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年第4期-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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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齿的艳笑？他体会到了或许只有身处异地的外国人才有的那种事不关己后轻松的浪荡。几年来，大伟一直兢兢业业地努力让自己从一个慢性伤感的陌地过客全身心地转变为一个消费者，尽量不带感情不带评论不带观点地消费。他知道到头来所有消费的矛头都会指向他自己，但这不正是他所需要的吗？不带价值判断地消费掉自己的时间，几乎成了现在何大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并教授两门汉语课外唯一的副业。父亲死以后，母亲和二弟住在一起，大伟很少回国了。钱还是定期往回寄，但他知道母亲只是一个子不动地给他存在银行里，没人真的需要他的钱，是否真的有人需要他回去呢？是否有什么样的期待也像银行里不多的美元一样一点点地积攒着，等着他回去一次性提取呢？这些他以前不敢想的问题，现在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不想了。甚至连不想这类问题本身对他也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有时，他觉得自己像个冒险家一样，闭着眼，不再纠缠于对种种可能后果的反复掂量，而集中对眼前某种不可再生资源（比如时间、情感）的义无反顾般的消费，与畅快同在的刺激带给他解释不清的晕眩甚至沉醉。
　　在“布莱妮”和“甜心莫妮卡”间选择了后者，有什么理由吗？是眼睛不同的颜色？是三围不同的尺寸？是白种人和拉丁人不同的肤色？还是墨西哥佬脸上不经意间泄漏出的不同暗示？何大伟一边在一张表格填写好了各项栏目，一边喝了一口墨西哥人端上来的咖啡，感觉仿佛自己不是在红灯区里的某间地下办公室，而是在什么政府大楼里，表格将被吞进巨大的金属机器，被切分被溶解。
　　“今晚八点，在火车站台上见，对吗？”墨西哥佬看过表格后，带着浓重的卷舌西班牙语口音问。
　　“对，八点，火车站。”
　　何大伟说完，接过收据，塞进大衣的内兜，朝门口走去。在推开挂着响铃的玻璃门时，他听见身后传来了鸟叫一般的中文说：“你好！”大伟迟疑了一刻，转过身冲着满脸笑出皱纹的墨西哥佬说：“不，是再见，你该说再见！”
　　何大伟提前十分钟赶到了车站。风很大，他在破旧的候车室里，找到一张面冲挂钟的长椅坐下。坐了一会儿，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下面正合着秒针一格一格的运动，完全不自觉地有节奏地勃起。
　　到这个小城市的这所地方大学已经两年了，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年。约是一年一签的，系里那个韩国老头主任似乎对大伟还满意，但多签一年又会有多大意义呢？何大伟自己也说不清楚。早晚是要走的，这是双方都知道的，这里没有长期的位置。毕业已经五年了，大伟换了四所大学四所城市，在这里待得算是最久的。第二年的时候，他最焦虑，一年之内挪了两次窝，都是给别人代课，都只是一个学期的临时合同，都是坐在别人的办公室里，看着别人摆在书桌上的全家福，不知所措。那一阵子，每天从学校回到家里，就剩下心慌了。稳定的教职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远得眯上眼使劲看都看不到，自己某种可以预测的未来常常吓得大伟半夜满身是汗地惊醒，35岁就快到了，40了呢，怎么办？