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年第4期-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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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是押金规定。正式员工第一个月只领取工资的一半，另外一半由公司扣下，作为上岗的风险抵押金。如果职务晋升工资上调，押金也要相应增加。
　　二三两条明显是针对人员流动频繁而提出来的。如果想开谁就马上开谁，员工没有任何准备，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如果想走就走，公司来不及安排人员接替，损失也在所难免。留一个月时间做余地，留一部分工资做抵押，对双方都有利。
　　人员的流动性太大，既让公司头痛，也让人才们无奈，我是以后才了解到的。
　　除了签订合同之外，我们领到了一张考勤卡，然后由公司出面在镇里的治安处办理暂住证，还需要自己到卫生防疫站办理健康证。一切妥当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就在小齐姑娘的身后。
　　我们的办公室属于开放式，办公桌都面朝大门，用镶了蓝色边框的灰塑模板间隔成一块一块个人空间。小齐姑娘交代我去哪里领、怎么领办公用品和公司的统一服装，回来之后我变了个样：上穿暗带竖形条纹的短袖白衬衣，下穿黑中显绿的长裤，脖子上系了一条深红领带，领带上别着一枚金灿灿的公司徽章；衬衣袋口、领带下边、长裤前匾，都绣着公司图标。
　　在内地，我没有看到任何企业这样做，不仅仅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怕增加成本，还因为观念的制约，不懂得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公司的装备。西方对它们有一种很科学的界定，叫做“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简称CI，而且给予员工的这种外形装备只是CI的一个很小部分。从茶水间的大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模样，我当时就笑了，觉得不仅从此属于了一个全新的团队，而且的确非常精神。
　　最初几天，科长没有安排我任何工作，只叫我熟悉情况。熟悉什么？怎么去熟悉？这需要经验。我不能太主动，因为初来乍到，主动过了头会让老员工甚至主管上司觉得咄咄逼人；但做缩头乌龟，坐在办公桌旁傻等，会更糟。我向科长借他觉得可以给我看的资料，这是对他的尊重；又跑到文化中心借来公司自办报纸的合订本，既认识了文体中心的两位同事，也从报纸中了解了公司发展的完整轨迹。小齐姑娘是我的当然向导，午餐的时候，我们常常坐在一块儿边吃边聊，当然不会聊得很深，更不会聊属于“办公室政治”范围内的敏感话题，而是聊公司的产品与市场分布。有时候她能够回答，有时候她只好一笑，告诉我，她完全不明白我的问题。
　　“我说过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有一次她不大好意思但很高兴地告诉我。
　　来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已经能够判断出，小齐姑娘对我讲的都是真心话。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我发现的不一样远远不止她讲的这一点。比如，在经济领域，同样是广东人，当时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层次：高居顶层的投资者或老板，低处下层的劳工或待遇不高的下级管理人员。居中的位置，也就是白领金领，大部分被南来的外省人所占据。所以，那时的广东两极分化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只是人们的反应比内地平淡得多，因为民风崇商、崇文，对于有本事的老板，对于有才能的大学生，他们虽然身处社会的底层，却大都表现得非常尊重。
　　数天之后，我对公司有了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公司的产品、市场、规模、效益，无论在本地还是在国内同行业，都是一流的。急速扩张的规模，滚滚而入的财富，响亮无比的名声，都让我这个初次南下的求职者备感幸运。而目睹这样的成就，使我对它的开创者，一位仅仅比我年长两岁的男士，油然而生发自内心的敬意。
　　但同时我也发现了公司先天不足的地方，并且觉得这种先天不足非常致命。
　　身为新来的基层的管理人员，我没有必要讲出我的想法，更没有可能这么做，不过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为这家欣欣向荣的大企业将来的命运暗自担忧。而多年以后，我的担忧变成了事实。


　　八

　　由于新来的管理人员比较多，公司下发了一张征求意见表，希望知道新人们最希望公司为他们做什么事。想不到大家最一致的要求竟然是学粤语。方便外来职员与本地员工之间的沟通，当然没有什么比掌握粤语更重要，于是公司马上办理，在中学请来了一位气质相当好的女老师为大家授课。每天下午下班之后，我们这些外省人都规规矩矩地坐在公司一楼的大型多功能厅里接受培训，从“来我佢（你我他）”开始，学了一个星期，兴趣骤减，理由是难，结果，培训班因为来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不了了之。
