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战士-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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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时，即1944年7月7日，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1944年3月17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月21日，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设法返回基地，他走进食堂大厅，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他说：“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并说：“我们急需代替者，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因此机头翻了过去，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一架B…24开始降落，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炸弹掉下来爆炸了，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没有充足的动力，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拉动降落伞拉索，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斯加罗·鲁杰罗，30岁，曾经加入意大利军队，后来离开了，在机场工作。一天，他带一位美国飞行员到家吃他母亲做的午餐。她做了意大利面，没有肉，没有奶酪，没有番茄酱，但面条是自家制的，小麦是自家种的，美国人吃得很高兴。鲁杰罗的母亲说：“如果有肉，会更好吃。那将是肉酱面。”第二天，一辆美国卡车拉着东西来到她家门外，司机卸下了100罐各种肉———鸡胸、牛肉、培根肉以及必不可少的斯帕姆午餐肉。鲁杰罗说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富裕”。21岁的约瑟夫·马洛尼军士，是第98轰炸大队415中队的一名B…24机尾射手。他们大队的基地也在切里尼奥拉附近。作为一个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约瑟夫知道世事艰难。他发现一个叫吉诺的九岁意大利男孩每星期都来给他清扫帐篷，他付给他比应得要多的工资，只是为了帮助小男孩的家庭。吉诺的母亲为他洗衣，换回一块肥皂。吉诺偶尔也给他几个鸡蛋，为此约瑟夫给他两包美国烟。
第742中队的安东尼·皮卡迪军士去探访维尔图拉拉·伊尔皮那村，他母亲、父亲和姐姐出生的村庄。“我们一到村子的广场，人们就指着我们问：‘Sono Americani？’（‘你们是美国人吗？’）我用意大利语回答说是。他们跑去找到我的亲戚，告诉他们我从美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我在意大利还有这么多亲戚。我认识了我的叔叔、阿姨，还有几位表兄弟。
大家都很高兴，拥抱着，亲吻着。我看到了我的祖母，她那时已经90岁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她搂着我说：‘Figo mio。’（‘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感人的时刻。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我有着我父亲的脸，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谁。”皮卡迪分发了礼物———糖果、食糖、咖啡、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他从军队合作社购买后存下来的。
弗朗西斯科·马斯托1928年出生在切里尼奥拉，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他父亲是熟练的电工，但家里没有上下水———他母亲买小男孩从镇上打来的泉水。1939年以后，几个月完全没有盐、没有糖，牛奶也经常没有。作为一个男孩，他要骑自行车10公里到一个农场去为他一岁的小妹妹搞点牛奶。在他的记忆中，镇民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和德国占领者交往，德国人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然而，美国人“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开了我的心灵”。马斯托回忆陆军航空队来的时候，“我能记得有三个星期———整整三个星期———屋外的马路上24小时不断地流过各种东西，卡车、吉普、坦克、弹药车，什么都有”。然后仅仅几天，美国人建起了他们的机场。他们搭起了帐篷，布置好简报室和指挥部，等等。他们丢弃了很多东西，马斯托设法抢到一台收音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于是我发现了整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的世界”。在收音机里，他听到了“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格伦·米勒的音乐。像其他人一样，他很喜欢。
美国士兵和当地妇女之间发生了一些罗曼史，至少有100对结婚了。但有很多女人出卖自己。在马斯托的记忆中，“有那么多的姑娘做了她们以前不会去做的事，那里的道德极大堕落了”。陆军航空队中有不少意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数讲意大利语。但讲得并不好，至少马斯托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说一种我们不懂的糟糕方言。他们用的语言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了。”
至于食品，“美国人带来的第一种东西就是非常白的面包，白，不可思议地白，白得像牛奶”。第二样让马斯托印象深刻的东西是“多样性”。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习惯于加上苣菊和一点橄榄油做蚕豆干，有时还有海鱼干。但美国人带来了斯帕姆午餐肉、花生黄油、巧克力，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就马斯托所理解，“这就是现代。新世界就是如此的”。