那一阵子，他不怕做噩梦，只怕梦见自己。不过后来好多了，一方面是疲沓了，知道急也没用；一方面也是和参加了一次北美汉语教学年会有关。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每年像候鸟一样，时令一变就要扑啦扑啦翅膀另觅新巢。这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只不过和候鸟相比，他们的飞行大多没有明确的方向，但至少也是这么一大群哪，不管哪个方向总能分上好几只。与会者普遍洋溢出的神秘的乐观精神虽然让何大伟很是困惑，但一种找到组织后的归属感还是成功地让他放松下来。他决定像个成熟的成年人一样，在现实生活里找点儿实实在在的乐子。至于未来，由于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仿佛就变成不是他的事了。有一次他甚至和一个美国同事说，他已经从一个个人主义者变成一个集体主义者，并体味到了混融于集体之中的轻快。
　　不过这次去外地开会倒不是有关汉语教学问题。是他大学时的一位学长组织的有关中国现代诗歌的讨论会，大伟发言的话题是谈中年冯至与青年穆旦的情诗，题目是《在“死的子宫”里“交媾”》。接到“路费报销，可带家属”的通知后，何大伟首先想到的就是“蓝丝绒”，何乐而不为呢？现在那张通知单就和“蓝丝绒”的收据一起夹在他的发言稿里。
　　时针微微滑过八点后，可想而知的躁动和兴奋被逐渐氤氲开来的忐忑与不安所代替，“甜心莫妮卡”和火车都还没有来。候车室里泛着灰暗的绿光，站台上除了三两灯火零星外，全是一团暮气。大伟软软地站起来，走到门口，不知该朝哪个方向张望，直到听见悠长的汽笛声呜咽地传来时，才坚定地推开门，走到站台上。
　　黄白的灯光像疾飞的鸽子一样从远处的黑暗里破壳而出，所过之处全是耀眼的翎羽，大伟背身避过光，看着小小的站台像剧场一般掀开帷幕，亮堂起来。刚才自己刚刚穿过的那扇玻璃门被猛地推开，一个中等身材穿着白色棉服的女人夺门而出，在一片白光中，像个风吹来的四脚雪球，用手遮着眼睛，四处看。
　　大伟犹豫了一下，没有打招呼。要想把眼前这个人和他面对着照片想象出的那个拉丁美女连在一起，需要过多的想象力。他不想费那个力气了。还是对方认出了他，扬着手跑了过来，说：“你是大卫吧？对不起，我来晚了。”
　　大伟本想纠正一下这个异族女孩的发音，但又何必呢？他现在是大卫还是大伟，真的没什么关系，只要不是“大痿”就行了。想到这儿，大伟笑着用英语说：“没事，没事，我还以为你要放我鸽子了呢。”
　　“不是，这是我第一次来火车站，不认识。现在谁还坐火车呀？……啊，我明白你想干什么了……我希望你定的是包厢哦。”女孩半仰着头直直地看着他说笑。
　　何大伟还没有想到对方会这么直接地进入状态，张着嘴愣了半天，才搭出话来：“你是莫妮卡吗？”
　　“是啊。”
　　“甜心莫妮卡？”
　　“是啊，不过现在你想叫我什么都可以，亚洲先生。”
　　何大伟决定还是叫她莫妮卡，不管她是不是照片上的那个。莫妮卡是个好名字，容易发音，这很方便。而且名字就像她是谁一样，真的不重要。他应该对她说：“其实是你叫我什么都行！”他只是去参加一次无关痛痒的学术会议，想必是面对三五个华裔，磕磕巴巴地念一遍英文讲稿，再磕磕巴巴地回答三五个问题，来回火车上的两夜或许才是他此行的重点。他需要个伴儿。难道他不需要吗？
　　火车晃晃荡荡开动的时候，莫妮卡、何大伟刚好拉上包厢的门，还没坐下，莫妮卡就随着车身的摇摆靠在大伟的肩上，然后又啊啊呀呀地坐到对面的床铺上，脱下了外衣，露出紧身的上衣和包身的牛仔裤。大伟看着她，在不断的摇摆中似乎一点点地看出了照片上的那个模样，仿佛那个莫妮卡就躲在对面这个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女孩里面，调着性子地慢慢往外冒。
