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年第4期-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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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的计划会议结束之后，同事特意走进我的办公室，笑着对我说：“佩服你的勇气。”
“怎么了？”我不解地问。
“你提出的事情超出了职权范围。”
“不会吧，这是我的工作啊！”
“你讲那些话的时候，我看到分管我们的高层脸色都变了。”
“哦！”我恍然大悟。“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谢谢你提醒。不过这家公司他也有份，他应该不会怪我多管闲事。”
同事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我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
“你没有在这里长期做下去的打算，所以不怕得罪谁。大不了爷走呗！呵呵！”
我沉默了。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真有这样的心态。
“我钦佩你，”同事说，叹了口气。“我要是也能像你一样有个退路就好了！我们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得不谨慎小心啊！”
我想说你的退路就是你自身，因为那叫人力资本；我想说你的退路就是你的积累，那可以给你提供失业后的保障。但此时说这样的话是一种残忍，所以我没有吭声。
不久，重付的几笔资金都追了回来，那位负责合同初审的本地女孩可能因此受到了严厉批评这种批评是回避我们的，我并不知道在办公室里独自垂泪。我明白是我的举措使她受到了伤害，尽管我不是有意要整她，只是在维护公司利益，但我还是决定找她谈谈。
进了我的办公室，她坐下之后不说一句话。我不能探问她是不是挨了板子，因为那样的话题会令她更难过，就笑着说：“泪流多了，小心眼睛周围起皱纹。”
她还是不说话，眼泪却流得更厉害了。
我拿过一只玻璃杯递给她。她一愣，含着眼泪问：“干什么？”
我说：“用美女的眼泪浇花，花会开得跟美人一样漂亮。你给我接一点，我想带回去浇窗户上的含笑。”
她扑哧一声笑了，把杯子推开，心情明显好了起来，但嘴里却说：“我要辞职。”
我知道她这是想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一个肯负责任的员工无疑是公司的财富，再说她是本地人，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工作本身就含有公司的考虑，于是劝她：“你觉得你们本地还有比这家公司更好的企业吗？”
她马上摇头说：“没有。”
我又问：“你觉得辞职是负责任的最好办法？”
她没有吭声。
“公司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市场部的广告投放情况，你要是走，公司的损失更大。再说我也需要你帮我，我和你一样热爱这家公司，我们都不希望公司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你说是不是？”
这一次她真的笑了，而我也一块石头从心上落了地。
中午，分管我们的高层特意与我坐到一个桌子上吃午餐。我知道他想和我谈话，而且记得同事的好心忠告，心里多少有些不安。
“你夫人在内地做什么工作？”他直截了当地问，并没有不高兴的神色。
“在一个公家单位，普通职员。”我回答。
“想不想把她调过来？比如在公司做个仓管。人事关系可以放在镇里的组织办。”
仓管工作在公司是比较轻松的一个岗位，待遇也还可以。人事关系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曾经属于某个单位，某种组织，那是我们此生心灵的依靠与归宿。高层能够这样细致地为我着想，显然有很重要的原因，我很感动，但妻子的想法明摆着，我也不能勉强，只好说：“谢谢您关照！今年春节我们一家是在镇上过的，我老婆觉得大建比较小，不适合安家。”
“是啊！”高层感慨地点头。“大建虽然工业规模已经不小，可它的底子毕竟是一个乡镇，生活氛围与你们格格不入，这一点我们知道。只是大建的文化积累不深厚是历史造成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等几年，公司的情况好一些，可以考虑把总部迁到广州去。”
“真的么？”我想，心里很感慨。总部的同事都希望公司早日迁往广州，可又都知道，到了那时候，前来应聘的人才会更加优秀，竞争将更为激烈，而公司未必会考虑老员工的利益，许多人将不得不在新一轮人才竞争中丢掉自己的饭碗，所以，哪怕如此合乎大家愿望的举措，对于白领们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好事。
