稿才得以完成。在书写时，我的脑子还很好用，但结束后放下笔来就不行了。我的脑子麻木了，精神上也似乎有些不正常。家庭医生给我开了比较强力的镇静剂，连续服用两个星期后情况转好，他就告诉我不要再用了。可能是怕我用多了，对脑神经不好。于是我开始静养，书稿连碰也不敢去碰了。
1994年春，我和敏如姊妹从美国儿子处回来，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说当年十月初旬他们准备为王先生夫妇的骨灰安葬，希望我去参加，并说我参加了这次葬仪，《又四十年》就可以划上句号了。同时他们也表示希望我把已经写好的书稿带给他们一阅。
去中国，要花很多的钱。此时那个差会的五千美元已经用光了，到底该不该去呢？我与该差会负责人联系。他赞成我去，并说飞机票可用他们夫妇乘飞机积累的英里里程来给我买。我当即函覆北京友人，我将准时前往参加二老的骨灰安葬。
当我把写好的书稿拿出来一看时，我愣住了。这样的书稿怎么能给人看呢？许多地方都需要修改和重写，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一章一段地改，同时还要负责教会的讲道和牧会。这样，又用了整整半年时间才完成。现在总算可以拿给人看看了。
到了上海，三位年逾古稀的圣徒用了一天一夜多的时间，把书稿逐字过目，读后一致认为书中内容是真实的和正确的，而且可读性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