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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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费孝通的个人魅力感召下，魁阁陆陆续续集结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谷苞、张宗颖、胡庆钧、许光等，而这些人在抗战时期的魁阁，这样一个艰苦的研究工作站里辛苦地工作，费正清的夫人费韦梅（Fairbank　Wilma　Cannon）一九四五年参观魁阁后感叹“物质条件很差，但坚韧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阿古什：《费孝通传》，董天民译，时事出版社一九八五年，78页）。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魁阁研究室结出了像《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昆厂劳工》、《洱村小农经济的研究》、《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的研究》、《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研究》等具有相当价值和地位的学术成果。魁阁，这个抗战时期社会学的工作站，因此也被后人总结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形成的雏形（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一九九八）。　

　　回想——费孝通战时经济资源的匮乏使得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困窘和严酷，但是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居于云南呈贡这座小城里的学者“不计困苦，追求理想”，取得了“魁阁小小，成绩多多”的丰硕研究成果。这与魁阁研究室的领头人费孝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但他常常自称自己只不过是魁阁的一个“总助手，帮着大家讨论和协作，甚至抄钢笔板和油印”（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90页）。　

　　那时魁阁的研究者们互相友爱，团结合作，能够形成学术集团，受到当今人们的推崇；他们在山水秀丽的风景间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做学问的条件为后人羡慕；费孝通尽心竭力指导学生，平等地同同事们共同讨论问题的大师风范，成为现在人们追昔怀念的对象。　

　　许多人都归纳总结过“魁阁精神”，像费孝通那个年代的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即使纯粹出于热爱，背后也伏藏着一个更大的理想，他在《云南三村》的序言中写道：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3页）。　

　　费孝通对自己是“自负重担”，这是一种完全的自觉。他的老师们的道德情操对他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费先生后来回忆：“我深切体会到他们脑子里经常在想的是怎样把中国搞好，人民怎么富起来，别的都是次要的事情。”（费孝通：《逝者如斯——费孝通杂文选集》，苏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68页）费孝通要主动担起“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的担子。对于这个“更严重的问题”，费先生及他在魁阁工作期间的学生和同事们都做了初步的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是毕竟，政治的实践是另一套逻辑，而它的运行力量之大可以将一切人卷入。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史或多或少让费等人有些抱憾，他们生命的黄金时期没有用在做学术上，连自己研究的学科都被取消了。中国走的是另一条与他设想完全不同的道路。费孝通凭着自己热诚与激情“妄图”研究和探索中国社会发展及设计战后的重建，也只能停留在理论阶段。　

　　费孝通及其同事们在抗战时期，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痴心于学术，忧虑于国家的前途，谁都会为他们的赤子之情所感动。但是非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会被政治人物采纳——这已让企图影响国家政策的这些知识分子失望，他们或许会与古人一样悲叹“不得志”，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他们将作为国家的敌人而受到打击。一九五七年费孝通的学术研究被指责为没有站在人民立场上，而他所主张的功能主义学派观点是“以反马克思主义而长期为殖民主义服务的”。谁能想象一个将增进国家的福利作为自己今生追求的目标，一个忧虑于国家的前途、志在富民并愿为之付出青春的人，会落得如此的下场。费孝通不过是如此众多旧时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罢了。也许历史与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对于个人而言，也许有些悲壮，有些无奈。但与此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不知上演过了多少次，只不过主人公层出不穷，换了无数，故事的情节与结果都是一样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在骨子里与政治是分不开的。　

　　遥想——云南一九三八年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是也使整个中国的文化中心短暂地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的云南。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给云南带来了一大批卓越的学者。我曾戏说过这样的“文化补血”会让云南吃不消的，这样的话云南人不一定爱听。西南联大的盛名至今让有些学校汗颜，相形见绌啊！由于国内文化中心的转移，一些海外学成者辗转也到了云南。一场民族战争给云南带来了如此丰裕的文化资源，也使得她凭借跟某些名人或历史事件有些“瓜葛”，至今仍存在于人们的历史记忆中。　

　　费孝通在二○○二年三月曾写下：“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他追忆说：“云南是我的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点。所以我把云南当作我的第二故乡。”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写于他的家乡江苏，而他对农村的进一步研究《云南三村》就是在云南呈贡的魁阁完成，这也是针对中国农村采取类型比较研究的继续。一九四八年他匆匆离滇，后来工作繁忙，回云南的机会也不多。即使难得重访云南三村，年事已高和时间的短暂使得他只能走马观花式地浏览与听汇报。但是这位老人对云南有着很深的感情。　

