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年第4期-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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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我堂叔说，“你才在城里蹲几天，就城里城里？忘了腿上还沾着泥了！”
堂弟这两年的确待在城里，听说在宁波打工打得不错，还混成了公司里的一个小头目，偶尔也有权利背着两只手，人五人六地在别人面前晃来晃去了。“奶奶半辈子躲在黑屋子里，为什么就不能让她到外面看看，出来给别人看看？”堂弟说，既委屈又理直气壮，见着我，一把将我拉过去：“哥，你来得正好，你是城里人，你说说，给奶奶挂个遗像有没有错？”
我一下子没回过神。我怎么就是城里人了？这跟挂遗像有关系么？“没错，”我脱口而出。让三奶奶见见天日是应该的，被瞻仰一下也是应该的。此外，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三奶奶的模样了。堂弟的半个身子把遗像给遮住了，我想看看。我说没错，你让开一点。
“看，哥都说没错！”堂弟的声音里充满胜利的喜悦，很有把握地把遗像挂在灵棚的正中央。
堂叔张张嘴想说话，我爸拍一下他的肩膀，说：“算了，挂就挂了，孩子也是一片孝心。”堂叔憋了半天，点点头说：“那就挂吧。你哥都说了。”
三奶奶在头顶上阴郁地看着我。照片上的光线很差，很多年前的那种简陋的黑白照片，经过放大、翻印，离三奶奶本人越来越远。其实三奶奶究竟什么样，我也说不清楚。我只记得昏暗里她阴郁的眼神。很多年前，我还在家里念小学和中学，那时候过年还要给长辈行磕头礼。大年初一一大早，我就得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冻得抖抖嗦嗦地走街串巷，给长辈们拜年。三奶奶那时候身体就不好，不太老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已经很老了，初一早上不舍得开灯，坐在床上等晚辈去磕头。屋子里昏暗，她坐在床上不动，偶尔幽幽地说几句话，她总能一口说出我的名字，声音冰凉，眼神就像照片上一样，阴郁，比声音还凉。我进了她的屋子就觉得后背上起凉风，她送给我的糖果我很少拿，怕。有一次接过了，一转身看见东山墙下黑暗的角落里卧了一口漆黑的棺材，以后任她给我什么好吃的我都绝不要了，磕头拜年时也不敢再看她的脸，尽管一直就没看清过，磕完头就走。
此刻，我记不起长相的三奶奶就在斜上方看着我，也许她老人家根本就没看我，她在阴郁地看别人，或者谁都没看。我觉得脊背上又起了凉风。行过大礼，烧了火纸，潦草地和堂叔堂弟说几句节哀顺变，就赶紧出灵棚，到了院门外。
阳光很好，鼓乐声一响就是太平世界。现在是祥鹿的班子在吹奏，长号、单簧管、电吉他在响。很多人围在那里看，多是老人、女人和孩子，闹哄哄的一片。我远离人群站在草垛边，想等着听小头吹上一两支曲子。很多年没听到小头的声音了。过去我在家，只要小头的鼓乐班子来，穿过大半个村子我也要去听。当时个头小，经常扛着个小板凳好站在上面看。小头可以同时吹两只唢呐，鼻孔里还插着两根香烟，两只唢呐吹出来的是两个不同的调。据说他能同时演奏五种乐器，一心五用，一人就成一个班子。可惜我没见过，他也轻易不出这一手。搞这行的人说，这么玩法折寿。
