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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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想回头看看四名被逮捕者所在的团体八月十五日以后的活动。名为“反对小泉参拜靖国行动委员会”的这个团体从八月十五日起，更名为“八月十五日救援会”，通过派遣律师、激励逮捕者等手段，积极展开一连串的救援活动（四人于八月二十八日获释）。在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以非国家、非党派的立场活动的名为“救援联络中心”的机构。　

　　“救援联络中心”发起于一九六九年三月。当时，以反越战、日美安保条约斗争为首，各种市民运动高涨。对待这些斗争，逮捕当然是不在话下，通过警察暴力实施的镇压接踵而至。为了救援被捕者和负伤者，各个地区的救援会和有关具体事件的救援组织都大量地组织起来。为了援助各种救援组织，在它们之间起联络作用的就是“救援联络中心”。这个中心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国家权力对单个人民基本人权的侵害，被视作是对全体人民的镇压；另一个是，面对国家权力的镇压，不问牺牲者的思想信条、政治见解如何，均全力救援。　

　　当然，这个“救援联络中心”是在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用说，这种方式并不直接地自动适用于别的国家、地区。但有一点可以提出的是，这个“救援联络中心”所追求的“独立”的方式，成为今日日本运动圈的一个传统。另有一点意味深长的是，上述无党派市民团体活动家们的行动，正是在四名友人被不当逮捕后，变得精彩纷呈。在某种意义上说，从不当逮捕到救援活动的过程，也就意味着在政治意识形态之外构筑新的公共空间的过程。并且，仅在事件后的两三天内，抗议声明就被翻译成中文、韩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出现在他们的网页上。当然，只是抗议声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还很难说他们的行为是否深含国际性契机。但不容忽视的是，他们反靖国的行动，确实是因韩国和中国的“反日”游行的触发而开始的。　

　　现在讨论延伸出来的问题。也就是，如果说，他们较为激进的活动方式对于东亚文化空间是有意义的，那么其脉络到底是怎样的呢？　
　　对靖国神社断然展开反对行动的无党派市民组织的源流，实际上与过去某个运动团体的挫折经验有些许关联。没有明确的指导部，一边潜在于市民社会中，一边直接与（日本的）国家权力对峙——具有这样运动性质的团体，在战后日本首次现身的是一九七五年被逮捕的“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人们，他们当中的数人，直到现在还身陷狱中。他们当时被从七十年代前期多发于东南亚诸国的排斥日货运动中涌现的反新殖民地主义斗争所触发，以象征过去帝国主义的昭和天皇的苟延残喘为民族的耻辱，计划对天皇乘坐的列车实施爆破。但这个计划由于种种计算的误差而失败，最终计划改变，那些没有派上用场的炸药，被安放在象征新殖民主义的三菱重工的大楼里。当天，虽然该组织的成员用电话通知三菱重工，请公司组织员工及所有其他人员撤出大楼，但没有引起重视，最终导致出现数名牺牲者（包括死者八名），那之后，被逮捕的成员一生都为此罪所悔恨，直至今日。　

　　“东亚反日武装战线”所提出的“清算过去”的主题，一直持续着。一九八九年昭和天皇死去，大半媒体都不断重复赞美昭和天皇的报道。当时就有许多活动家和数名知识人站在这个主题的延长线上做出抗争。这一切又在九十年代后期衍生出反对“国旗、国家法制化”运动。也就是说，挺身实现对东亚侵略和殖民地化进行反省的姿态这个“反日”思想的潮流，在日本虽然是少数，但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构筑了抵抗的传统。日本人自身扬起“反日”的旗帜——这现象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意义还没有以明确的方式被确立下来，对于其他国家、地区的人们来说，也确实有难以理解的脉络背景。但这个传统作为对来自过去被侵略、殖民地化的国家、地区的触发的回答，同时也作为连接那触发与“自我否定”的所在，在不断地完善着自己。　

　　这里稍作重复，据我所知，上面提到的四名被捕者所在的以年轻人为主的市民团体，是不拥有任何所谓的学术专家的团体（即使能得到我这样的在大学任职的知识人作为同伴者的协力）。从他们口中传出的主张，乍一看并不是直接表现对亚洲的同感，或重复在中国和韩国所见到的口号。从他们口中传出的主张，首要的意义是对欲构成以靖国神社为首的象征权力的文化空间不能苟同的姿态，另一个特征，是对小泉政权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激烈的批判意识。他们对于东亚的历史，几乎只拥有常人水平的知识，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工作承担起了暴露靖国神社作为内向性装置的意义。如果试着一个一个地询问这个团体的活动家的思想信条是否可以用“反日”来表现，恐怕大多数成员都会答“是”。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有想成为日本人之外的什么人的欲望，也不是想通过暴力的方式给国家权力以打击。身为日本人但同时要把“反日”作为思想信条的精神构造向外国人加以说明，并不那么简单。但有一条可以确认的是，他们虽是少数，却也成了日本的传统。
　　　　有一点象征意义的是，八月十五日被逮捕的“中核派”活动家等“新”左翼党派的力量，好像被捕者的人数（二名）所诉说的那样，事实上维持其政治活力的循环已经终结。到八十年代为止，以反抗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党等旧左翼权威为使命登场的新左翼党派，实际上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以一定的精英指导部为头脑控制各种基层组织和大众团体的组织、运动论，实际上已经走向终结。当然，如果无党派的市民团体的直接行动本身，并不能单独给日本的国家权力以打击，它同样也不是打倒小泉政权的前奏。但这个团体担负自己的责任而行动，以自己的力量展开救援活动，不断地向其他运动团体展示这种“独立”的风骨，确是不争的事实。　

