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战士-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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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天或者秋天来的人被安排到已经搭好的帐篷里。这样做有好处，也有明显的不足。通常，分到的帐篷都属于一个被击落的的机组。当465轰炸大队的飞行员唐纳德·凯到达切里尼奥拉时，他听到先来的人对他喊：“你们会伤心的！”他和机组人员住的帐篷原先属于格林伍德少尉及其机组成员，他们在凯机组到达前两天刚被击落。
他们吃的食物也许会让切里尼奥拉人羡慕，但从来没有接近过扬基习惯的标准。鸡蛋粉是主要的早餐来源，用各种形式制作，一般是搅拌。不管怎么做这些蛋，它们大多数还是消失在垃圾桶里。有烤薄饼，用面粉和鸡蛋粉制作，不仅像飞碟，而且简直一模一样。军队派发的“热带黄油”，因为制作的时候考虑到要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变坏，所以无论用什么办法都难以融化。面包是新鲜的，由厨师当场烤成，但太粗糙了，只适合做法国烤面包片———还是用鸡蛋粉做的。有时会有燕麦，但像胶一样黏，741中队的帕平少尉认为“那些吃不了的可以用来修飞机，因为这些东西已经黏到一定程度了”。
中午和晚上，有罐头食品———炖梅干，在废罐头上加热的肉末杂菜，肉大部分是斯帕姆午餐肉，被称为“神秘肉”。像几乎每一个美国军队中的现役人员一样，切里尼奥拉的陆军航空队战士也讨厌看到斯帕姆午餐肉。即使在高层也是如此。战后，艾森豪威尔将军见到霍梅尔公司的总裁，他感谢他们的斯帕姆午餐肉，然后笑着补充说：“但你们是不是没有必要给我们送那么多过去？”455中队的一位作家———自称“阿农”———评论说：“厨师们会在早餐时煎午餐肉，正餐是烤午餐肉，晚餐则把它放在米糕里，第二天早上是午餐肉馅饼。天知道他们从哪儿得到这么多午餐肉，一定是成桶成桶订购来的！……炖斯帕姆午餐肉，斯帕姆午餐肉派，还有煮斯帕姆午餐肉涂油脂！”
在切里尼奥拉，斯帕姆午餐肉的替代品是维也纳香肠。吃过一个月后，一个人在准备室贴了一纸建议书，建议停止轰炸维也纳，如果那儿的人不再运出他们的香肠的话。
肖斯塔克少尉在飞到切里尼奥拉时，飞机上带了2500箱军用干粮，发现没有一个人想要。于是他搬了几箱到帐篷里，时不时地，他会带上十盒到镇上去，进到路边的餐馆，“然后以此换一顿意大利面条”。面条酱里没有肉，“但意大利人有极棒的番茄酱，再要一瓶便宜的红酒吃上一顿”。
天气不好不能执行任务时———这种事常有———有些人就想打破基地单调的生活，去镇上转转。陆航队会派一辆卡车每半小时跑一趟镇上，然后在十字路口等着，让那些返回的人能搭上车。大教堂的街对面是一个红十字会俱乐部，有为美国人开的电影院、一张台球桌、书籍和扑克。
这些人不缺钱。他们的薪水以盟军货币支付，在被占领的意大利是法定支付手段，一美分相当于一里拉。这个兑换率挺合适。帮助修建跑道或者水泥地板的意大利熟练工人，每天工资是75里拉，非熟练工人是50里拉。在镇上理一次发是七里拉，修面价钱相同。让扬基佬吃惊的是，满街都是理发师，一般是拿着窄窄的剃刀的小男孩。唐纳德·柯里尔少尉注意到：“无论多穷，很多意大利老年男子还是每天到理发师那儿刮脸。这是一种男人的仪式。”为了洗一个热水澡———基地里没有条件———战士们去切里尼奥拉的公共浴室。他们自带肥皂和毛巾，花费25里拉。
另一个令扬基佬惊奇的地方是切里尼奥拉居民的穿着，他们大多数只有黑色衣服。贫穷让人们穿不起颜色明亮、色彩斑斓的衣服。许多人饥肠辘辘，或者处于饥饿边缘。“我们看见衣衫褴褛的妇女排成长队，”柯里尔写道，“等着领一小份面粉配额。”面粉是美国的军需品。很难想像，来自美国的面粉到了罗马的“谷物之土”、汉尼拔的粮食供给基地。柯里尔也注意到老房子地基旁是成捆的细枝，“这是他们做饭的燃料”。陆航队的战士会到镇上洗衣服。花上几个里拉，当地的女人就能把衣服洗干净、晾干、叠好。
帕平少尉经常去切里尼奥拉。他在那儿遇到一个叫玛利亚的十几岁的姑娘，长着“可爱的黑眼睛”。他不会讲意大利语，但在高中时学过法语，玛利亚也在学校学过法语，正好用上了。他回忆道：“意大利人不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关系，前提都是要求召开一个家庭会议。”玛利亚和她祖母、母亲和两个姨住在一起。家里所有的男人都在战争中死了。“女人们接受了我，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信任我。玛利亚和我从来没有单独呆过几分钟以上。时不时一个短暂的吻可以接受，但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行。”
对帕平而言，这个家庭的友谊和对她们的造访“变得对我非常重要。它对战争非人性的冷酷是一种弥补，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几许温情”。他写信给自己的母亲说到玛利亚。她给他寄来一包女人的衣服。玛利亚和她的家人“高兴极了，以一顿大餐来报答我”。但是，帕平遗憾地补充说：“我没有多得到一点和玛利亚在一起的自由时间。”
第三章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
斯加罗·鲁杰罗，30岁，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后来离开了，在机场工作。一天，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没有肉，没有奶酪，没有番茄酱，但面条是自家制的，小麦是自家种的，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如果有肉，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司机卸下了100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是第98轰炸大队415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人们就指着我们问：‘Sono Americani？’（‘你们是美国人吗？’）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拥抱着，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Figo mio。’