好容易等他们两个班子轮流各吹了一通洋玩意，小头拿起唢呐，哨子在嘴里转来转去，胳膊端起来要吹，我脖子都伸长了。一个人喊：“不听吹的，来唱的！”跟着就有人起哄，要坐在小头旁边那个照镜子的女孩唱。被叫做小云的女孩施了浓妆，嘴唇红得怕人，细长高挑的眉毛画到了额头上。长相一般，圆滚滚胖嘟嘟的，站起来的时候，从上衣下摆里溢出一圈肚皮上的白肉。天不很冷，但也不很热，小云穿一件被修改过的超短夹克，特地把白嫩的肚皮晾出来。小头只是笑笑，放下唢呐，对小云抬抬手。这让我很难过，他不吹了，而且很乐意放下他的唢呐，似乎丝毫没感到被哄下台的难堪。
“想听什么？”小云手里多了个麦克风，先对着大家怪异地叫了一声。
有人在旁边摆弄音箱，缠在一起的电线堆在地上。他们配备了成套的卡拉OK装置。
“《小寡妇上坟》！”
我跟着声音看过去，竟是顾小天。我们念小学时整天一起上下学，好得说梦话都念叨对方的名字。一起玩的还有另外两个，大年和三象。因为各种原因，他们都没有念出名堂。大年当时的年龄就比我们三个大，念五年级时，到了八月十五，我们正常上课，他一个人请假去给老丈人送节礼，送完礼回来继续上课。他爸妈很早就给他定了亲。我妈现在一催我结婚就会说，你看人家大年，孩子小学都要毕业了。三象到了中学成了我们所说的不良少年，打架斗殴，没事躲在树后吓唬女生玩。初三念了一半，因为和临村的一个小混混争一个女孩，领着一帮人打群架，捅了那家伙大腿一刀，被学校开除了。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出外念书，见他们的机会很少。听说三象在家混了几年，倒逐渐老实了，尤其是娶了媳妇后，整个人变得谦和谨慎懂得持家过日子了。也知道赚钱，老老实实地跟着上河的建筑队到天津、青岛等地干活，先做小工，再做大工，据说马上要带徒弟。他只在农忙和过年才回家，扎扎实实积了一些钱，去年刚翻盖了宽大敞亮的新房子。
倒是顾小天不让人省心。念书时他腼腆得像个姑娘，一说话脸就红，老师提问就结巴，但是画画好。他画人从来都是从鼻子开始。当时我整天缠着他教我画小人，他把一本《红楼梦》小人书扔给我，让我从头到尾临摹一遍。这样的小人书他临摹了几十本。我哪来那耐心，一个人画不到下半身就坐不住了，所以一直没能画出个像样的人来。我一直以为顾小天能在绘画上有所成就，谁知道绘画把他给废了。因为沉迷绘画，顾小天把功课给忘了，普通高中也没能考上。
他爸是我们那里最好的木匠，就让他跟着学做木工，顾小天哪里安心，睁眼闭眼都五颜六色，满脑子都是颜料和画，一把斧头从新打的五斗橱上掉下来，落到他正拉墨线的右手大拇指上，喀嚓，半个拇指没了。握不成画笔了。顾小天连着三天不吭声，没叫一声疼，脸白得像张纸。此后就变了，专挑着歪路子走，也不再画了。不画画在村子里没人关心，整天画来画去才有人闲话呢；走歪路大家就闲不住了，鸡一嘴鸭一嘴地数落。顾小天听不进去，越发混账得不可收拾，喝酒、赌钱，无所事事，幸亏胆子小，要不可能就去杀人放火了。
后来他爸去镇上卖家具，数钱的时候撞到一辆大卡车上，当场就没命了。他妈更管不了他。顾小天一个大劳力，农忙就不知去向，等他妈累掉半条命把庄稼伺候好，他又跟鬼魂似的飘回来了。一个家被他折腾得一穷二白。顾小天他妈闲时做豆腐卖，打算补贴家用，挣到的一点钱最后又落到顾小天手里。不给他就动手打。听我妈说，有一年大年初二，顾小天他妈披头散发地跑到我家，说顾小天要砍她。他要钱去赌，她不给，顾小天就用左手提起了斧头。我妈出门去看，顾小天果然提着斧头站在巷口。