　　她把帽子和手套都摘了下来，整个人像蜕了层皮，显得小了一圈。不管和照片上那个莫妮卡还有多少距离，应该承认她还是长了一双“莫妮卡”才会有的善睐的明眸的。会说话的眼睛正像只迷路的小羊一样，看着他说：“这位先生，你到××地去做什么呀？”
　　“开会。”何大伟本想说是学术会议，但考虑到对方紧接下来必然会问开会的议题，而对那的答案绝不会是今晚合适的话题或许未必，或许该问问她对“死的子宫”的理解……还是别冒这个险了，今晚他只是个寂寞的乘客这不需要虚构没必要让莫妮卡觉得自己有什么怪癖那会需要费力的表演。大伟补充了一句：“见几个商业客户。”并开玩笑地问：“小姐，你呢？”
　　“我嘛……去玩。顺便在路上找个情人！要找个进了屋也不摘帽子的男人。”莫妮卡一边笑，一边把鞋也脱了。那是一双几乎街上每个女孩都在穿的那种翻毛皮靴，她的脚像是两只蜗牛的躯体，扭捏地蜕出了壳，露出十只涂了红指甲盖的触角。她竟没穿袜子。
　　女孩的活泼是那么的久违，打了大伟一个措手不及。女孩又说了一句，“不会是怕自己发型不好看吧？”大伟才意识到自己的毛线帽子还罩在脑袋上，额头上应该已经捂出汗来了。
　　没等大伟把帽子摘下来，莫妮卡像突然想起什么事来，站起身，挤了挤眼，说了句：“出去一小下。”就跑了出去。正想多问几句的大伟还没从初识的慢热中醒过味来，就发现刚才还爬着红色触角的包厢里转眼间只剩下了他自己，手里攥着湿乎乎的毛线帽。何大伟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刚想放松下来，却又像突然明白过来似的，扑向自己放在门口挂钩上的外衣，掏出钱包，心恸恸跳地仔细点了一遍不多的现钞和不少的银行卡。发现一样不缺之后，才嘘着气坐下来。心跳平稳了，又开始责怪自己怎么这么多疑，不信任别人。
　　火车的速度已经提了起来，风声盖过了车轮与铁轨摩擦的声音，好像整个车厢不是行驶在美国中西部的平原上，而是开在一个巨大的风箱里。独自一个人的状态让何大伟想起了年初时过来找他玩的一个师兄。也是候鸟群中的一只，暂栖在不远的一个小城，一直说要来玩总说“一起吃火锅”可还是一直耗到他又要搬家前才赶了个周末过来，也是坐火车，不过很快，就几个小时。何大伟特意翻出小煤气炉，又去杂货铺买了两罐煤气。晚上，吃完火锅，看着老师兄满脸长得惨不忍睹的红泡，陶醉地嚼着辣椒，何大伟用自己的酒杯敲了他放在桌上的酒杯，没忍住问出了口：“性生活咋解决，你？”
　　老兄吐出了一口干瘪的辣椒子，疑惑地看着大伟，然后笑笑，指了指自己的脸，说：“你可别以为这是给憋出来的。这是风吹的，过敏，我那地方风真鸡巴大……不过，我看你这儿也好不了哪去。”
　　大伟连忙解释：“不是，我不是说你的脸。我是真的想问问。你知道，我就自己在这儿，也没个人能交流交流。”
　　师兄又从锅里夹出一根辣椒，嘬了半天，才说：“操！交流！？跟谁交？自力更生！”说完举起了双手，伸到大伟面前，好像他不是汉语老师，而是个农民，忆苦思甜时，对不谙世事的小学生展示手上劳作的皮茧。然后，直愣愣地看着大伟问：“你有什么别的招儿？”
　　何大伟赶紧喝了口啤酒，说：“没有，没有，没招儿，没招儿。”
　　“那不得了。就这个随叫随到。”师兄嚼着辣椒，又看着自己的手，不过这次不是给大伟看，而是给他自己看的。
　　敲门声和女孩的声音一起响起来，“警察！警察！”
　　莫妮卡的脑袋出现在门缝里，“吓坏了吧，你这个坏蛋。”然后整个身体都从门缝里挤了进来，好像那扇门是拉不开的，又好像她是在借机显示身材。
　　大伟努力把师兄那张充血饱涨的脸从自己脑海里清除掉，看着莫妮卡没有急着坐下，而是站在门口，叉着腰对他说：“带我去吃饭吧，我都饿了，你怎么能让一个女士饿肚子呢？”
　　“你饿了？”
　　“嗯，饿了。”
　　“其实，我也饿了。”大伟终于可以不再害羞地看眼前这个陌生的姑娘了，甚至有点大胆，有点直露，有点猥亵，对，他现在希望自己再浪一点儿，再坏一点，难道这不是大家都需要的吗？