“应该可以的。”高层再次表态。
我笑了笑，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此事不久，公司对广告工作补充了新规定，削减了广告科的事权。我把这件事与高层的那次谈话做了联想，领悟到那次谈话也许是公司对我是否有长期打算的考察，我的答复令他们失望，因此对于广告科的工作职权做了压缩。
如果我是高层我也会如此调整，所以我愉快地接受了变化，没有任何意见。我热爱这家公司，因为它值得我热爱，但我无法确定自己能够在公司待多长时间，因为我不知道公司会不会永远需要我，不知道如果某一天它决定不需要我时我的去向与处境。我是处在公司内部，却又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有一层东西把我与公司相互隔离，正是这种隔离让我觉得，我与公司之间实际上相距得非常、非常遥远。公司知道我的这种感受么？
二十二
那天下午，隔壁营销科的一位女同事过来对我说：“科长，电话！”
我随她过去，拿起听筒，还没有放到耳边，那边就说话了。是一个难忘的声音。
“韭菜，祝贺你！”
可以想象我当时是怎样的心情。但我不能让她知道、也不想让坐在一旁的同事看出我很激动，就轻轻一笑，说：“鞋跟！你真会玩失踪啊！”
她哈哈大笑，在电话那头大声追问：“韭菜！你刚才叫我什么？”
我说：“鞋跟。”
她格格格地笑了，骂道：“你这个狗东西！我有那么恐怖？这不是通报来了吗？”
可并没有直接找我，而是绕了个弯子，向旧日的同事问了情况才叫我听电话的。这当然是她的细致之处，我也理解，就嗯了一声，故意淡淡地问：“在哪里高就？”
“保密。”她说。“安定下来了再告诉你。呼机没变吧？”
“没有。”
“到时候别呼你不复。”
“怎么会？”
“好，就这样！拜拜！”
不等我回应一声，电话就挂了。
往回走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试用期和试用期的心情，我猜想她大约也和我当初一样，还在试用期，可能随时转换单位，觉得没有必要留下联系方式。她不爱用呼机，总是丢在小手提包里，不管是鸣叫状态还是震动状态都常常错过，等到发现有人呼叫再回电话，那边往往早就离开了。所以想用呼机跟她联系是白忙。但愿她一切顺利，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
接下来，我要参与筹备一项重要活动：全国经销商会议。这个会放在产销旺季来临之前召开，可以振奋销售队伍的士气。
对于公司，它是一次盛会；对于我个人，却几乎是一次劫后余生。
每年的这种会，公司都挑选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作为会场。去年在古都西安，今年打算到云南昆明，开完会之后去西双版纳观光。参加会议的客户总共一百三十多人，有男有女，都是所在省市的富翁。先期有一个工作小组到达昆明，联系了省政府会堂作为主会场，可见会议规格之高了。同时，他们也联系了一家旅行社，由对方负责安排在西双版纳的旅游活动。大部队坐飞机到昆明，两天内完成了会议议程，大家于是改坐支线飞机，欢欢喜喜地赶到了西双版纳首府景洪。
景洪机场当时很简陋，飞机似乎是贴着几座小山头降落的，在机舱里看下去有些惊险。机场出口有旅行社安排的锣鼓队迎接，给每一位客人献上一支鲜艳的花环。警车为我们的大巴开道，这一点让我们意外，因为我们不是贵宾，也非领导，这样的保卫方式好像有点自我炫耀。但先期小组的负责人解释：这种安排是接待方特意要求的，因为这里紧邻边境，治安形势严峻，如此多的富翁们结队前来，很容易引起黑社会或者其他犯罪团伙的注意，没有警车跟着怕出事。
导游是一位身材极美的姑娘，自我介绍姓匡，说傣族三大姓，召，刀，匡，她的姓是其中之一。她又说傣族分水傣、旱傣、花腰傣三个分支，傣族姑娘出嫁，新郎一定要在女方家里住满三年，所以叫做“娶回的媳妇拖儿带女”。但如果嫁给汉族就不需要这样了，而是随汉家规矩，立刻过门。于是好几位男士跟导游开玩笑，说他们这次来就造一下反，上门三年。导游说好啊，不过我要事先警告你们，如果你们被哪位傣家姑娘看上了，她会突然用脚踩你一下，你可要快点反踩。我们都问为什么，她说：“反踩就表明你答应了她，你就得把她娶回去做老婆。你要不干，她会追你到天涯海角。你要是还不答应，就是对她的鄙视，她的父兄会带着大砍刀或者沾了见血封喉树毒液的箭出来给她复仇。”一席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导游又说：“见了姑娘要叫稍多妮，就是美女；见了小伙要叫猫多妮，就是帅哥。”我们于是都笑了，心情缓和了下来。
晚饭后，冲了凉，我独自出门闲逛。我喜欢那种深入到一个社区底里跟它面对面的观光感觉，见街头有一些人力车，问明了价钱，就叫了一辆。