　　一段魁阁游历，怀着憧憬的心向往之，带回的却是淡淡的幽思与几许酸楚的心情。魁阁记载着过去发生的那段历史，那批卓越学者的踪迹却随着他们的逝去变得模糊。站在魁阁上，远眺西山和星帆点点的滇池，心中无法抑制地再一次感受到悲凉，为那个时代，为那批人……　
　　　　　　　　　　　　　　　　　　　　　　　　　　　　　　　　　　　　　　　　　　　　　　　　　　　　　　　　　　　　　　　　　　　　　　　　　　　　　　　　　返回目录两种“上学记”
　　　　　　　　　　　　　　　　　　　　　　　　　　　　　　　　　　　　　　　　　　　　　　　　　　　　　□《读书》陈彦2006年第12期
　
　　　读何兆武《上学记》时，有两处印象很深，都是关于何炳棣的：一是历史系图书馆借书事，“他对学生总是盛气凌人。我们去借书，总是说：‘这个书不能借。’‘那个书不能借’”；一是留洋出国事，“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这样都想着要出国，个别的也有，比如何炳棣，从小就一心一意想着怎么出国，现在也成名了。”在何兆武看来，何炳棣不仅为人严苛，而且非常功利。但是，在《吴宓日记》中，何炳棣却被许为有望青年，“其见解颇超俗”。而何炳棣也不负吴宓期许，在学术研究中颇有斩获，且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顾一生读书治学经验。我不懂历史，不敢评价这两位联大出身的历史学家在专业领域的成绩。我感兴趣的是由不同评价中体现出来的性情态度与价值选择，而这些差异是怎样丰富了西南联大的精神传统。


　　　　从何兆武对何炳棣颇有恶感的评价，可以看到，何兆武是个很随性的人，这一点与何炳棣非常不同，从何兆武青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可以验证。西南联大时期，由于自由的学分制度，学生改专业非常方便。于是，何兆武由化学而历史，由历史而哲学，再由哲学而西洋文学，何兆武几度调整读书方向。再而后，由于母病、由于战争，何兆武并未完成他的研究生论文。在不断的调整中，虽然有朋友的启发影响，但是也与何兆武在青年时代关切的问题有关。由于战争的爆发，何兆武“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以理解战争时代人的命运。但是，何兆武的性情是比较诗性的，他对意义的寻求远胜于对历史细节的关注。哲学的兴味一直吸引何兆武，而他最好的朋友王浩正是未来的哲学家。后来由于生病，也由于受到王浩的影响，认识到自己在哲学学习方面有不足，自己没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学哲学一定学不好。而作为哲学的近邻，文学这样一种意义方式很能满足何兆武对于意义的渴求。于是，研究生时代，病中的何兆武读起英国浪漫派，以求得精神上的会通，他对西洋文学的兴趣并不在研究。


　　　　至于何炳棣，从《读史阅世六十年》中的自述来看，他是一个理性而极具克制力的人。在刚进清华的时候，短短两三个月内，何炳棣就作了不少自我分析检讨的工作，质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所在。一旦认定历史，且在历史学习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历史就成为何炳棣终身努力耕耘的田地。而在历史学习中，何炳棣对于自己的阅读有非常好的规划，在老师指导下，大学时代的何炳棣即已形成一种研究性阅读的态势。在选修陈寅恪“隋唐史”课程时，何炳棣开始着手“唐代皇位继承”这种看上去非常没有意义趣味的课程题目。与何兆武随性的、寻求精神会通的阅读不同，何炳棣是以一种学术训练的方式展开他的阅读的。但是，你不能就此说何炳棣没有意义关切。何炳棣对于自己的长处与弱点自始即有非常明晰的判断：我的资质和训练不宜过于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


　　　　我不知道这两位历史学研究者在其专业领域各自高下如何不同，这个只能留给今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方家去讨论了。但是，由上述性情差异中我们看到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自由而丰富的知识传统对于不同个性学生的涵纳，这也是两位性情不同的历史学者在字里行间感怀于心的。


　　　　两本“读书记”不仅呈现了丰富自由的知识传统，我们还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代语境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型塑作用。虽然在《上学记》与《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何兆武与何炳棣谈论了在时间与人事上几乎重合的一段生活，但是如果考虑到代际经验与潜藏其中的时代语境的变化，我们不能把分歧简单等同于性情方面的差异。