　　十天之后，过端午节，我接受了第一个独立负责的任务，就是给十几家关系单位送节礼。从金钱方面讲，礼物不贵，只是一盒糕点，但设计得非常有心，每一盒的外包装上用烫金印刷着各家单位人员的姓名，上自领导，下到职工，人人一样。公司派了一辆车，因为担心我不熟悉地方，科长要小齐姑娘陪同。不单关系单位的人，连我自己也被公司安排礼品的方式感动了，所以在那些单位进进出出，心情非常愉快。
　　我们忙到傍晚才收工。返回的路上直接进了镇里，一是把小齐姑娘送回家，二是我要去镇上参加一个湖北老乡的聚会。
　　镇上的布局是大街加弄堂，小齐姑娘就住在其中的一个弄堂里。她要司机在弄堂口把车停下，不让我们送到家门外。弄堂里没有街灯，但仍然很亮，因为家家开着门，家家门口点着红灯笼，并且在门外上了供，燃了香。广东人爱这么祈福祈财，烧香与上供随处可见。
　　“远不远？”我问。
　　“就在前面。”小齐姑娘说，然后笑了笑，算是告辞。
　　司机是当地人，自然知道小齐姑娘的底细。送我去参加聚会的路上他讲，小齐姑娘有三兄弟，她最小，也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她的父亲很早就已经去世，哥哥们成了家搬走了，留下她和母亲住在一起。
　　“这个弄堂里就她家没有起楼啦！不过也不需要。女孩子嘛，最后总得要把自己嫁出去。嫁不了老板，嫁一个像你们这样有才气的人也不错，你说是不是？”
　　说完，司机向我挤了挤眼睛。
　　在这家公司，湖北老乡还真的不少。我们的召集人来自黄州，是一位既古道热肠又文质彬彬的小伙，带着一副价值不菲、外观非常精致的近视眼镜。他面容白晳，长脸，鼻梁高但鼻头稍微显得尖了些，配着那副眼镜，更增添了几分秀气。他说话的时候慢条斯理，语速不快，音调也不高，显示出既执着又温和的风度，很有感染力。来公司不几天我就认识了他，更确切些说，是从别的同乡那里知道了他的传奇故事之后，偶然和他相识的。
　　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仅仅这一点就让我在与他相见之前对他多了一分敬重。
　　我虽然不崇拜名声，但北京大学在我心中的地位与众不同。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代表着民族的觉醒，是一种精神人本主义精神的家园。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北京大学的中国，就像不能想象独立战争时期一个没有费城的美国和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没有佛罗伦萨的意大利一样。那里有现代中国的灵魂。
　　四年前，公司去上海，去北京，专找名校，提供一切费用，邀请学子们来厂里考察，招到了一批渴望建功立业的年轻人。那时候公司的销售规模还只有几千万元，处在第一次大扩张的前夜，新厂区和新办公楼拔地而起，就要竣工。正在壮大的美景让很多即将步出校园的学子热血沸腾，老乡是其中之一，与他一同留下的还有他的女友，另一所名校的才女。他的女友生长在北方，丰腴饱满，是一位性感美人，经常有照片登在公司的报纸上，所以认识老乡之前我有幸见过她的形象。老乡从工段长干起，一年之后担任了一分厂厂长，管理上千工人，成长之快，在那批人中并不多见。分厂厂长除了工资还拿提成奖，都说他一年的收入相当可观，但到底有多少，除了公司几位高层，没有其他人知道。第二年底，他在广州天河购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商品房。虽说那时天河还是新区，房价比现在差了很多，但对一位毕业不过两年的年轻人来说，能够如此已经算得是小有成就了。房子给了大家预感，没有人否认，这对金童玉女不久就要向广州靠拢，比翼高飞了。
　　果然，老乡的女友跳槽去了广州。
　　大家都以为老乡会随后跟进，可结果却出人意料。
　　他们劳燕分飞，结束了已经维系三年的感情。连老乡本人最初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后来，不仅他知道了真相，整个公司都知道了；他的自尊与自信也在真相被证实的一刹那支离破碎。
　　他哭了，很伤心很伤心。
　　我相信，对于那时的广州，许多曾经满怀雄心壮志的热血学子都有过同样的悲伤。他们在为命运打拼的时候，一不经意就会丢失比生命还要宝贵的纯洁爱情。
　　于是他决意走。
　　从感情上讲，他们那一批学子是公司的子弟兵；从实际归宿上讲，他们不仅人来了公司，还把户口与档案都带到了公司所在地，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当地人。公司当然尽力挽留，于是他又坚持了两年。现在，他觉得对得起公司的知遇之恩了，对于走不再觉得内疚，就又一次打了辞职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他不是要跳槽，他现在只想回家，休养疲惫的身心，档案留待以后回公司提取，户口也等以后再来办理转移手续。公司不好再不同意。走之前他约了十来位老乡小聚，我虽然新来不久，但在受邀之列，当然要去。
　　聚会地点在他的宿舍，菜是他买，也是他做，看上去他似乎既热衷也擅长此道。
