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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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革命党的宣传家来到学校向学生发表演说，承诺要开创一个新时代。毛泽东听后非常激动，他决定“参加革命”。［12］他花了五天的时间来规划自己的生涯，之后参加了湖南革命军（即新军）。
毛泽东在长沙每月的饷银是七块大洋，两块用于伙食，其余大部分都用来买报纸。毛泽东看报纸时全神贯注，将其奉为至宝。他买的都是些左翼报纸；媒体是一种信息来源，因为报纸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种崭新的工具。
在《湘汉新闻》上，毛泽东看到曾留学日本的一位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其他的文章也大谈“社会主义”是一种重新组织社会的新思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词。
那时所谓的社会主义是指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士兵毛泽东却深为所动，他热情洋溢地写信给以前的同学，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概念，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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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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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形势尚未明朗化的时期，半知识分子总是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军队，毛泽东开始显露出自己的半知识分子的特征。毛泽东不愿参加学生组织不只是因为自己年龄大，而且还是因为他对教育一直存在着矛盾心理。
毛泽东担心学校生活对他的影响。作为毛顺生的儿子，他比自己所期望的更像一名有教养的绅士。他喜欢那些没有文化的士兵把他看作学问人。他后来回顾说：“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13］他为士兵们写家信，给他们读报纸。
虽然其他的士兵都是亲自去白沙井挑水，但毛泽东却是从到营房来卖水的挑夫那里买水。毛泽东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不明确身份，他回忆说：“但我是个学生，不能屈尊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去买。”［14］他的父亲虽有绝对的权威，但始终未能把泽东培养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
“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毛泽东在回忆1912年春天时说，“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15］孙中山已和袁世凯达成妥协，袁是个阴险的铁腕人物，他表面鼓吹共和，内心却留恋中国过去的帝制。革命的军事对峙阶段已经结束。
毛泽东丝毫也不留恋军队生活。在军队那段时间，他没打过仗，只是给长官们办些杂事。他之所以当兵，是因为他认为军队在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中会起重要作用。他在与一位朋友的交谈中激烈抨击孔孟之道：“如果民众都软弱可欺，那么完善其道德又有何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其强大起来。”［16］
连长和排长们都劝他留下来，但是当他认为军队不再是时代的先锋时，他突然离开了。这位18岁的半知识分子决定重返学校。
去哪所学校呢？毛泽东拿不定主意，于是他查阅《湘汉新闻》和其他报上的招生广告。学费到哪里去找？家里捎来信说，到现在泽东必须谋份差事了。
这个曾经的士兵住进了很便宜的“湘乡会馆”，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流浪生活。
一个警察学堂的招生广告吸引了毛泽东，但他也喜欢一个开设肥皂制造课程的学校，是因为他认为这对中国的清洁、文明有益吗？这两个学校他都报考了，但是即将开学之际，他又退了出来。
他又报考了另外两所学校，政法学堂和商业中学，他指望这两个学校对家里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能从他父亲那儿弄到学费。
毛泽东在第一次谈到他给父亲写信要钱时说：“我向他们描绘了我未来的美好前程，我说我会当律师或做大官。”［17］还没等到家里回信，这位犹豫不决的青年对这两个学校又失去了兴趣，当然也又一次搭上了报名费。
毛泽东不断地接受同学的劝告，今天听这个的，明天又听那个的。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决定下来。他什么都想抓住，结果一无所获。
不久，毛泽东瞄准了一个目标，他花钱报考了一所高级商业学校。毛顺生同意支付学费，“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17］，年轻的毛泽东坐下来学习经济。
他起初肯定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很多课程和教材都是英文的。他的英文并不好，只是在东山高小时学了点入门的知识。
毛泽东回忆说：“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18］
不名一文，邋里邋遢，毛泽东无所事事地混迹于长沙街边的木茶棚里，用他那发呆的大眼睛盯着报纸。干什么去呢？
毛泽东一度以嘲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生活。他看到了一切事物的两重性，他反求诸自身（其思维我们无从得知）。他坐在人生的高处，俯视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他以道家的冥想得出结论。［19］
湖南省政府军的军火库爆炸，烈焰熊熊，他和朋友们一道去观赏。一年前他曾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这支军队。但是现在，他以旁观者取乐的口吻说：“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20］
一天，三个学友在天心阁的顶楼上碰见了毛泽东，他正独自专注而平静地在城墙的这个七层高塔上俯瞰长沙。毛泽东从冥思中回到了现实，四人一起去喝茶、吃瓜子。
