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战士-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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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30分，杰罗第5军的第一批步兵到达“奥马哈”滩，多数都搞错了地方。这些突击部队包括查尔斯·格哈特第29师第116团和许布纳“大红一师”的第16团，还有经过特殊训练专门爆破敌人水下障碍的工兵部队。这些部队立即遭到敌人的机关枪、迫击炮和火炮的猛烈射击。
有几十人死亡或受伤，许多人淹死在海里。虽然有少数人设法炸开了水下障碍物，打开了几条通道，但多数排除障碍的工兵却当场被击毙。无处隐蔽，匍匐在沙滩上和浅水中的人，无法还击，也无法隐藏在搁浅的登陆舰后面。大多数两栖坦克都被击毁。没有大炮支援，几个小时内，海滩上鲜血横流，连海水都染红了。
在某些方面，我们还算走运。诺曼底的德国空军已被消灭或被迫撤到远方的基地。我们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在攻击开始日，德国飞机对我们在“犹他”和“奥马哈”滩的行动，没有造成大的干扰。德国海军也未起到作用。奉命攻击我们的德军潜艇和快速鱼雷艇，轻易地被打退了。V…1和V…2火箭，这时还未准备就绪，未向我们射击。拉德尔的别动队（攻击开始日的英雄业绩之一）攀上了杜胡角的绝壁，发现那6门巨型火炮是假的——原来是电线杆子！后来，拉德尔的部队在后面的野地里，发现了6门大炮中的4门，用手榴弹把它们炸毁了。
血染“奥马哈”滩的时间太长了。登陆后6个小时，我们才占据10码滩头阵地。直到主要指挥官上岸后，士兵们才开始向防波堤和绝壁等隐蔽物移动。这些勇敢的指挥官是第29师副师长诺曼·D·科塔准将（我的好友和我在本宁堡步校兵器系的同事），第116步兵团的查尔斯·D·W·坎汉上校和指挥第16步兵团的乔治·A·泰勒上校。
科塔冷静地在海滩上大步行走，下达富有感情的命令，给海滩上每个人树立了无所畏惧的榜样。泰勒向他的士兵喊道：“我们呆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死也要向前冲！”科塔喊道：“留在海滩上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死人，一种是等死的人。来呀！把魔鬼从这里赶走！”能够行动的人冒死向防波堤冲去。
第18步兵团和第115步兵团又有几百名士兵从登陆舰上冲出来，跟在他们后面。到处都能看到勇敢的行为和英勇的士兵。几乎难以察觉的出来，我们的立足点渐渐地扩大了。
在这里，我得大大赞扬美国海军。同西西里岛战役一样，海军使我们免遭打击。12艘驱逐舰不顾水浅、水雷、敌人炮火和其他障碍，接近岸边，为我们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这些勇敢战舰的主炮成了我们仅有的大炮。许布纳的参谋长斯坦厄普·B·梅森后来写道：“我现在确信，是海军的炮火支援使我们到达岸边的。如果没有海军炮火的支援，我们肯定不能越过海滩。”吉·杰罗当天夜里上岸建立他的第5军指挥所时，给我发来第一份充满激情的电文：“感谢上帝为我们缔造了美国海军！”
在进攻开始这一天，我个人一直十分忧虑不安。我坚守在“奥骨斯塔”号上。我们与突击“奥马哈”滩的部队间的通信联络少到几乎没有。根据我们收听到的几份无线电报和观察员乘小船靠近海岸搜集到的第一手材料，我得到的印象是，我们的部队遭到无可挽回的沉重打击，占领海滩的希望甚微。就我个人的想法，我考虑撤离滩头，指挥后续部队向“犹他”或“不列颠”滩转移。
切特·汉森记录了我后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总有一天我要告诉艾森豪威尔，最初的几个小时是多么的紧迫。”我为决定是否把部队撤下来而十分苦恼，但愿我们的部队能站住脚。
他们总算勉强站住了脚。下午1点30分，我接到杰罗发来的振奋人心的消息：“部队牢牢地守住了海滩……正在向海滩后面的高地挺进。”我派我的参谋长比尔·基恩和切特·汉森到海滩亲自察看。他们的报告比我所预期的还要乐观。整个海滩的形势仍很严重，但我们的部队已占领了一两道壕沟，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内地推进。根据他们的报告，我打消了放弃“奥马哈”滩的念头。
