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年第4期-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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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同时委派两位研究生过来帮我的忙。
我对于广州的了解，就从这所大学开始的。
那天，按照科长的介绍，我带了司机去广州接导师他们一行。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炽热，白色皇冠开着冷气，顺公路向广州轻快地行驶。司机陪科长去过，熟门熟路，径直开进了校园。园内的宁静氛围勾起了我对大学时代的美好回忆，林荫道上学子们三三两两的身影也让我觉得亲切和熟悉。我也是那样过来的。我们毕业时由国家分配，他们则绝大多数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自主择业，虽然我只比他们年长了十来岁，但从社会变化的角度看，我们之间已经是两代人的距离。他们今后所立足的经济基础会比我们当年好得多，但所经受的就业压力也比我们当初大得多。
我先去拜望了导师，一位身材不高、非常和蔼的谦谦长者。
虽然是初次相见，但导师很平和。这种态度不仅马上消除了我的生疏感，而且让我觉得非常亲切。办公楼很气派，可导师的办公室却相当简朴，里头的用品与我在公司里的办公家具相差甚远。接过导师的名片，得知他是一位教授，担任着管理学院副院长，我的心中更多了几分敬佩。见了我的名片，导师问：“你是助理研究员？”我说我本来可以评经济师，但更喜欢这个职称。导师笑了笑，说：“经济师实用，这个更好。”
导师推荐的两位研究生都是女孩子，就在这个暑期毕业。我本心希望男生最好，因为我也是男的，工作起来好调动，并且下一步要经常去车间，那样的环境对于女孩子来讲可能乱了些，不大好。但人选是科长前几次来的时候已经确定好的，我不便变更，也就没有提出异议。时间接近中午，我请导师和两位女生在校内餐厅吃饭，四个人加上司机一共花费一百六十多块钱。这笔钱由公司报账，我并不负担，之所以仍然记得金额，是因为导师坚持不要酒水，他说他滴酒不沾，而我看了一下酒水价格，没有低于一百二十块钱一瓶的，他点的菜也以清淡廉价为主。
到了公司，主任由科长陪同与导师做了礼节性会晤，随后我们在一间小会议室坐下，直奔主题。我报告了此次合作的目的、任务和要求，导师做了分析，讲了原则，提了纲要，嘱咐两位门生重视这次深入企业的机会，多接触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积累经验，然后询问了公司对她们的住宿与伙食所做的安排。一切满意，导师放心了，打算走。科长告诉他，说公司在酒店订好了餐，吃过晚饭之后有专车相送，导师也就客随主便，留了下来。
剩下的时间由我陪他们在会议室闲谈。导师问过我的情况，最后说：“看来你还没有融入广东的打算。”
这句话的确切中了我的要害，既把我看了个彻头彻尾，也让我对导师的洞察力心悦诚服。
“融入，要看以什么方式。”我回答。
导师点点头，讲起了别的话题。
后来回到内地，只要想起他们，这句话就立刻在我的心中回放，越想越觉得导师当时就是想点拨一下我，不但用心美好，而且意味深长。
我们从一分厂做起，它在老厂区，所以最初三个人总是一起步行去那边。午饭来得及回食堂就在食堂吃，来不及就在街头找个地方，最初我请，后来在她们的坚持下实行AA制，各自付账。她们两位一个来自大西南的高干家庭，一位来自珠海的普通人家。西南的那位是独女，掌上明珠；珠海的那位家中曾经出过重大变故，兄嫂同时亡于车祸，侄儿侄女和母亲由她独力赡养，从本科生起就在外面兼职。不同的人生际遇没有影响同窗之谊，她们很要好，而且都乐观。她们的到来在公司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热议，她们也很快和大家打成了一片，虽然跟公司的合同只有两个月，但第一个月就获得了本月优秀员工奖，可见人气之旺。
我们的工作按计划进行，中途比较顺利。但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阻力。
最关注考核方案的自然是各分厂和新车间的负责人，因为考核标准的严与宽，直接影响他们一年的工资资金。但公司规定，分厂与车间必须绝对服从总部管理，所以几位负责人虽然着急，却也不能乱来，而我们在制订草案的过程中，既听取他们的意见，也不完全采纳他们的要求，我们的原则是公司利益第一，同时考虑管理现状，标准不拔高，也决不降低。
真正的阻力来自财务部的一位中层负责人。草案完成后需要交相关部门审定，财务、供应、生产三家是重点。那天下午，下班以后，这位先生特意来企划科找我，说对各分厂原料损耗的计算错了，应该如何如何调整。他是一位老员工，在公司里比较有影响，所处的职位又重要，平时讲话粗门大嗓，直来直去，很少给别人留下申辩的余地，这一次不在讨论会上公开对草案进行指责已经够给面子了，但我认为他之所以认定我们的计算有误，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怎么制订考核指标这样的原则问题，因为以他提出的方法，对损耗的考核要下降两个多百分点，考虑到公司消耗的总量，这可不是一个细小的数目！