　　　　何炳棣1934年考进清华，完成童年时代第一志愿，开始一段充实的读书生活。何兆武则在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初到昆明即被云南清朗天空撼动，也开始享受丰富又自在的青春时代。但是，1934年代与1939年代，时代环境在其间有很大变化。虽然1934年代前后危机已经显露，九一八、一二八、何梅协约等事件先后发生，刺激着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北平学校学运开始高涨。但是，三十年代国民经济还是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对于生活在清华园中的知识分子，战争之前的清华园时代是一段物质与精神上都很丰裕的岁月。清华校园中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对学运持宽容但拒斥的态度，认为“学生还是应当以学业为重”。同样，对于正在形成社会认同的何炳棣来说，他“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所以，在对待“西安事变”等政治事件的态度上，他与左派学生的分歧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1939年代的西南联大，由于绵延战局的影响，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国民政府无力扩充社会财富，相反腐败吏治为官员提供了敛财机会。此种情况下，一度由于抗战而消歇的学运由低潮转向高潮，并且获得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政治，何兆武认为是非常肮脏而黑暗的东西，虽然因为民族情感和社会关切，他和很多学生一样参加签名、游行示威，但是他不参加任何实际的党派政治活动。即便如此，他的社会认同是和何炳棣相当不一样的。何兆武说，绝大部分青年知识分子都反对它，“它”指的是抗日战争之后的国民政府。一待内战结束，何兆武就从短暂蛰居的台湾回到北京。而何炳棣则由于在国外学业未完，并未回到国内，但是其中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对新政权的认同问题。何炳棣说，他在学生时代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对于1949年代的新政权他必有疏离感。


　　　　在时代转折的关头，对于“回来抑或离去”，何兆武与何炳棣都采取了“有目的之行动”。但是何兆武即将在新政权之下遭遇“未预期之后果”，被强行卷入他不爱参加但不能不参加的政治活动。我不知道在自由主义知识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何兆武怎样审视他一生的选择与时代，而同样在这一知识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何炳棣则庆幸自己逃脱了政治劫难，他对新政权下一度失控的泛政治化生活的批评与畏惧不言而喻。

　　　　所以，我期待着何兆武的《上班记》，想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
　　　　　　　　　　　　　　　　　　　　　　　　　　　　　　　　　　　　　　　　　　　　　　　　　　　　　　　　　　　　　　　　　　　　　　　　　　　　　　　　　返回目录从侧面攻击大历史
　　　　　　　　　　　　　　　　　　　　　　　　　　　　　　　　　　　　　　　　　　　　　　　　　　　□敬文东《读书》2006年第11期
　
　　　《历史碎影》以近乎于讲故事的方式，语调低沉、节奏平缓地讲述了十一个南方文人生命中许多个富有包孕性的时刻。它是一部二十世纪南方文人的微型生活史。书中写到的有些人至今还大名鼎鼎（比如沈从文、陈布雷），有的则在我们这个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充满语言纵欲术的时代差不多快被彻底遗忘了（比如邵洵美、应修人）。即便是那些至今还大名鼎鼎的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几乎全部来自道听途说，而那些怪模怪样的道听途说也往往来自于过往的历史教科书上几条干巴巴的、社论性的评介。我们从中看不到他们的血肉，体察不到他们的心跳，感受不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我们习见的历史向来都是大历史。大历史在操作技术上是粗线条的，在操作纲领上是总结式和伦理化的，在能否进入历史之公墓的录取标准上是舍小取大的。总而言之，它既抽象，又以故意的删除为癖好。《历史碎影》打破了这些清规戒律，或者说，它打心眼地瞧不起这些清规戒律；它让我们触摸到了十一位南方文人的生活内里，它是一部小历史，正如作者赵柏田先生所说：“我相信真实的历史就潜行在这些细枝末节里。”的确，小历史的材料是从夹缝中得来的，它的方法是收集事情的剪影，但它的目的是尽可能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为一个阴暗而又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找到它的侧影、它的疆界、它的隐形轮廓。　

　　　　书中写到的十一个人，邵洵美、蒋梦麟、陈布雷、翁文灏、沈从文、巴人、苏青、穆时英、柔石、殷夫、应修人，正好构成了这部小历史意欲完成的目标的最好解剖标本。干巴巴的大历史教科书隐隐约约告诉过我们，他们都不是大人物，他们都是南方文人，他们都处在一个激剧动荡的岁月，他们都有文人的共同特点：软弱，多愁善感，唯美，时而激进时而颓废，时而热血沸腾时而万念俱焚，就像他们阴霾、多雨、潮湿的南方。他们以文人的身份行走在宁波、湘西、上海、北京甚至美国和欧洲，在那个动荡的年月，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分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