夜间，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个人英雄主义和美国海军胜利了。这时，我们已有3万5千人登陆，控制了一片长达5英里，纵深1英里尸横遍野的海滩。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取这块地盘，我们伤亡了近2500人（从未得到确切数字），我们再也不想把它交出去了。
我常常为派新组建的部队到“奥马哈”滩的进攻战中去打先锋而内心感到苦痛。这次派去的部队，是杰罗率领的第5军司令部和格哈特率领的第29师。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定派许布纳的英勇善战的“大红一师”去增援的原因。像在西西里岛战役一样，“大红一师”又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里冲锋陷阵了。感谢上帝，该师正在那里。
附录4：天才领袖巴顿将军
被安葬在卢森堡哈姆的大型美军公墓里，他和他的第三集团军的6000名烈士葬在一起。他永远不能回家了。
人们唱着赞美诗，送别巴顿踏上漫长的旅程。在葬礼的最后一刻，为巴顿将军忠实服务多年的勤务兵堪萨斯的老黑人威廉·乔治·米克斯军士长把覆盖过灵柩的旗帜交给巴顿夫人。
12人组成的枪队举起步枪，齐射3响，枪声在群山中回荡。 第二天早晨，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向巴顿致哀，《纽约时报》的社论是这样的：
历史已经伸出双手拥抱了巴顿将军。他的地位是牢固的。他在美国伟大的军事将领中将名列前茅…… 远在战争结束之前，巴顿就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引人注目，妄自尊大，枪不离身，笃信宗教又亵渎神灵。由于他首先是一个战士，因而容易冲动而发火；由于他在急躁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易受感动的流泪，他是一个奇妙的火与冰的混合体。他在战斗中炽热勇猛而残酷无情，他对目标的追求坚定不移。他决不是一个只知拼命的坦克指挥官，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军事家。
战场上，巴顿用他那极富特性的粗俗的语言激发士兵的斗志。“混蛋，你们的刺刀应毫不犹豫地刺向那些杂种的胸膛。”
在巴顿葬礼后，他手下的一位士兵见到了悲哀的巴顿夫人。他想不出用什么来安慰这位不幸的他所崇拜的将军的夫人，但他急中生智讲了将军的故事：
“那天，我们的车陷入了深泥里。恰巧一辆吉普车驶近。车上的人随即喊到：‘你们这帮混蛋赶快下车，把车推上去。’我们按着他说的做了。但我在推车时才发现，在我身边的和我一样推车的这位将军正是您的丈夫。是的，夫人，我们佩服他。”
巴顿夫人的眼睛湿润了。
附录5：听中国军人讲述诺曼底登陆
早就听说60年前，当时的中国政府曾选派了20多名年轻的中国海军军官到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期间，他们不仅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还参加了二战后期欧洲战场的许多军事行动。后来，这20多人中有4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留在了祖国大陆，他们是卢东阁、郭成森、王显琼和黄廷鑫。几天前，记者在寻找他们的过程中了解到，卢东阁、王显琼两位老先生已经去世。84岁的郭成森先生也卧病在床无法接受采访。几经辗转，记者最后在杭州见到了黄廷鑫老人，听他讲述了自己在欧洲的那段难忘经历。
去英国的路上，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海战