我不同意采用他的方法，于是他来了第二次，然后是第三次，最后在我的办公室与我发生了争论。他的声调很高，整层楼都能听到。
但我仍然不让步。如果让了这一步，分厂与车间是高兴的，因为可以放松对损耗的定量控制，可以年终在公司多分奖金，而受损的是公司，我们接受公司指令制订经济成果考核指标体系的工作也将因此失去意义。
最终他让步了，没有把自己的意见提交公司高层，但不久，在另一个方面，我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报复。
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做。我判断可能是此前的分厂考核方案由他牵头制定，因为他是财务人员，那种方案由财务部门制订名正言顺。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么这次重订方案没有交给他主持，他也就会觉得自尊心与信任感都受到了伤害。而新标准比老标准严，更让他有失面子。他一再过来争论，也许是想让指标恢复到从前那样？
当月，公司的一个考评小组决定将每月一评的突出贡献奖授给我，奖金一万元人民币。
突出贡献奖、优秀员工奖、经济成果考核，都是公司用来激励员工的。公司效益好，对员工的照顾也尽力，但待了几个月之后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虽然每个月的突出贡献奖大家也争得比较厉害，并且是一个由总裁秘书负责的跨部门小组考核评定，公平性不成问题，可职员们对公司的认同感和归宿感并没有因此增加。对他们来说，与公司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金钱是一个影响因素，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不想要这个奖。什么原因我现在也解释不了，可当时就是那样的感觉，不想要。
我不知道公司与同事怎样看待我当时的态度。年底，公司以另外一种方式奖励了我，让我既吃惊又高兴。我明白，公司这么做是对员工忠诚的肯定，公司需要忠诚。
十四
导师和两位女研究生是我在广州市内最早的人际关系。此后，如果出差，或者周末，我也到广州去，有时候去导师那里小坐，有时候请两位女生陪同逛街。那时候广州给我的印象是最热闹的地方在人民路与一德路、中山路，天河跟东风中路还不算繁华。越秀公园、孙中山先生博物馆、南越王墓、广州起义遗址、农林下路的执信中学，这些地方都去感受过。进出广州我多走洛溪大桥，很少经过珠江隧道。桥下是水量充沛的珠江，桥南是海珠区的范围，那里有在国内一度声名鹊起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出于好奇我去参观过它的摄影棚，只见到了架在棚内的模仿海上大船跟狂风恶浪拼搏的木制平台，没有见到任何演职人员。我曾经期望完成我的打工计划之后进入某所大学深造，也拿个MBA，但很快我就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那时的广州由资本决定贫富，而不是文化；追求财富的机会多得难以想象，如果不想此生只做一个职业经理人，那么，关门求学远远比不上自主创业。
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周边城市的白领大多向往广州或者深圳。
于是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心态：等我攒起了资本，我也要尝一尝做老板的滋味。
我把这些想法讲给两位女生听，其中一位很认真地答复：“人生有时候只需要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的确如此。
在制订考核方案的过程中，我的见习期结束，正式担任企划科副科长，工资因此增加了一倍半，一个月的报酬相当于内地一年。在我第一次向妻子汇出那么多钱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我体会到了充足的金钱带来的快乐，增强了摆脱困顿的信心。这时候我突然体会到，如果用金钱来衡量生命的长短，那么，当一年的报酬等于内地十年的时候，生命也等于延长了九倍；如果我哪一天真的成为一个企业家，我的报酬一年相当于内地一千年，我的生命也就等于内地的一千倍，这多出来的九百九十九倍就是此生的利润，可以挥霍，也可以投资，而在那时的广东，我确实听到许多暴富的大佬将赢来的人生毫不吝惜地挥霍一空，然后在商海中急速沉沦。
考核方案颁布之后，一位分厂厂长打电话给我，请我去吃大排档。此前我与他并无私交，不明白他的用意，但他满腔热忱，我也不好拒绝。镇上的大排档集中在进镇之前的空旷地段，相邻好几家，每家几十张餐台，场面宏大。虽然都是露天，却别有情趣，来这里解馋的基本上是工薪阶层。我如约而至，与厂长同来的则是几位工段长。这位厂长特别钟爱啤酒，一顿四五扎，落座之后我们边吃边谈，开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好久才切入主题。
原来他请我的目的只是为了告诉我，他完全支持新方案。他说只要从车间开始认真抓好损耗的定额管理，他们的收入并不一定减少，而公司的成本却能明显下降。
“我们这样的小产品，生产成本是竞争的基础，早就应该严起来了！”
“可是太严又怕工人吃不消跑掉。不能一年四季总是招工啊，那样质量又是问题！”
“是啊！工人有临时思想，管理人员有临时思想，老板却不能有临时思想，怎么办？”
