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传--又四十年-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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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献铜； 那是征铜！ 北京市长命令每一家市民都要交铜。保、甲长挨家挨户地去送信； 告诉人要交多少铜。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小户人家各交多少； 都有规定； 少一点也不行。市民把铜送去； 他们还要拿秤称； 秤砣低一点都不行。交了铜以后； 就发给你一张小单子； 上面印着两个红字“铜品”； 要市民把它贴在大门的门框上； 不然还得再交。这个单子在会堂门上贴了不少日子； 可能单乐天看见过。今天旧事重提； 为的是要找把柄来控告我亲日、媚日。”
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 与会代表、《荒漠甘泉》中文本译者唐守临弟兄去看王先生。适巧他不在家； 出去理发了。王太太见到他； 就问他说：
“听说与会的代表们今天都去游园了； 你怎么没有去？”
“琴还挂在柳树上； 我哪儿有心去游园啊！”他这句话透露出了一个有生命的人的心声： 中国教会已经被掳了； 哪里还有心去游山玩水啊？
会议结束后； 发表了一份《告全国同道书》； 正式宣布把“三自”原有的名称改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并且成立了它的全国领导机构ΔΔ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注：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天风》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二期
第 十 二 章 全 国 会 议 以 后
八月五日晚上； 王先生夫妇乘火车到北戴河去了。第二天一早； 徐州的王恒心牧师去会堂找王先生； 请他在一张反对原子战争的签名单上签名。王先生不在； 迟太太接见的他； 告诉他王先生夫妇都到北戴河去了。于是他对迟太太说：
“那就请你代他签个名吧！”
“我不能代他签。”迟太太说；“签名要由他自己签； 我代他签不合适。”
他们所以要王先生签名； 是因为大会的会员名册上印有王先生的名字：“王明道 北京基督徒会堂负责人”。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如果王先生在上面签了名； 那就可以说他去参加会议了。既然迟太太不肯签； 他也只好走了。
王先生夫妇在北戴河住了十几天。回来以后看见《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 说美国人造谣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为什么《大公报》要在这个时候刊登这个消息呢？ 因为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 八月十四日到达北京访问； 并将于十七日上午与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界人士举行座谈。现在刊登出来； 为的是叫他们知道王明道依然健在。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 陈见真主教就迫不及待地发表谈话说：“外面传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 没有这回事！ 我去见过他； 他仍然在北京； 而且很安好。”于是这件事就成了一个把柄； 说王明道不肯辟谣。
九月廿三日； 王先生收到北京市宗教事务处的一个通知； 邀请所有不参加三自会的团体； 在九月三十日上午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后面的议事厅去开会。这是政府的又一次争取活动。
那天应邀赴会的教会团体计有基督徒会堂、基督徒学生会、基督徒聚会处、香山灵修院、香山恩典院、杨襄城先生的福音堂、彭鸿亮先生的东大地福音堂； 以及杨牧师的美以美会教会等十一个团体； 共一百余人。基督徒会堂出席的人数最多； 约二十人。那时的气氛已经相当紧张； 基督徒会堂的一位刘姊妹； 因为不是教会的执事； 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但她很爱王先生； 怕王先生被逮捕； 就悄悄地到公园里去观看动静； 直到散了会才放心地回家。
议事厅里的主席台上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现任的宗教事务处处长； 另一个是未来的宗教事务局局长。会议开始； 首先由李处长讲话； 劝大家都参加“三自”。讲完以后就问：
“大家有什么话要说； 可以随意发言。”
王明道先生第一个站起来； 激昂慷慨地讲了大约一个小时； 述说他为什么不参加三自会。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 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上帝都不相信； 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
李处长当然明白他指的是吴耀宗先生。李处长在谈话中也提到美国人造谣； 说王明道被政府枪毙了； 可是王先生对此却没有辟谣。王先生说：“北京城里跟我在一个地方的人造谣控诉我； 我都没有办法限制他们； 何况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 我怎么能干涉得了他们； 叫他们不造谣呢？”
王先生发言以后； 还有好几位相继发言。最后李处长说：“本来我预备请大家在这儿吃午饭； 因为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会； 所以就不能留大家了。”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当天到达北京； 政府要在中山公园开欢迎大会。散会时； 李处长请大家每人拿一本有关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书回去； 这是政府送给赴会的人的。