景洪市区虽然不大，但十块钱可以乘坐人力车绕城一圈，还是很便宜。蹬车的汉子四十来岁，瘦长，穿了一件洗得很干净的草绿色旧军装。他说他是湖南人，当兵过来的，在当地讨了个傣族堂客，已经有两儿一女，家里种的地够吃，靠这个赚的钱够花，所以活得很快乐。我于是向他求证导游讲的那些话，他说大部分都是事实，只是复仇早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是新社会，旧社会才复仇。他还说，对正直善良的汉族男人，傣家姑娘的确会很容易喜欢上。要是能像他一样也娶个身段妖娆、容颜美丽的傣家少女，在这个四季如春、风景如画的地方终老人生，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不喜欢城市，”他说，而且很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们悠闲地转了一圈，很投缘，想给他加点钱，他不干，坚持只收十元钱。
正在酒店门外的马路边推来让去，一个人狂奔不止，气喘吁吁地向我们这边冲来，身后紧跟着两个恶狠狠的汉子。奔逃的人我见过，是参加会议的经销商之一，后面两个家伙则不知道是谁。经销商逃进了酒店，追赶的也跟了进去，不一会儿，从主楼的三楼传来凶神恶煞的咆哮。
出事了，我想，付好钱，急步往楼上赶去。
经销商被堵在客房里，蹲在最里面的角落，垂着头，不敢看外面。两位追赶的汉子离他不远，一个坐着，一个站着，气势汹汹。
“我没有钱，我的钱都给你们了……”经销商说，因为紧张，声音已经变了形。
“一千五！那还不够付酒钱！你叫了六个小姐……”站着的家伙厉声揭发。
“你叫了六个小姐”这句话一出口，围观的人立即嬉笑起来，客户的头也埋得更低。
一千五？是什么消费需要一个人拿出这么多？我正在纳闷，经销商那个省的市场部经理，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走过来轻声问我：“科长，怎么处理才好？”
我走进客房，在一张床头坐下，打量了一下对方。
有一个应该是老板，戴了硕大的翡翠金戒指，而且眉清目秀；站着吼叫的大汉自然是他的马仔。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背景，但敢追到酒店里来就肯定有几分势力。
我和气地问那个当家人，出了什么事。
他用一种极软极软的语气说，我们这位客商进了他们的夜总会，叫了六个小姐，总共喝掉三十一杯XO，每杯一百二十，三千七百二加小姐的台费每位一百五，总共四千六百二。一杯零头免了，剩下四千五我们的客人只肯出三分之一，还逃跑。
“想赖账不行。”丢出这句话的时候，对方微皱眉心，冷淡而暗含杀气。
“是这样吗？”我问我们的客户。
“我没叫小姐，”他委屈地小声说，“我只是好奇，想看看，一进去她们就围上来了，坐在我的台子旁边，自己叫酒。我以为她们和我一样，也是来玩的，就跟着叫了一杯。哪知道准备走的时候店里把所有人的账都算到了我头上，我实在冤枉，又不敢说什么，就拿出了身上所有的钱。我只有一千五，再多拿不出来，不跑怎么办！”
客户的话肯定是真的。但我们不清楚对方的底细，硬抗下去有可能闹出大乱子，我于是向对方说：“这位兄弟初到贵地，不清楚规矩，出了这个洋相，我向你赔个罪，对不起。夜总会本来就是高消费的场所，他不知深浅，不是故意想跟你们过不去。他自己也就喝了一杯，所谓各退一步好撑船，你的收费就打个五折……”
“五折怎么行！”马仔又吠了起来。
“兄弟，我说话的时候你不要插嘴。” 我抬眼冷冷地扫视了他一下。不能示弱，因为我们人多，而且堂堂正正。马仔收了声，我于是继续看着他的老板说：“钱方面我们可以帮一点忙。他毕竟只喝了一杯，小姐们的热情他又不懂，如果你同意，我们现在就按五折结清。五折是你给我们的面子，我们会很感谢；也给朋友的一个教训，让他记住，以后不要太冒失。如果不行，你们自行了结。不过我可以说这么一句话：我们既然一起来的，肯定要一起回去，也肯定能够一起回去。”
最后这句话的意思他们应该明白，就是说，谈判不能解决，我们就向“白道”政府或者公安部门报告。我估计一家夜总会的老板不大可能为了一两千块钱而大动干戈，闹到那种地方去；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事情交给公安处理，他们反而会觉得丢了脸面，不因为钱，而因为江湖的“尊严”伺机报复。要是弄成了后一种结果，危害就可能比较大了。
对方听了我的话，马上点点头，说：“好，就五折。”
“谢谢你！”我说，然后要那位市场部经理：“给客人一千。”
如果折半，只要付七百五就够了，但此时事情越快了结越好，而且多给一点凑齐一个整数，可以让对方更好下台，不至于过后又来找事。
经理很配合，照我的要求办了。接过钱，那位当家人起身向我拱了拱手，带着马仔走了。
“谢谢你！谢谢你！”等他们出了门，经销商跑过来，哈着腰，极为谦恭地向我道谢。
“客气什么？”我说。我突然发觉，此时竟然心冷如铁。我责问他：“干吗要去那种地方惹事？”
“我以为那里是个赌场，像澳门那样，公开的，想试试手气……”
中国人就是好赌，一种深入骨髓的劣根性。我更生气，说：“全世界有几个澳门？”
“是啊，是啊，”他嗫嚅着，“要不要……报警？”
他大概是心疼钱，想追回损失。我于是反问：“你看呢？”
他叹了口气，摇着头说：“算了，算了，我认栽。”
我说：“人家讲你叫了六个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