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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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是中田先生发言。他说，我是从日本来的中田。我当年是做苏联情报工作的，在参谋部工作。我是在1946年1月4日在现在的长春看到“北京人”头盖骨的……
　　再接着，胡承志就“北京人”有关装箱等问题，作了介绍和说明，对中田先生提供的线索，也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然后，中日双方就中田先生看到的到底是真“北京人”还是假“北京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甚至争论。中田坚持认为，他当年在远滕手中看到的应该是“北京人”，甚至他还推测，挪野中将当年到协和医学院拿到“北京人”后，就带到长春，委托当时伪满洲自然博物馆保管，所以就到了远滕手中。而贾兰坡和胡承志则对中田的线索基本给予了否认，认为中田先生提供的《北京人》这本书上的图片可能是个模型，绝不是真正的“北京人”，中国发现的“北京人”只有头骨的一部分，没有面骨，也没有那么整齐的牙齿……
　　不过贾兰坡最后也表示，虽然对中田先生所提供的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对寻找还抱怀疑，但我们还是很感谢他，毕竟每一条线索都是一个希望。当年与“北京人”一同丢失的尚有一大批古人类化石，而每一件丢失的化石，作为研究不同年代古人类文明发展的佐证，都是无价之宝。因此，无论远滕手中掌握的是扎赉诺尔人头骨，还是“北京人”头盖骨，寻找都是很有意义的，应当努力去找。
　　贾兰坡、胡承志和中田光男三位老翁的网上会面，给本来就热热闹闹的会议又增添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大家针对真假“北京人”和“北京人”到底下落何处的问题，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使寻找“北京人”之风在深秋的北京越刮越热……
　　为了搞清“北京人”的一些线索，了解外国科学家及学者们对寻找“北京人”的态度和看法，同时对一些相关的问题作深入的探讨，我们利用会议的间歇，对几位重要的外国科学家及学者进行了采访：
　　1999年10月16日晚，我们与中田先生相约在北京王府井一家餐厅会面。中田先生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他发现“北京人”线索的具体过程，并对我们的疑问一一作了解释。随后，他说，如果我的记忆准确，最终寻找的结果不管是“北京人”还是“扎赉诺尔人”，都算是我为中国政府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了点贡献。据我到中国来的了解，中国方面非常关心“北京人”失踪的每一个线索。既然中国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么伟大的发展目标，为什么就不能实现找回“北京人”这一愿望呢？中日两国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是有差异的，但在共同寻找“北京人”这件事情上，应尽量统一，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北京人是一定能够找到的，至少我对此满怀希望。所以我很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政府谈判，进行一次寻找“北京人”的大行动。上次我回到日本后，把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又和众议院议员平沼纠夫先生作了汇报，他仍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方面交涉是最理想的方式，如中国方面有什么要求，尽量提出来，比如向外交部、文部省都是可以的。就我本人的心愿而言，是希望中日组成一个寻找“北京人”的联合调查组，在日本展开工作。如果认为我的推测还有合理性，就尽量促成对远滕儿子墓穴的发掘，以搞个水落石出。如果中国方面愿意派人到日本去，我可以协助发邀请函，并作经济担保和提供相应资金。我期待中方尽快行动，将“北京人”这一人类至宝重新找回。我回去后也还要努力，决不轻易放弃。
　　当然，对中田先生提供的“北京人”下落线索一事，日本国内本身也有不同意见。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日本横滨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川善和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长谷川善和先生当年在东京大学读书时，是高井冬二教授的博士生。他说，就我的分析推断，“北京人”在日本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理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或学者不会马上就到协和医学院去抢“北京人”化石。从中国官方公开的材料看，当日本人到协和医学院去拿“北京人”化石时，已经没有了。再从日本的国民性来看，它的特点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其余则放在后头，对古代的人类化石并不感兴趣，即使拿走了，也会还回去，这一点跟西欧一些国家不同。西欧国家占领别的国家后，喜欢把抢夺而来的东西作为艺术品收藏，但日本就不一定。他还补充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有许多“北京人”头盖骨模型流传于世界各地，远腾手中那件东西很可能就是“北京人”模型，而要为一个模型去掘开远腾儿子的墓穴，是没有多大价值和意义的。当然，“北京人”如果真的还存在的话，应该努力去找。因为古人类化石毕竟很少，用模型研究和真品研究，效果完全不同。
　　美国人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美国自然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伊安先生接受采访时说：“十几年前我曾与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弗利就‘北京人’失踪之事专门作过交谈。弗利很肯定地对我说，‘北京人’化石在向美国转运的过程中是由他保管和负责的，后来那装载化石的箱子转移到了天津。至于后来是不是被日军查获，再转移到了长春的伪满自然博物馆远腾手中，我认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同为美国人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夏皮罗的学生维思教授则显得热情而又温和。他对我们说：“弗利手中的‘北京人’化石被日本查获的可能性没有证据。我的老师夏皮罗先生直到1989年去世时还坚持认为‘北京人’化石在中国，特别是在天津。不过，我认为‘北京人’肯定是在战争中被摧毁了，早已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中田光男在长春看到的只是一个‘北京人’的模型。但模型毕竟跟真的有很大差别，为了一个模型而去发掘远腾教授儿子的墓穴，是荒唐而可笑的。”而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约赛夫则是一位性格开朗、为人真诚的女士。1997年夏天，她曾率领美国六所大学的十几名人类学系的应届毕业生来到周口店，专门进行实地考察，她对周口店和“北京人”的感情和兴趣，似乎大大超过了许多中国人。我们在周口店与她相会的那个夜晚，正赶上周口店停电，古人类研究中心负责人徐钦琦教授亲自为我们点燃一支蜡烛，于是在极富诗意的烛光下，约赛夫女士侃侃而谈。她说：“周口店是古人类研究最神圣的地方，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具备的……”