　　但这样的“传统”在东亚到底拥有何种意义，是今后的课题。并且从大处着眼，这与今后日本政府在东亚起何种作用（或者完全不起作用）也不无关系。现在的日本，一方面逐渐通过新自由主义的超国家金融资本使国民经济半殖民地化，外交功能上，也做出除了与美国统一步调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样子。对这样的日本来说，首要的关键词难道不是“独立”吗？不过更根本的是，对日本人来说，“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日本人自身有没有抓住它的可能？其实是既古犹新的课题。当然，“独立”一般总是让人联想起所谓政治独立的课题。但在与政治邻接的“文化斗争”的领域中，同样有必要使“独立”这个关键词所拥有的力量充分机能化，这也是知识人的使命。　

　　这也正是竹内好在日本通过《旧金山和约》从“占领”状态明确独立时所写的《国家的独立与理想》（一九五二年）中所展示的结构。就是说，所谓国家的“独立”，除单从形式上考量是否完备之外，必须从那当中是否包含了“理想”的层次上加以思考。竹内好发表这个随笔的时期，正是日本把独立理解为与西方世界“单独”讲和并制定为既定方针的时期。竹内好所希望的独立概念，是必须包含与被侵略过的中国的人们的和解在内的讲和，那也不只是在外交层面上说话。面对不充分的形式上的独立，竹内好的头脑中一直坚持与永久革命相似的自我否定的实践。也就是说，日本人应通过对自身文化体质的彻底批判，促成“文化的独立”。　

　　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审视靖国神社时，可以看到，它可能持续成为日本人“文化的独立”的不充分性的指标。它既是宗教从政治中独立出来的指标，也是表示日本人对过去被战争体制滋养的文化装置的独立度的指标。靖国神社这个组织，当时是通过日本的旧有统治阶层和美国当局的“合作”，才确保了地位。战后日本的政治中心性，经常是通过遮掩日美合作的痕迹而发挥机能。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文化的独立”并不是凭单纯的“反美”意识而实施的。在这里，“独立”并不单指脱离对美国的从属状态，也意味着从与美国的世界战略关系暧昧的日本政治中“独立”，还有为了达成这样的“独立”所需要的我们对自身的“文化的独立”。　

　　对于日本人来说，恐怕通往上述意义的“文化的独立”的道路，还极为崎岖。但可以预想的是，如果不寻求这样的“独立”，不劈波斩浪，日本人就无法与亚洲的人们相会。或者反过来说，日本的“文化的独立”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总体的希望所在。（胡冬竹译）　

　　（《靖国问题》，高桥哲哉著，黄东兰译，三联书店即出）　
　　　　
　　　　　　　　　　　　　　　　　　　　　　　　　　　　　　　　　　　　　　　　　　　　　　　　　　　　　　　　　　　　　　　　　　　　　　　　　　　　　　　　　返回目录解构靖国神社的政治话语
　　　　　　　　　　　　　　　　　　　　　　　　　　　　　　　　　　　　　　　　　　　　　　　　　　　　□孙　江《读书》2006年第3期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朝日新闻》社会版《青铅笔》栏刊载了一则不起眼的短讯，内容如下：　
　　　
　　二十四日，（原）长州藩城下町、（现）山口县市市长野村兴儿访问了福岛县会津若松市，与该市山内日出夫市长会谈。在互相交恶的戊辰战争过去一百二十七年之后，两地的最高首脑终于第一次会面了。以往（　山口市方面）曾多次提议和解，但均为会津方面所拒绝。这次访问是在会津市民剧团的邀请、山口市方面强调“私人”、“非正式”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但是，双方达成的共识只有一点，即“现在立刻实现和解是困难的”。　山口市市长认为“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隔阂”。与此相反，会津若松市长则说“一场战争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不仅会津与长州如此，日本和亚洲也是如此”。直到最后，二人也没有握手。　