奔三十的顾小天，现在还是光杆一个，正站在小头班子旁边让小云唱《小寡妇上坟》。他嘻嘻哈哈地说完了，一扭头看见我。我们有几年没照面了。各忙各的一份生活，不止顾小天，大年、三象我也有几年没见。念大学后，假期我要么在学校，回家也是窝着不出门。偶尔想起来出去转转，他们也未必在家。连着几年不见，生疏有了，恐惧也有了，居然变得怕见故人。这几年近乡情怯之感越发严重，还有想不明白的羞愧，总觉得这么多年疏远了大家有点对不住。想来顾小天他们也是。顾小天看见我，迟疑一下还是把头扭过去。我也在犹豫，内心里莫名地紧张，我盯着他，只要他再扭回来一次，我就过去招呼。
小云问，真要听《小寡妇上坟》么？大家七嘴八舌，嗷嗷地叫。顾小天只抱着胳膊僵硬地站着，一声不吭，我看不见他残缺的右手拇指。
小云开始唱了。老实说，相当一般。毫无悲凄，轻佻浮薄之气倒足。快唱完时，我终于决定过去拍一下顾小天的肩膀，此刻有一串子水落进我脖子里。我赶紧闪到一边，回头看见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站在草垛上，抖着小鸡鸡正往下撒尿。因为撒进了我衣服里，他咯咯地笑得很开心。很多人往这边看。这小东西！我既窘且怒，又觉着好玩，想唬他一下，旁边一个小媳妇跑过来，一边呵斥男孩一边向我道歉。是三象的老婆。我认识，几年前春节时她来我家借面引子。那男孩是她的孩子。
三象老婆说：“你看看他叔，这孩子太闹，要不衣服脱下来我帮你洗洗？”
“没事，没事，”我象征性地掸掸。“都长这么大了！再闹也闹不过当年的三象哥。三象哥不在家？”
三象老婆也是咯咯地笑：“他呀，卖苦力呢，在烟台。”
正说着，三象他妈过来了，对我说：“刚回来的？”没等我回答，她的脸就撂下来，对儿媳妇说：“没事就到处转，你还能把小孩带到天上了！”
三象老婆咕哝一声，我没听清。她一把将儿子拎下草垛，拽着走了。孩子拖着脚跟着跑，一手忙着将小鸡鸡塞进裤子里。他们娘儿俩穿过人群。
我和三象他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被尿湿的地方弄得我很不舒服，就扯了个幌子要回家。再往顾小天那儿看，已经不见了。
3
我妈帮我洗了制服晾到外面。我找了本旧书，卧在躺椅里瞎翻。过去那些年我都是这样看书。叔叔从外面回来，见了面就说：“晚上我想请村里的几个支委吃顿便饭，你去陪一下。衣服呢？”我指指外面。叔叔看到衣服在绳上嘀嘀啦啦往下滴水，不放心又去摸了一把，甩着手说：“偏偏这个时候洗。”他踌躇半天：“要不换个时间吧。”我说随便吧。这样的饭我是一点都不想吃。叔叔就急匆匆走了。
“叔叔怎么神神道道的？”我问我妈。
“谁知道。当了个村长人都当变了。”
太阳一下天就不拿干，整个大地慢慢失去了温度。没有风，衣服到了后半夜还是潮湿的。那会儿我已经从葬礼上回来，刚洗漱完，躺下要睡觉，叔叔手下那个开机动三轮的敲门了。叔叔让我赶紧到三奶奶家去，还特别嘱咐把制服穿上。我说没干呢，开机动三轮的说，没干也穿上吧，怕村长等不及了。
一路小跑到了三奶奶家门口，都后半夜了，还有半个村的人围在那里。鼓乐班子没动静，一个个呆若木鸡。我穿过人群，看见小云和其他几个班子里的女乐手穿着谁的大衣服，低着脑袋蹲在门边，旁边站着两个警察。正好我叔叔从院子里走出来，踮着脚看，见到我就招手，嘴贴到我耳朵上说：
“派出所来人了。有人打小报告，说葬礼上跳脱衣舞了。”
“是跳了。”我说。