这三个青年在社会地位上都比毛泽东高一等，其中一个常常借钱给他。对于政治，从世故的角度来说他们比他更懂。一位姓谭的青年是大官的儿子，他说君主制的废除就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当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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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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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另一个学友说一些俏皮话来揶揄谭时，毛泽东不再闷声不语了，他激动地说：“让他说，我很感兴趣，让他说吧！”谭继续解释，对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斗争意志。毛泽东被这种看法深深地吸引住，他深思着，就像凝视长沙的红屋顶时那样。［21］
表面上看来优柔寡断的这个流浪者，实际上似乎正在孕育着一种新的世界观。
他又踏进了另一所学校的大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6个月之后就离开了。他对考学已很自信，在报考第一中学的考生中，他名列前茅。
也许有些自鸣得意，毛泽东对学校作了两点批评：“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令人生厌。”［22］这很能说明年轻的毛泽东的性格特征。
一位教员借给毛泽东一本很有趣的官方史书———《御批通鉴辑览》。这本书为他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了跳板。和课堂上讲的东西相比，他更喜欢这些谕旨、法令以及皇帝的御批等等。于是他决定自学一段时间。
好像6个月是毛泽东兴趣转移的自然跨度，他整天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时间也是半年。
他总是早上开馆就进去，下午闭馆才出来。他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旁埋头苦读，好像一尊低着头的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只是中午出去买个烧饼或几个包子当午饭。
他饱览了现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为了扩大知识面，他又转涉小说、中国诗词和希腊神话，还有改良派严复新近翻译的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和达尔文的名著以及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作品，毛泽东在《世界英雄豪杰传》中就熟悉了后两位思想家。
他凝视着挂在图书馆墙壁上的《世界堪舆图》。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地图：中国只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几十个国家排列在一起，模糊的边境线把中国与外国分开，中国在这上面不是一个“中央帝国”。
他笑着对爱弥·萧说，在省立图书馆，他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23］他后来认为，这半年的书海生涯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
在不得不和别人共事时，毛泽东表现出一些猴气；但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时，他又会很有虎气。
毛泽东每晚都回到“湘乡会馆”，这里住满了当过兵的人、学生、过路客和一些虚度时光的闲荡汉。
有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一场武斗，士兵们袭击并想杀死学生。毛泽东此时似乎仍带着点道家自我保护的思想，而不像一位挺身而出的公民。他回忆那个血腥的夜晚时说：“我躲到厕所里去，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24］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房租是不能用读书的热情来交付的。不久，经济上的拮据迫使毛泽东又去查阅广告栏。他偶然发现了教书，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吸引了他：免交学费，食宿便宜，毕业后会成为一名教师。
毛泽东的两个朋友也力劝他进这个学校，他们指望毛泽东在入学考试时帮助他们，毛泽东答应了，便写了三篇文章。“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替朋友写文章的行为是不道德的。”［25］他回忆说。他认为这是友谊，他很高兴显示一下自己的文学才能，就像在军队时那样。
三篇文章使他们都考进了这所学校。［26］家里同意了毛泽东的选择并给他寄来了钱，听凭兴趣、率意而为的时代已经结束。在23年后毛泽东回想起当年这段漂泊无定的生活，不禁有些好笑，他说：“从此抵制了所有吹嘘未来前途的广告的引诱。”［27］
政局变得更糟，袁世凯丧心病狂，企图恢复君主制，并要登基当皇帝。在这个银样镴枪头的新复古派和孙中山领导的立场动摇而又松散的激进派联盟间互相角力造成的紧张气氛中，军阀们悄悄登场了。在长沙，一名军阀谋杀了两位在1911年起义次日上台的激进派领袖。到1917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政府：一个是北京的军阀政府，一个是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
日本在蚕食中国，但是没有人出来组织全国性的反抗。军阀乱于国内，列强迫于门外，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痛苦———湖南的生猪产量十年内下降了一半———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出现了悲观绝望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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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生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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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已脱去旧的外壳，但是还没有获得新生。