当地居民为美国人工作，随之而来也有很多奇事。首先，美国人愿意雇女人清扫、洗衣、做饭等等，并为此付钱。其次，男人能得到几乎所有种类的工作，在机场，在兵营，在所有地方。最有利的是，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就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干一天，又有好几天不干———而是稳定的。三个月、四个月，或者更多。与妇女在一起工作，更是一件“新鲜事，令人难以置信”。
吉奥纳娜·比斯塔吉奥·科卢奇1944年是一位25岁的母亲，她说，美国人的一切都是“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美国人的到来，带来一场欢乐的庆祝。红十字会来了。孩子们床上有了床罩，他们还有了衣服。美国人还带来了医药”。她回忆起德国人逃走、美国人进来之前的那天，一群意大利士兵，是从军队逃出来没带武器的当地男孩，出现在切里尼奥拉。德国人把他们全都杀死，尸体挂在一个罗马时代的谷仓上。现在，切里尼奥拉的墓地里有一个这群男孩的纪念馆。许多当地人为这一暴行永远不能原谅德国人。但是，科卢奇说：“我们对美国人有着美好的记忆。”
米歇尔·班科勒是一个16岁的男孩，在机场工作，说他有美国人仓库的钥匙。难以置信。“但他们信任我”。他补充说，美国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很英俊”。他尤其对他们的体形印象深刻，并且被他们运动的方式，如棒球、拳击等深深吸引。他和其他男孩愿意在旁边看。班科勒对此印象深刻是因为“美国人知道首先享受生活，然后才去工作”。
马里奥·卡博奇法拉在美国人到来时，是一个10岁的男孩。他去为他们工作，做所有需要做的一切，有时是为了钱，有时是为了香烟。德国士兵占领切里尼奥拉时，马里奥记得在卡车里看见过一块黑面包。德国司机停下来刮脸。马里奥想要拿到那个面包。他拿到了。这时沿街走来几个德国人，其中一个大喊起来。马里奥试图藏在一块罗马时代的里程碑后面。一个士兵用步枪瞄准了他。马里奥把面包扔到大街上，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几十年后，他还会把那个地方指给他的孩子看，然后评论说：“看，我就是在那儿差点因为一块面包送命。”
美国人不同。一次，马里奥在垃圾桶周围搜索，收集食物。周围有些捻灭的烟头，他也收进口袋。一个美国军士从他手里夺过烟头说：“小子，你在做什么？你太小了，不能抽烟。”马里奥用蹩脚的英语说，他是为父亲拣烟头，为母亲找食物。
“把那些狗屎扔掉，”军士说，“跟我来。”他带马里奥到了军需帐篷，给他几盒配额食品和几包香烟。
一位驻扎在切里尼奥拉的投弹手，梅杰·里卡迪，是一对意大利移民夫妇的孩子。战争期间，他有四个兄弟在部队服役。他悉心照顾马里奥。每天他都教马里奥英语单词，执行任务归来，就和他一起复习。马里奥学会了这种语言，后来他说，要不是里卡迪的影响和英语课，“我已经成了一个流浪儿”。
对于政治，切里尼奥拉的人们之间没有什么争论。许多20世纪30年代曾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大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是，墨索里尼是多么疯狂，才把意大利拖入战争。人们会说，看看西班牙，那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但弗朗哥一直让西班牙脱离于战争之外。墨索里尼为什么不这么做？按马斯托的说法，“意大利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参战。其次，参加了错误的一方”。
美国人来意大利不是看风景、浪漫、喝酒或者找什么乐子，他们来是要与德国人战斗，不是在地面和海上，而是空中。相对而言，他们有一些好处，例如睡在帆布床上，有厨师做好的、热的———虽然说不是很好的———食物，时间自由，升迁很快，等等。他们庆幸他们没去步兵部队，睡在散兵坑里等着被射杀；或者在海军部队，被囚禁于一条船上，做枯燥的长途航行，去船长指示的任何地方，除了在空中基本上看不到敌人，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船一旦被毁，所有同伴要么受伤致死，要么淹死。（除了少数志愿者，没有人愿意上潜艇）但在二战中的情形是，海军服役人员为他们呆在船上，而不是散兵坑或者轰炸机里而高兴，同时陆军人员也不想飞行———他们喜欢脚踏在地上。实际上，每一个海员或者步兵一想到飞机被敌机或防空炮火击中，就会颤抖起来。
麦高文战后遇到两个步兵军官，对他们说：“无论何时，我飞过你们上空都会想，在泥浆里行军，近距离的战斗，还有所有那些炮弹，是多么可怕呀。”而步兵告诉他：“看见你们在空中，我们想，如果被直接击中，你们根本没机会逃生。”让麦高文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心存歉疚”。麦高文说，对他自己而言，“我一直知道，最终将是步兵赢得战争，但我想到轰炸机和战斗机也很重要，没有这些飞机，步兵无法战胜德国人”。
对于陆航队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战士，死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威胁。456轰炸大队的卡普斯少尉于1944年1月到达切里尼奥拉。本月他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三名年轻军官，少尉道格拉斯·S摩根、盖尔·J斯葛里奇菲尔德和爱德华·J赫夫纳。摩根和斯葛里奇菲尔德是飞行员，赫夫纳是投弹手。他们之间友情甚笃。“我们都年轻、热情、爱国，急于开始战斗飞行的伟大冒险。”
起先他们在301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紧张、疲劳、精力耗尽，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时，即1944年7月7日，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1944年3月17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月21日，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设法返回基地，他走进食堂大厅，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他说：“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并说：“我们急需代替者，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因此机头翻了过去，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一架B…24开始降落，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炸弹掉下来爆炸了，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没有充足的动力，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