看着他们热烈地议论，我陷入了沉思。产业工人，劳工制度，劳资关系，西方历史上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经验教训，种种意念在我的心中回旋，但我无法讲出来，因为我知道，这些概念离他们太远，他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改变，而我在这方面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次日上班的时候，在厂区门口，保安班长把我拦住了。
这是一位四十来岁的本地汉子，矮矮的个头，说话慢条斯理，办事出奇地认真。我和他闲聊过，知道他有三个孩子，老婆在家里种地，一年的收入并不多。
“科长，有人找你！”他一口怪怪的普通话，听着就想发笑。
“谁？”
“在外面。”
我回到大门外，四周看看，没有见到像是要找我的人。于是大声问：“谁要找我？”
院墙脚下安安静静地蹲着四个人，两个小伙子，两个小姑娘，看年纪也就十七八九，看打扮可以断定是只能够在车间做事的工友，也就是被称作蓝领的操作工人。听到我问，他们站了起来，其中一个矮墩墩的小伙子有点迟疑地往前走了两步，对我说：“您就是×主任吧？”
家乡口音，很久没有听到了，令我意外。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来找我干什么？为什么叫我主任？我的内心很狐疑，就说：“我姓×，不是主任。”
“我们有点事，想请您帮个忙……”
我明白了，点点头，说：“我要先去刷卡签到，你们在这里等我。”
那时候公司已经用电磁卡管理考勤了，迟到与否，迟到多久，由电脑记录，谁也不能蒙混过关。迟到或者旷工，在月底按规定扣除薪水。
刷了卡，准时参加办公室系统的早间例会，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当天要做的工作安排好，已经是一个钟头以后。从六楼坐电梯下来的时候我想，过了这么久，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以为我有意不见客，已经走了？走出大楼，远远看见他们还在等，四个人手扶院墙上的铁栏杆，像铁窗后的死囚渴望离开牢笼获得自由一样，眼巴巴地向厂区张望。这种景象令我心动，也令我至今难以忘记。
“说吧，是不是想进厂？”我说。
“我们想进厂。”领头的小伙子说。
公司有个规定，新招工人要由三个工友或者一位管理人员担保，而且每人必须交纳九百六十元保证金。担保的理由是工人良莠不齐，有些人经常偷窃，或者当班不负责，糟蹋原辅材料。这种行为公司的处罚相当严厉，而且倒班的时候当班保安守在厂区侧门那儿如狼似虎地盯着，很严了，可还是不能杜绝。
帮他们进厂我就得担保，可我对他们并不了解。如果被处罚，不但罚金可能落到我头上，而且我还会声誉受损，因此有些犹豫。
“这是我们的身份证，”领头的小伙子懂得我沉吟的意思，把身份证递了过来。“我们要是不守纪律，或者做不好久就跑了，您可以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找我们的家长算账。”
能够想到这一层，我的疑虑也就可以打消了。我拿过他们的身份证一一查对，然后对领头的小伙子说：“我还没有往厂里介绍过人，不知道能不能一次为四个人担保，你们明天在这里等我的消息。”
见我同意帮忙，四个人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我又问：“每人要九百六十元押金，你们带齐了吗？”
四个人小声嘀咕了一下，然后都开始掏钱。领头的小伙子将钱收齐，一边递给我一边说：“还差一点。”
“钱不是给我，”我解释，“押金在招工的时候你们自己交给人事科。差多少？”
“一千二。”
一千二对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我没有马上说可以垫付，而是冷峻地看着他们的脸，想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领头的小伙子被我看得脸红了，解释说：“我们来了半个多月，租房，吃饭，交职介费，身上的钱用掉了一部分。本来在一家小厂做了一个星期，可他们说裁人就裁人，一分钱的工资都不给，想要工钱就挨打……”
黑职介与黑工厂串通，用打手对付独自出外谋生的工人，这种事我早有耳闻，于是打断他的话，说：“钱的事明天再谈，你们先回去。”
随后，我找了人事科，又找了那位分厂厂长，把四个人的工作落实了下来。次日，他们早早地赶到公司门外，我带他们进去办完手续，再三嘱咐他们必须注意自己的行为，遵守公司纪律，警告他们如果违规我一定找他们的家长算账，这才将他们送到了车间。
看到他们换上洁白的工装，穿起高筒胶靴，满心欢喜地准备干活的样子，我的心中既有些快慰，也有些不安。万一他们不听招呼，真给我惹出了麻烦呢？
此后不久，又来了一拨；然后又是一拨；然后是我内地的一位熟人打电话到我家里，请我妻子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弟弟什么时候会来找的，一定给他帮这个忙……
一个月后，我坐下来静静地一想，发现自己介绍进厂的老乡竟然有了三十多人！应该可以了，我告诉自己。人一多，总有一天会捅娄子，把我牵扯进去。
不久，其中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