会议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当王先生激昂慷慨地讲论他不参加“三自”的理由时； 一位与会的老太太主动给王先生倒了一杯开水传过去； 放在王先生跟前。王先生正讲得口渴； 拿起杯来； 一饮而尽。主持会议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 点燃了一枝香烟； 夹在手指间未吸； 直至燃尽。而后又点燃了一枝； 还是夹在指间未吸； 直至燃尽。于是有人写了一句对偶句：“一杯开水饮尽； 两枝纸烟未吸。”用以形容主持会议的人的紧张神情和信徒对王先生的敬爱。
散会的时候已经中午十二点钟了。从香山来参加会议的人赶不回去； 王先生就请他们到会堂去吃饭。他们对王先生说：“你今天在会上讲的话； 等于给我们开了一次查经会。”
开过这次会以后； 政府知道王先生的态度非常坚决； 绝对不肯参加‘三自’； 就另提出一个建议； 告诉这些教会的负责人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 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 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
政府提出新的建议； 不参加“三自”的团体当然要作出回应。于是彭鸿亮先生和杨襄城先生召集没有参加“三自”的人去基督徒会堂开会。通知信是由杨襄城先生出面寄发的； 以后这就成了他一个很重的罪名。
那天的会议有十几个人参加； 由杨襄城先生作主席。他先讲了几句话； 然后各人发言； 谈自己的看法； 最后由王镇牧师作总结。他说：“每个人参加学习； 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 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团体也不以教会的团体参加。”这样； 就把李处长的新建议给拒绝了。
争取的办法看来不行； 政府就另换了一个办法： 召开控诉会； 对王先生进行打击； 迫使他就范。
十月初； 北京市掀起了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 这是单乐天牧师在全国会议上的控诉的延伸。作法是无论哪个团体； 凡是有基督徒会堂信徒的； 哪怕是一个市民小组； 都要开展这个运动； 来控诉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控诉会全是由上面布置下来的； 并且派有专人报告王明道献铜； 而且讲的话几乎完全一样：“日本人要灭亡中国； 他们没有铜； 不能造子弹； 王明道就给他们献铜； 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参加控诉会的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纷纷站起来反驳说：“这不是献铜； 是征铜！ 就像上税一样； 非交不可； 不交就犯法。不是王明道一个人给日本人交铜； 北京的市民； 除了讨饭的和外国人以外； 谁都得交铜。”
在交通大学的控诉会上； 一位教授听了报告以后就站起来； 对那个主持会议的秘书说：
“先生； 不要再说下去了。我认识王明道； 他不会给日本人献铜。他曾抗拒过日本人组织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 怎么能说他谄媚日本人？ 你们控诉他； 太没道理。”
“我也不晓得这些事的详情。”秘书说；“上面叫我怎么说； 我就怎么说。”
协和医院也开控诉会； 医生、护士、教授都参加了。孙振陆弟兄站起来说：“你们说王明道给日本人献铜； 谄媚日本人？ 王明道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在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 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组织的那个‘华北中华基督教团’； 怎么能说他媚日呢？”孙弟兄很有口才； 说话也很有力； 对协和的控诉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他发言之后不久； 就被调离北京； 到长春第二军医大学去了。
此外在道济医院、市民小组； 都有人站出来为王先生说话。在西城； 还有李再生先生和另一位信徒到市政府去； 说：
“搞出这么一个控诉会； 说王明道先生给日本人献铜； 没有这个事儿。这是征铜！ 我们都交过铜； 只要是住在北京市的市民； 哪家都得交铜； 怎么能说是王明道先生‘献’铜呢？ 他不只没有献过铜； 而且始终不肯参加日本人搞的伪组织。”
控诉会的目的原是要对王先生施加压力； 迫使他参加三自会； 谁知基督徒会堂的信徒们都敢于站起来反驳； 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就不了了之了。
打击的办法仍旧没有奏效； 政府就再变更策略： 团结已经参加“三自”的； 争取除基督徒会堂外那些可以争取的； 以孤立王明道； 使他感到大势已去； 不得不来参加。
一九五五年一月下旬； 北京市宗教事务处李处长发出请柬； 给全市各教会团体负责人； 邀请他们在一月廿六日到新桥饭店去聚餐； 但基督徒会堂负责人王明道和他的同工石天民没有被邀请。令人不解的是； 王先生的同工、基督徒会堂南城布道所负责人杨润民却被邀请了。这里有一段故事； 道出那个原因：
一九五四年； 北京市民政局向全市各市民团体发出通知； 要求他们填写团体之名称、地址、产业、领导人及其成员等等。因为圣经里讲教会只有两种职称； 即监督（或称长老）和执事； 王先生在填写“教会领导人”时； 就只填了这两种人。在“监督”一栏里他填了两个人； 即王明道和石天民； 在“执事”一栏里却填了十一个人； 其中之一就是杨润民。杨先生看了以后很生气； 就说：“这是王明道想要开除我； 不叫我在基督徒会堂里工作。”于是他跑到宽街基督徒聚会处去讲； 后来这个消息传到宗教事务处李处长的耳中。处长以为杨润民跟王明道之间有矛盾； 所以这次邀请各教会团体负责人聚餐时； 就特地邀请了杨润民； 而没有邀请王明道。其实李处长不晓得； 基督徒会堂里反对“三自”最厉害的人； 第一个是王明道； 第二个就是杨润民。杨先生收到请柬后不但没有去赴宴； 而且连个回答也没有； 可知他的态度多么强硬。他说：“我才不回答呢！ 宗教事务处请教会的人吃饭； 没存好心； 就是想消灭教会。”