　　莫妮卡笑着看着这个很难说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的中国人，拿起扔在座位上的帽子，狠狠地套在何大伟的头上，盖住了他的眼睛。然后弯腰低胸凑到大伟耳边说：“妈妈吃饱了，就喂你。让你的小大卫吃个够。”
　　何大伟在一种晕眩中硬硬地站起来，跟着十只鲜红的触角，伴随着火车有节奏的摇摆，颠着脚步走出了包厢。拉上包厢门时，大伟冲已经跑到前面的女孩喊：“你真的是莫妮卡，‘甜心莫妮卡’？”
　　“那当然！否则我是谁？”
　　然后莫妮卡停了下来，转过身，跷起手指，点着仍站在包厢门口的何大伟，说：“哈，你呀！我明白了……你希望我是谁？你心里想着谁呢？”说完，就跑走了，碎碎的步子，光溜溜的脚，滑过灰色的地毯就像亮闪闪的带鱼游过海底的沙滩。
　　何大伟站在包厢门口，看着那对无可挑剔的脚丫消失进前面的一节车厢，他知道需要提醒自己：那十只水灵灵的触角只是十分偶然地出现在这里完全可能出现在别处他不拥有任何东西，也不必想要拥有什么。他知道她只是个妓女。不是站在街边，在寒风里把大腿冻得通红也得穿短裙，好让雇主一目了然的那种；是要预约，是要用信用卡付费，而不是拿皱巴巴的现钞涂满了精液塞在内裤里的那种，但她也还是个妓女，有职业精神的妓女。
　　每一扇包厢的门都关着，整个车厢充斥着外面时刻准备夺门而入的风声。何大伟双臂伸展，扶着两侧光滑的墙壁，每一步都慢在莫妮卡身后。他发现自己被莫妮卡那个问题压得身体沉甸甸的，他希望她是谁吗？他曾只希望她是照片中的那个莫妮卡，他现在希望她是什么别的人吗？他希望什么人是什么人吗？他发现这样的问题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了。莫妮卡问的问题，他回答不出来。希望，不是一个健康的消费者应有的心态，他应该满足了货架上摆出来的，菜单上写出来的，而不为别的种种可能费心花力。
　　大伟提醒自己只应该快一点脚步，追上那个小鹿一样蹿蹿跳跳的女孩，从后面一把抓住她，每一根手指都深深地陷进肉里，用牙齿用舌头用所有能伸展能弯曲能变现的器官，扑向她，像个心无旁贷的猎人对准目标，像只张开嘴挂着涎水的狗，对，像只动物冲过去，沉浸于一种现在进行时中分分秒秒的眩晕和冲动，而不再思前想后。他不必希望那个姑娘是谁，因为他自己也早已不再是自己曾经希望出落成的模样。
　　上下的颠簸和左右的摇摆，再加上那双过于厚重的棉鞋，让何大伟每一步都像走在盘根错节中，踉踉跄跄。走进餐车才发现，莫妮卡已经找到一个角落坐了下来。
　　整节餐车几乎都是空的，不过每张桌子上仍都一丝不苟地点着红色的蜡烛，墨绿色的窗帘衬着白色镂空的桌布，每一张餐巾都折成鹤的形状，单脚立在闪亮的酒杯中，翘着翅膀，不知在为谁展示。何大伟看见莫妮卡对面虚位以待的位置，知道自己就要坐进去，每一步都在向着那一湾烛光靠近，这种感觉很好。
　　还没坐稳，何大伟的大腿就感到了那十只触角顺着裤线爬了上来，不深不浅地停在了他的大腿根处，架在座位的边沿。没等大伟做出任何反应，莫妮卡已经晃动着一张套在塑料薄膜里的菜单，叫来了服务生。看来点什么，她已经想好了，没有任何要让大伟看菜单的架势，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对服务生说了一通。何大伟一个字都没有听清楚，整个过程他都僵硬地坐在那里，小心地看着侍者，不知道对方是否注意到那十只红色的脚趾正像琴键上灵巧的手指一样，在他的大腿上弹奏出无声的音乐。
　　直到侍者夹着菜单消失在走廊尽头，直到莫妮卡咬着嘴唇把脚放了下来，双手架在桌上，何大伟才觉得好像放松下来。他说不清自己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