浙江医院更像是一个疗养院，87岁的黄廷鑫老先生每天下午都要坐着轮椅，由护理人员推着到花园一般的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在享受宁静的时候，老人会常常回忆起年轻时戎马倥偬的岁月。二战期间，他作为中国送到英国学习的海军军官，曾在英国的航母上服役，参加过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一些收复欧洲大陆的战斗。在对记者回忆这段往事时，老人坐在单人病房的椅子上，头微微仰起，长寿眉下的眼睛出神地望着前方，似乎那里有一个屏幕，正放映着60年前的历史，让他清晰地看到了过去的一幕一幕。
黄廷鑫的老家在安徽省安庆市。1936年，19岁的黄廷鑫从全省最好的中学安庆高中毕业，考取了青岛海军学校。他说，当时考军校，想法其实和现在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就是不想再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军校是给学生发生活费的。
在青岛，黄廷鑫只读了一年书，因为日本侵略军打到山东，青岛海军学校内迁至四川的万县。从那以后，青岛海军学校就再没有招生，黄廷鑫是这个学校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原本，海军学校要读4年，最后一年到舰船上实习。但是，由于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都在打仗，黄廷鑫读了3年没有实习就毕业了。
实习都没有军舰可上，就更不用说到舰上当海军了。于是，海军学校毕业的黄廷鑫又到成都上了陆军学校，成为黄埔17期学员。1942年，他快毕业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决定，选派一些年轻军官到英国、美国学习海军。
黄廷鑫还记得，考试地点在陪都重庆，送他们去国外学海军的钱是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由于日本人的封锁，国民党就算买了武器也运不进来，于是决定用这笔钱来培养海军军官。
考完试，黄廷鑫在重庆等了整整1年，直到1943年的六七月间，他们去英国的24个人才出发，路线是先从重庆到昆明，然后从昆明乘坐美国人的飞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飞越喜马拉雅山时，景色的壮观和飞行的危险让老人终生难忘：“从天上往下看，整个喜马拉雅山就像一个冰冻的海洋，漂亮极了。但青藏高原上空的气压也变化无常。我们坐的是军用运输机，飞机忽地掉下两三千英尺，我们的头一下子都顶到舱顶上了。”
最后，他们在加尔各答上火车到孟买，在那里等待商船组成船队，然后在舰队的护航下一同前往英国。当时，德国潜艇对反法西斯同盟国实行海上封锁，商船必须有海军舰队护航才安全。黄廷鑫他们坐的是邮轮，整个船队由1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护航。没想到，在地中海还真碰上了德国潜艇，黄廷鑫平生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海战。两艘驱逐舰脱离编队向潜艇进攻，一艘驱逐舰负责用仪器跟踪潜艇，锁定目标、发出指示，另一艘则发射深水炸弹攻击德国潜艇。战斗的结果是德国潜艇被打跑了。
中国军人第一次参加海上实战，并在“北角战役”中立功
1943年10月，这批中国军官到了英国的普利茅斯港，那里是英国的一个舰队司令部。很快，他们进了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编成一个“中国班”开始学习。
3个月的短期培训结束后，中国军官们被分配上舰实习。卢东阁、郭成森去的是英国北海舰队的重型巡洋舰“肯特”号。当时，德国为了切断反法西斯盟军向苏联运送军火物资的海上要道，派遣其挪威海军基地惟一能出航作战的大型战舰“沙恩霍斯特”号巡洋舰，出海截击反法西斯盟军运输队。英国皇家海军得到情报，立即从大西洋驶向北冰洋，由3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14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10艘潜水艇组成的特混舰队打响了著名的“北角战役”。战役中，“肯特”号主要执行后卫和增援任务，在主攻军舰把“沙恩霍斯特”号打哑后，才轮到“肯特”号冲上去，用266毫米的主炮猛轰一气。卢东阁、郭成森在见习副炮长的岗位上第一次体验了海上实战的滋味。