不参加“三自”的传道人出席这次聚餐的； 只有杨襄城先生一个人。基督徒聚会处的人虽说准备去的； 但实际没有去。很有趣的是； 聚餐的时候李处长说：“现在大家吃饭前要谢恩。”可是谢恩的时候； 只有三自会的牧师们留在那里； 政府的人都退出去了； 等谢过恩再回来； 令人啼笑皆非。
当天晚上； 基督徒会堂有个特别聚会。王先生在会上重点叙述一九五四年灵战的经过； 虽然出席者只有廿五人； 但包含的地区却相当广泛； 有来自酒泉的； 天水的； 上海的； 沈阳的； 天津的； 哈尔滨的； 保定的； 昌黎的； 赤峰的和太原的。王先生从一九五零年的基督教访问团讲起； 一直讲到一九五四年终。这个见证被带到各地去； 使多人得到坚固和帮助； 对教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 十 三 章 为 真 道 争 辩
一九五一年春北京会议之后； 一个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最初还仅限于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传教士侵略中国； 包括他们在各大公会、基督教团体和出版机构的活动； 后来就慢慢转移到圣经上来； 说帝国主义利用属灵派（即笃信圣经的人）歪曲圣经； 散布帝国主义思想毒素； 离间信徒与政府间的关系； 破坏三自运动。
在控诉属灵派歪曲圣经时； 一般地说； 他们不明说圣经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而是说有人利用圣经散布帝国主义思想毒素； 破坏政府政策法令； 破坏信徒大团结； 和破坏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来； 信徒在读圣经和讲圣经的时候就必须先用政府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下； 看这段（节）圣经与当前的政治是否吻合。如果不合； 就不能讲； 也不能信。所以“控诉”实际是一种遏制的手段； 通过这个办法把信徒和传道人的思想和灵性完全禁闭在政治的范畴里。其结果是读圣经的人不敢随着圣灵的引导读了； 讲圣经的人也不敢随着圣灵的引导讲了； 神的教会自然而然就变得有名无实、徒有其表了。
到一九五四年为止； 控诉的材料在基督教刊物中已经是汗牛充栋； 不可胜数。姑自《天风》周刊中刊登的《控诉揭发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材料中； 略举几例如下：
圣经上说；“不要爱世界”（约壹二章十五节）； 又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么？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 就是与神为敌了”（雅四章四节）。控诉的人说； 这两节圣经会“使青年信徒觉得；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与世俗同流合污’。。。。。。。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毒辣地欺骗人； 歪曲地引证了圣经话语； 竟把人引到不辨是非善恶、蛮不讲理的地步上去。”
圣经上讲到世界末日“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后三章十至十二节）。控诉的人说：“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强调‘凡是人手所造的都必要毁灭’。因而使人悲观厌世； 使人想‘共产主义再美好； 世界末日一到； 还不全完！’当然再无心参加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了。这是多么狠毒的居心！”
圣经称现今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太十二章三十九节）； 并说魔鬼管辖的这个世界是“‘幽暗’世界”（弗六章十二节）。控诉的人说：“王明道反革命集团还有一个强词夺理的论点； 就是他们硬说今天中国的社会是‘黑暗’的。这是明明不合乎事实的。今日的中国社会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大道前进。。。。。。。 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硬要说今天的社会是‘黑暗’的； 甚至还歪曲地引用圣经； 将历史分成金、银、铜、铁、泥几个时代； 而且一代不如一代。。。。。。。 就不是在讲圣经； 而是在散布反革命毒素。”（注一）
更有甚者； 圣经上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 又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太七章十五节）。这两节圣经； “三自”的领袖们公开反对。他们说：“有人强调有神无神的分别； 又强调‘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 这是帝国主义所散播的毒素。”
一九五四年夏基督教全国会议前后；“三自”的领袖们更在他们的发言和文章中告诫大家说：
“帝国主义所散布的思想毒素； 掩盖了福音的真光； 是与福音的真道绝对不相容的。我们深信上帝对今日的中国教会有特别的托付； 就是肃清帝国主义的毒素； 传扬纯正的福音。”
“过去基督教被人利用了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 以致荒谬的、叛道离经的思想竟作为‘神学’传布； 纯正的信仰被歪曲了。今后我们不但要肃清毒素； 而且还要积极的发扬耶稣基督拯救的真理。。。。。。。”
“一百多年来； 帝国主义曾利用传教的机会； 歪曲圣经； 在中国信徒中无孔不入的散播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 要中国信徒变成帝国主义的思想俘虏。”
“关于教会的前途； 则大都觉得教会内部既是一塌糊涂； 教会与教外群众的关系又总是搞不好； 乃普遍存着悲观情绪。我们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