在我看来，小云她们几个应该算是跳了，衣服一件一件往下脱，只是没脱到底而已。她们跳的时候我在场。那晚守灵轮不到我，吃了晚饭我到野地里转了一圈就回来听鼓乐。我还是想听一听小头的唢呐声。这也是整个葬礼中鼓乐最热闹的时候，亲朋好友都会花钱来“点小唱”。这是我们那地方多少年沿袭下来的说法。都是死者的亲朋好友“点”，“点”得越多，出的钱越多，说明这人死得越风光和体面。在之前，“点”的不是人“唱”，是唢呐和其他乐器“唱”。“点”一个“小唱”多少钱，不是一个死数，要看“小唱”的质量和当时的现场情况来定。比如小头，一直是被“点”得最多的乐手，价钱也高，最后挣的也就多。他用一支唢呐唱戏，模拟了男女老少五个人的声音，惟妙惟肖，几可乱真。后来慢慢改人唱了，唱流行歌曲、民间小调，偶尔有功力深厚的也能唱几嗓子京剧、淮海戏、黄梅戏啥的。因为点唱有现钱赚，而且价码越来越高，两个鼓乐班子竞争就更激烈，都想被点，就各拿出看家本领。
过去点唱竞争都是渐趋白热化，要一个过程；那天晚上只一个回合就飙上了，一个比一个狠。开始有人点了小头的一个黄梅戏，《小辞店》。小头大手一挥，几个年老的乐手操起笛子、二胡、芦笙，就入了过门。只有这些年纪大的乐手才能点什么来什么。小头将唢呐的喇叭卸了，一只手加一只瓷碗，开开合合，严凤英的声音仿佛就控制在他开合自如的手和碗中。四围寂静。然后掌声和叫好声响起来。大约八年以后，我终于再次听到小头的声音。接着有人点了祥鹿班子，一个肚大腰圆的汉子唱刘欢的《好汉歌》，就那一口山东话还有点像。我以为唱两首就能回到乐器表演上，谁知道转过去就回不来了。两个班子轮流唱歌、说相声、跳舞、玩魔术，只要是可以表演的，几乎都摆出来了。到后来，两边同时有人下注，一起表演，为了争观众抢风头，怎么刺激怎么吸引眼球就怎么来了。
几年不看小唱，变成一场品类齐全的联欢晚会了。从形式到内容都越发暧昧和粗俗。
先是在男女对唱和相声中篡了词，补充不少动人耳目的荤段子。表演上也是动作暧昧，纠缠不清，时不时暴露一点床上的隐私。然后是表演者轻装上阵，尤其女孩子，穿得越来越少，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越放越开，博得一阵阵声嘶力竭的叫好。白天我看到的那些吹不好唢呐玩不转二胡只会对着镜子一个劲儿地化妆的女孩子，现在都派上了用场，胳膊露出来，肚皮露出来，描了眉毛画了眼影，张开血盆大口。柔软的身体富有动感，胖嘟嘟的屁股充满弹性，热辣辣的头发四散着甩开来。
两边的表演你分不出个好赖来，到了用身体说话这一步，都差不多了。我跟着人群两边奔波涌动，像涨潮和退潮，觉得每一步都踩在激烈的鼓点和自己的心跳上。
然后有人喊：“脱！”
然后有很多人喊：“脱！脱！”
那个叫小云的突然站到了人群之上，我从祥鹿班子那边跌跌撞撞地转回来，看见她张开双臂像鸟一样飞翔，穿一件极其巨大的风衣。风衣、长发和手臂随风飘荡。然后她停止飞翔，我才发现她坐在一个高个小伙子的肩膀上。有人从下面给小云递两根烟，她坐在人群之上点着了，吐出巨大的烟圈，一圈一圈飘向挂在半空里的两个小太阳灯。接着有人递上一支唢呐。小云把两只烟插在鼻孔里，开始吹唢呐。还好，能吹出个调。
有人喊：“脱！脱！脱！”
小云腾出一只手，开始让那只胳膊摆脱风衣袖子，然后换一只手脱另外一个袖子。因为一手脱，还要照顾鼻子里的烟和嘴里的唢呐，风衣脱得像慢镜头，观众的胃口被充分地吊起来，伸长脖子只知道嗷嗷地叫。风衣里面是一件夹克，严严实实地把扣子扣到了顶。看来早筹划好了，已经提前把该脱的衣服全穿上了。脱夹克的过程更慢，夹克里面是一件火红色的衬衫。脱到衬衫时，烟烧尽了，唢呐也不再吹，开始一门心思脱衣服，一边脱一边扭动，那种最朴素最简单的舞蹈动作。
小云的一只白胳膊露出来时，祥鹿班子那边也有一个女孩站到了人群之上。没抽烟，没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