（‘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至少有100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白，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并为此付钱。其次，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在机场，在兵营，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干一天，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更是一件“新鲜事，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她说，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一群意大利士兵，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多当地人为这一暴行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但是，科卢奇说：“我们对美国人有着美好的记忆。”
米歇尔·班科勒是一个16岁的男孩，在机场工作，说他有美国人仓库的钥匙。难以置信。“但他们信任我”。他补充说，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很英俊”。他尤其对他们的体形印象深刻，并且被他们运动的方式，如棒球、拳击等深深吸引。他和其他男孩愿意在旁边看。班科勒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美国人知道首先享受生活，然后才去工作”。
马里奥·卡博奇法拉在美国人到来时，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去为他们工作，做所有需要做的一切，有时是为了钱，有时是为了香烟。德国士兵占领切里尼奥拉时，马里奥记得在卡车里看见过一块黑面包。德国司机停下来刮脸。马里奥想要拿到那个面包。他拿到了。这时沿街走来几个德国人，其中一个大喊起来。马里奥试图藏在一块罗马时代的里程碑后面。一个士兵用步枪瞄准了他。马里奥把面包扔到大街上，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几十年后，他还会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的孩子看，然后评论说：“看，我就是在那儿差点因为一块面包送命。”
美国人不同。一次，马里奥在垃圾桶周围搜索，收集食物。周围有些捻灭的烟头，他也收进口袋。一个美国军士从他手里夺过烟头说：“小子，你在做什么？你太小了，不能抽烟。”马里奥用蹩脚的英语说，他是为父亲拣烟头，为母亲找食物。
“把那些狗屎扔掉，”军士说，“跟我来。”他带马里奥到了军需帐篷，给他几盒配额食品和几包香烟。
一位驻扎在切里尼奥拉的投弹手，梅杰·里卡迪，是一对意大利移民夫妇的孩子。战争期间，他有四个兄弟在部队服役。他悉心照顾马里奥。每天他都教马里奥英语单词，执行任务归来，就和他一起复习。马里奥学会了这种语言，后来他说，要不是里卡迪的影响和英语课，“我已经成了一个流浪儿”。
对于政治，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之间没有什么争论。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是，墨索里尼是多么疯狂，才把意大利拖入战争。人们会说，看看西班牙，那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但弗朗哥一直让西班牙脱离于战争之外。墨索里尼为什么不这么做？按马斯托的说法，“意大利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参战。其次，参加了错误的一方”。
美国人来意大利不是看风景、浪漫、喝酒或者找什么乐子，他们来是要与德国人战斗，不是在地面和海上，而是空中。相对而言，他们有一些好处，例如睡在帆布床上，有厨师做好的、热的———虽然说不是很好的———食物，时间自由，升迁很快，等等。他们庆幸他们没去步兵部队，睡在散兵坑里等着被射杀；或者在海军部队，被囚禁于一条船上，做枯燥的长途航行，去船长指示的任何地方，除了在空中基本上看不到敌人，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船一旦被毁，所有同伴要么受伤致死，要么淹死。（除了少数志愿者，没有人愿意上潜艇）但在二战中的情形是，海军服役人员为他们呆在船上，而不是散兵坑或者轰炸机里而高兴，同时陆军人员也不想飞行———他们喜欢脚踏在地上。实际上，每一个海员或者步兵一想到飞机被敌机或防空炮火击中，就会颤抖起来。
麦高文战后遇到两个步兵军官，对他们说：“无论何时，我飞过你们上空都会想，在泥浆里行军，近距离的战斗，还有所有那些炮弹，是多么可怕呀。”而步兵告诉他：“看见你们在空中，我们想，如果被直接击中，你们根本没机会逃生。”让麦高文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心存歉疚”。麦高文说，对他自己而言，“我一直知道，最终将是步兵赢得战争，但我想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很重要，没有这些飞机，步兵无法战胜德国人”。
对于陆航队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战士，死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456轰炸大队的卡普斯少尉于1944年1月到达切里尼奥拉。本月他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三名年轻军官，少尉道格拉斯·S摩根、盖尔·J斯葛里奇菲尔德和爱德华·J赫夫纳。摩根和斯葛里奇菲尔德是飞行员，赫夫纳是投弹手。他们之间友情甚笃。“我们都年轻、热情、爱国，急于开始战斗飞行的伟大冒险。”
起先他们在301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紧张、疲劳、精力耗尽，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