　　在老乡们面前，他的伤痕完全看不出来，总是笑容满面，一副随和轻松的样子。但我们清楚，他之所以离开奋斗了四年的公司，完全是因为承受不了失去那份感情之后的悲凉。虽然不是这个地方、这家公司的任何事情伤害了他，但越是往后，他就越觉得这里已经成为伤心之地，除了离开，去一个崭新的环境把这段痛苦掩埋，他没有更好的选择。挣多少钱，对他来讲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他住的是一栋三层的私房。公司在镇上租了好几栋这样的房子安顿管理人员，个人只需要支付房租的百分之二十。进门的时候屋里已经很热闹，都是年轻面孔，有的见过，有的还是初会。刚坐下主人就递来了茶杯、竹筷、一次性塑料碗，茶杯里斟满了冒泡的啤酒。菜很丰盛，除了小炒，还炖着一大锅鱼，老乡们介绍说，鱼是主人今天骑了摩托车去很远的地方钓来的。酒酣人散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礼物，作为分别的纪念。他送给我的礼物除了一支派克钢笔，还有厚厚的一沓资料，用那种透明的塑料公文袋装着，一看就清楚做过精心的整理。
　　“这是我积累的公司管理方面的一些东西，我用不着了，留给你。”他说。
　　这是他的心血，对了解公司细节极有帮助，能让一个处在试用期的员工受益匪浅。我很感动，连连道谢。
　　他笑了，说：“好好干，我相信你懂得这家企业的真正价值！”
　　这样讲的时候，我从他镜片后面的眸子里看到了智慧的光芒与蓬勃向上的朝气。此刻的他与扎着围裙在灶台边忙来忙去的那位书生判若两人。
　　“你什么时候走？”我问。
　　“现在。”
　　“现在？”我非常吃惊，因为已经差不多到了晚上十点了！
　　“我不想让大家看见我什么时候离开，”他解释。“车子已经订好了，不久就到。”
　　“有人陪同么？”
　　“不需要陪同。”
　　“深夜行车，多加注意。”
　　“我会的。”
　　“保重！”
　　“你也保重！”


　　九

　　端午之后，因为情况已经大体熟悉，我的工作走上了正轨，随后，受公司委派，我去中山市区搞了一次企业内部管理架构调查，去广州开过一次价格研讨会。价格会议我不知道为什么派我去，但接到了通知还是立即赶往广州。找到开会地点，问明会议内容，我非常失望，因为从议程来看，它与我在内地开过的许多应景会议一样，就是主办单位借机收取高额的会务费作为单位的经费补贴，与会人员则顺便闲玩，然后得到一点小小的礼品。尽管出差之前我从财务部领到了足够的经费，又是公司委派而来，这笔开支完全可以回去报销，但我觉得这笔钱花得冤枉，就给科长打了个电话，讲明情况之后提出能不能不参加，省下这笔钱。科长说需要请示。过了一会儿我再打过去，他说上面同意了我的想法。我不知道上面指谁，但既然已经批准，我也就尽到了心，此时已没有回去的班车，我选了一家招待所住下。因为带着一笔钱，不好与人合住，我定了个单间。招待所的具体地点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能够记得的是距那个会场不远，办在一个比较陈旧的居民区。回公司报账的时候，一位财务主管看着我的差旅费报销单笑了，一片好心地提醒说：“按照公司的惯例，你可以在广州住一百五十块钱一晚的宾馆。”我也笑了，说：“这家招待所其实也不错……”
　　我的本心是想说，哪怕公司效益如此优异，同样需要管理人员自觉地节俭。但在那种场合，强调自己与一个好心对你的同事的差别，是很傻的。
　　后来，我到几家分厂全面察看了车间现场；不久，另一项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就是编写公司的《月度运行分析报告》。
　　用我在内地管理工业企业的经验来认识，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必须广泛深入地调查，然后进行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经济分析。无论调查过程还是最后提出的报告，都涉及公司机密，因此，能够承担这种任务令我欣慰，它至少表明公司对我人格的认同。
　　我不知道公司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月度运行分析工作的，也不知道此前这项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在公司起着怎样的作用，因为没有人向我移交工作内容与工作程序，也没有人对我说明怎样做好前后衔接。这种情况让我觉得，如果这项工作此前确实有人做的话，那就说明前任可能跳了槽，而且极不负责地走了，而主管上级对这项工作不熟悉或者不重视，不知道怎么对接任者进行必要的辅导。
　　我不知道这项工作归谁主管，我所能做的就是先搜集原有的《月度运行分析报告》实物，尽可能将它们衔接起来，找出规律。但没有想到，公司居然没有它的档案。我硬着头皮去找几位部门经理助理，因为科长告诉我，这个报告只发给部门经理助理以上的领导，下边在每月的例会上听，不接触文字。最后我总算寻到了几份打印搞，尽管时间上并不连贯，但还是能够给我一些借鉴，也让我对此前的工作情况有了粗略的印象。
　　不客气地说，那几份报告显得稚嫩，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于是我首先对报告的整体架构进行明确，就是分哪几个部分写哪几项内容，谁详谁略，事实的剖析定在什么深度，需不需要表达撰稿者的个人观点。然后，我按照公司的组织结构，从几个分厂开始，实地了解情况，返回之后向各位部门经理助理征求意见，两相印证。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以前的工作程序；如果不是，分厂厂长们与部门经理助理们也断然不会向一位试用期人员介绍各自的工作进展。
　　月度例会在月底召开，通报公司运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