击沉“沙恩霍斯特”号后，英国舰队随即奔袭了挪威的阿尔塔港。一批接一批的“剑鱼”式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把数百枚1600磅的重型炸弹投向在港中“养伤”的德国海上巨舰“梯尔比兹”号战列舰。4。1万吨的巨舰被炸成了一堆废铁，直到二战结束也未能修复。德国军舰也发动了疯狂反击。战斗中，正在值更的郭成森一眼看见了德军潜艇的潜望镜，他当即按响警铃，报告德舰正从右前方袭来。“肯特”号一个急拐闪避，两枚鱼雷擦着舷边掠过军舰左侧。
中国军官全部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
黄廷鑫上的是一艘美国制造的、名叫“搜索者”号的轻型航空母舰，万吨级，能载25架飞机。
“搜索者”号当时执行的多是护航任务。在没有军事任务时，出海训练也很频繁，每周要搞一两次。航空母舰训练最多的是飞机和舰上的联系，飞行员和舰上指挥人员甚至连对方的声音都能一下子分辨出来。黄廷鑫在舰上的主要任务是航海值更。军舰在海上的角度合不合适，在编队中的位置对不对，都由值更军官负责。在航空母舰上值更不是简单的事情，航母必须根据风向、水流来决定航行的状态，从而保证飞机顺利起降。
黄廷鑫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诺曼底登陆行动的。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作战计划是出奇制胜的。反法西斯盟军在准备阶段采取了一系列伪装欺骗措施，结果造成德军判断错误，以为反法西斯盟军的进攻重点是在加来，所以只留了一个装甲师在诺曼底驻防。1944年6月6日，艾森豪威尔突然率领反法西斯盟军出现在诺曼底，德军毫无准备，元帅隆美尔还在德国为其妻子过生日。很快，反法西斯盟军就如怒潮般涌上海岸，突破了德军的“大西洋壁垒”。从此，法西斯德国陷入了苏联红军和英、美军队的夹击中，迅速走向灭亡。
“搜索者”号执行的是支持登陆的任务，主要是在外围反潜，防止德国潜艇给登陆行动制造麻烦。黄廷鑫回忆说，1944年6月5日晚上，“搜索者”号从贝尔法斯特出发，绕到英吉利海峡，由北往南游弋。那个时候，德国的海军已经不行了，海上没有发现什幺情况。当天晚上，黄廷鑫没有值班，第二天上午，在他当班时传来消息，说盟军已经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了。后来黄廷鑫才知道，他们这批在舰上实习的中国军官全都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他们有的在巡洋舰和驱逐舰上，有的在战列舰上，还有的在航空母舰上，分别担任主攻和掩护任务。像卢东阁、郭成森、王显琼所在的军舰都在一线，任务是炮击海滩。郭成森在副炮长的位置上指挥发射了数千发炮弹，不仅摧毁了德军大量的岸防设施，而且还在布雷封锁作战中，击沉了一艘德国大型救生船和4艘运输船。
差一点赶上对日作战
诺曼底登陆后，黄廷鑫紧接着就随“搜索者”号参加了反法西斯盟军在法国南部土伦港附近的登陆作战，时间是1944年的10月。黄廷鑫说：“我们的4艘航母一起加入了编队，这一次我们可是直接参加战斗了，当然主要还是由飞机攻击德军防线，掩护登陆。德国海军那时侯已基本没什幺战斗力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船只畅行无阻。在土伦登陆时，海面上全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商船。”
法国南部登陆胜利后，“搜索者”号开到马耳他稍作补充，就又出发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执行反法西斯盟军进军希腊的任务。在希腊海域，黄廷鑫到了克里特岛的外海，“搜索者”号的任务是空投希腊王族成员，让他们回国重建政府。1944年年底，“搜索者”号回到英国，黄廷鑫也结束了在航空母舰上的服役经历。接下来的一年中，黄廷鑫和他的同学们全都在学习正式的海军课程。
近一年的学习结束后，黄廷鑫又被派到英国太平洋舰队参加对日作战。他还没赶到舰队司令部所在地，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不过，他还是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