这一切现象对毛泽东来说不是坏事。他还是需要冷眼旁观思索，而不是要去做些什么。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大好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段早年的课堂笔记道出了他学习的乐趣：“有了什么念头就随时记下来，头脑里有什么想法就高兴地表达出来，有助于保持平衡。”
毛泽东和其他400名身穿蓝色毛纺制服的学生一道入了学。学校两层楼的圆柱、拱顶和庭院完全仿照英国殖民地建筑的风格（其实是日本式的建筑翻版）。
和中国的一切高等学府一样，第一师范也是一所新学校，但它的设备和条件都不错，而且优秀的教员们继承了湖南的学术传统。
第一师范的外墙上写着校训：“实事求是”，所谓的“事”和这里的建筑一样是中西兼顾的。毛泽东上午读中国历史，午休时间看德国哲学。
毛泽东仍然精瘦，更显出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发式、手掌和鞋子都表明他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件灰色长袍取代了肥大的粗布衫。他的言谈举止还是慢条斯理，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指手画脚的学生，在聚会时更是很少说话。
通过许多课程的学习，毛泽东选择了自己的路。他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边沁、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的部分著作。他在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ofSociology）中遇到了一个观点，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解释的：“一则美国的格言说‘吾国说对即对，吾国说错即错’。”他有着广泛的好奇心并对折中主义有很高的兴致。他在给萧瑜的一封信中说：“耶稣被断章取义了，这样做的人未必有罪，即便真的有罪于一个睿智的人来说也不足挂齿。”［28］
毛泽东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在第一师范，他既有足以称道之事也有有失颜面的事。一次他读书到深夜，被子靠油灯太近，引起了一场小火灾，烧坏了几张床铺。还有一次，一位同学因父母包办婚姻而苦恼，毛泽东深表同情，到这位同学家，劝说他的父母放弃他们的安排。
在第一师范，人们很少呼他的名———泽东，而是叫他的字：润之，其意思是“施惠”或“润泽”。
毛泽东对于不喜欢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连碰都不碰，经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对他喜欢的课程，如撰写文学或伦理主题的文章和社会科学课程，他学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独到见解，常得100分。
完全放弃枯燥的静物写生课不是毛泽东的做事风格，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一下。在绘画考试时，他在试卷上潦草地画了个椭圆，题名“鸡蛋”，然后就离开了教室。一天上课时，一个简洁的构思使他得以提前离开教室。他画了一条水平线，在上边又画了个半圆，题名“半壁见海日”（这是唐代李太白的一句名诗）。他的绘画成绩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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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和报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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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仿照维新派风云人物梁启超的自由文风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文章。但是国文教员袁大胡子，“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做文章半文半白”［29］。
袁还说毛泽东在自己每篇文章的最后都标上日期是傲慢自大。有一次，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将他写有日期的那一页文章撕掉了。毛泽东站起来，抓住袁的胳膊，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要拉他到校长办公室去“评理”。［30］
奇怪的是，这个对很多管束都进行反抗的青年却接受了古典文风对他的塑造。“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31］，他有点不坦率地说。实际上，他在心理上还是倾向于古文形式的，特别喜欢无神论学者韩愈（768—824）的行文技法。
22年后，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如果需要”，这句话含有讽刺意味，因为，毛泽东这时已开始对其他人用古文写成的文章大张挞伐了。）
因此，当毛泽东在政治上比改良派还激进时，他的文学风格还是落后的。他在文风崇古和政治革命两方面双双背离梁启超。
他开始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在1919年给萧瑜的信中他写道：“胃病折磨我好多天了”；“注意健康很重要，一个人只有身患恶疾时才知道健康的幸福”［32］。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所受的教益主要来自道德哲学和报纸———这是他持续终生的两个爱好。
和绝大多数青年一样，毛泽东也从他的榜样和道德训诫那里学到了一样多的东西。从1915年起，他的道德楷模是一位很善于吸收门徒的人物，这位具有过激精神的绅士因为提倡寡妇再嫁而震动了整个长沙，这就是杨昌济，他是一根往旧中国的躯体中输入新鲜血液的导管。
杨昌济的生活方式是传统的———人们称他“老夫子”。他讲课照本宣科。但是他在渴求生命意义的一代人的心灵中播下了会结出激进果实的种子。
杨昌济尊崇宋明理学（始于10世纪），但也花了四年的时间在英国和德国研究康德、格林（G．H．Green）和其他欧洲思想家的理论。使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是他对心灵和意志的信仰。慎思、勇于任事、心之力能使世界改容。无疑，这是个人主义，但这是着眼于整个社会进步的个人主义。
没有哪位良师———三四十年代遥远的斯大林除外———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毛泽东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