　　　
　　人们也许会问，市何以会向若松市提出“和解”要求？市的前身长州藩在对会津藩的战争中和战后干了什么，以致给对方留下了百年难愈的“伤痕”？回顾日本历史可以知道，奥州会津之战是戊辰战争中最关键的一次战役。一八六八年八月，拥有近代武器的明治新政府军三千人避开正面对决，迂回突袭会津藩中心若松城。藩主松平容保匆忙组织藩众进行抵抗，历经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会津藩被迫于九月二十二日开城投降。是役，会津藩战死者达三千人，包括数百名未成年的“少年白虎队”成员。此外，还有很多人集体自杀。据今井昭彦博士的研究，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军下令不准收敛安葬战死的“朝敌”和“贼军”的尸体，违者严惩不贷。结果，会津藩阵亡者的尸体被狐狸、鸢鸟啮食，乃至腐烂。直到同年十二月，在藩士町野主水等的再三恳求下，才获准由受歧视的“部落民”来埋葬，而且不得树碑题词。死者的尸体固然惨不忍睹，生者的境遇也十分悲惨。会津藩由开启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的孙子的后代所传袭，已历二百多年，战败给会津藩人带来了种种耻辱。会津藩被贬迁到临近北海道的严寒之地斗南藩（现青森县），一万七千余藩士和他们的家属不得不移居他乡；会津人被诬为“会贼”（音kaizoku，与“海贼”即海盗音同），他们居住的地方被蔑称为“白河以北一山百文”，意为穷山恶水，非人所居之地。　

　　与此相反，会津之役后，明治政府为不到三百名的政府军战死者树碑立传，后来还把他们祭祀到靖国神社里，予以褒扬。意味深长的是，政府军主力萨摩藩的军队，后来因为与明治中央政府为敌，也被视为“朝敌”、“贼军”。在一八七七年西乡隆盛率兵发动的西南战争中战死的萨摩藩的阵亡者，也和会津藩的战死者一样，不得入祀靖国神社。而另一支主力长州藩，则作为明治维新的功臣而备享恩宠，藩士伊藤博文等长期入主中央政治。当长州藩与日本国家开始其“光荣”的近代之旅时，会津藩的子孙们却在经历着“耻辱”的近代。一九二三年，生前倾力埋葬和祭祀死者的会津藩武士町野主水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去世，生前留下遗嘱，命其子用粗糙的草席包裹自己的尸体，再用草绳将尸体拖到坟地，以此表达对当年政府军酷待战死者的悲愤和抗议。此时会津之战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五个年头！　

　　虽然，上述市和若松市的会谈无果而终，但是，为了自己祖先的加害行为，市不断提出“和解”要求，市长野村兴儿甚至不远千里跑到受害者的子孙那里道歉，可谓其情切切。另一方面，会津若松市长在公开场合拒绝与市长握手的举动不能仅仅视为个体行为，作为一个经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市长，即使他个人愿意伸出手，背后还有成千上万的选民和死者在阻止他，前任市长就因为曾发言响应市的和解倡议在市长选举中落选。受害者的历史记忆成了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　

　　饶有兴味的是若松市长的一番讲话，他认为，“一场争斗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不仅会津与长州如此，日本和亚洲也是如此”。这位市长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给东亚各国所造成的伤害。其中，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战争伤害所带来的记忆即使时过六十年仍然没有消失。但是，与会津若松市和市不同的是，战后中日两国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便实现了“和解”。这不能不说是一桩奇迹。我认为，这是双方基于共同需要而营造的结果。　

　　在论及社会成立的条件时，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注意到，任何一个由合理的契约所建构的社会或人际关系都存在不合理的基础，契约关系能否履行，最终决定于订约人是否信守契约，而这没有任何契约可以保证。自从一九八四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遭到中国政府抗议后，中日之间达成了某种政治默契，即日本政府主要阁僚不再参拜祭祀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可是，当历史翻开了世纪的新一页后，时光倒转了。二○○一年以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先后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使两国关系冷至冰点。　

　　在这个时候，靖国神社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在战后日本的历史上，靖国神社曾多次成为热点。一九四五年，联合国占领军总司令部（GHQ）曾一度准备废除为军国主义张目的靖国神社，为此靖国神社匆忙举行了“临时大招魂祭典”，把许多没有战死的活人也当作亡魂来祭祀了。在东西冷战对立的格局下，由国家神道改为宗教法人后的靖国神社得以存续和发展。一九五五年以后，日本政界出现了试图将靖国神社“国营化”的动向，自民党曾五次提出《靖国神社法案》，要将靖国神社改为“特殊法人”，置于首相的直接监督下，由国家拨出专款支付靖国神社的祭祀费用。一九七四年，如果没有被称为战后“最大的思想对决”（村上重良：《慰灵与招魂——靖国的思想》，岩波书店，一九七四年）的日本社会的广泛抗议，靖国神社差一点就成了“特殊法人”。十年后的一九八四年，对于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祭祀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舆论反应强烈，反对者认为“如果国家护持祭祀着这样一些祭神的靖国神社，或者国家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国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