　　约赛夫女士还说，“10年前，美国自然博物馆搞了一个古人类化石展览，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差不多都在那里展出了，可非常遗憾的是，惟独没有裴文中先生发现的‘北京人’化石。虽说我们现在仍然保存了这件化石的仿造件，却不可能当真的来研究，所以说‘北京人’的丢失是整个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和不幸，也是20世纪人类科学史上最大的谜团。不过，我总有一种预感，‘北京人’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它或许在美国，或许在日本，或许在中国，或许被什么国家的人秘密藏了起来，这个谜团肯定有人知道。这个人也许还活着，但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他或她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件珍宝送还给我们，还要等待时机，我们完全有理由以乐观的态度和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个时机。
　　据我所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很厚的，转移时又作了很好的包装，不管它落入何处，要全被毁掉是不可能的。想想看，我们的老祖宗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50万年都没有毁灭，‘北京人’才失踪了50多年怎么就毁灭了呢？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找不到，我的学生和学生的下一代也应继续寻找，直到有个最终结果。”
　　与日本人和美国人相比，以浪漫而著称的法国人的确要浪漫得多。就在学者们围绕“北京人”问题议论纷纷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棒思先生语出惊人，对“北京人”失踪之谜又有了新的注解。当我们的话题转到“北京人”身上时，棒思先生一边小心地收起手中的照片，一边说：“我是个很严肃的人，但也喜欢开玩笑。前些时候我跟几位国际同行谈论到‘北京人’失踪之事说过，如果‘北京人’当时已经运到了船上，而这艘船后来又被击沉了，那么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后人找到这艘沉船并把它打捞上来时，便会惊讶地发现，这艘船上既有男性的‘北京人’，又有女性的美国海员，那该是一个多么有趣的情爱故事哟！”
　　棒思先生幽默与浪漫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片刻，棒思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而后手扶着酒杯认真而又严肃地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北京人’的丢失都是人类宝贵财产的损失和遗憾，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了结了。否则，我们将很难面对后人，所以我们必须要为这件事作最大的努力。”
　　棒思先生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他呷了口啤酒，接着说道，“关于‘北京人’丢失这件事，我思考几十年了，并为寻找它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我认为，‘北京人’的命运无非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北京人’已被彻底摧毁了，或在火车上，或在轮船上，或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理由是，‘北京人’化石在转移时，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笼罩在战争的烟雾之中，其混乱的状态可想而知。在这种混乱局势中，有许多珍贵的东西都被毁掉了，‘北京人’也就有可能成为牺牲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毁掉是置于‘混乱’这个大背景和前提下的。
　　“第二种可能是，‘北京人’已被发现，或被利用，或存放于某处，但‘北京人’的拥有者却毫无意识。也就是说，拥有者并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珍贵的‘北京人’……
　　“第三种可能是，‘北京人’已经被发现，并被人有意识、有目的地收藏了起来。也就是说，拥有者知道他手中的那件东西就是全世界都在找的‘北京人’化石，只是处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或目的，并不急于公布于众。
　　“当然，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在以上三种设想中，我更倾向于后者。我有一种预感，‘北京人’仍在这个世上，只是不知道被谁囚禁了起来。只要我们有信心，就有希望找回它，只是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许一年、十年，也许一百年或者更远。所以，今天和今后的人类要有信心，也更要有耐心。”
　　棒思先生一口气说到这里，双手紧紧攥住玻璃杯，两眼直直地望着头顶的灯泡，被酒精熏得微红的脸上显得有些疲惫，同时也透出了几分痛苦与不安。
　　这时，我们插话道：“棒思先生，有人怀疑‘北京人’是被美国人弄去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棒思先生摇摇头：“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是我认为，至少美国的人类学界没有干这件事情。前几年，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个古人类头骨化石，被文物贩子倒卖到美国一个收藏家手中，美国政府知道后，主动收购并将这件头骨还给了印度尼西亚。所以我认为美国人不可能。相反，我倒怀疑过我们法国人。”
　　“法国人？！”我们听后大吃一惊。此前，我们曾怀疑法国大科学家德日进与“北京人”有关，但那只是一种假设，一个闪念而已。没想到棒思先生作为法国的一位大科学家，也怀疑起了自己的同胞！这在中国，恐怕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我们试探性地问道：“棒思先生，您指的这位法国人，是不是被称为‘法国达尔文’的德日进？”
　　“是的，正是德日进！”棒思先生爽朗一笑，一脸轻松。
　　“真的？！”
　　棒思先生见我们极度惊讶的样子，连忙微微点头道：“是的，德日进你们是知道的，他是法国科学界的老前辈，是全世界敬仰的大科学家，他在中国工作了近20年，对周口店的发掘和‘北京人’的研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5年，德日进病逝。就在他病逝的第二年，我进了法国自然博物馆。德日进生前的办公室一直空置在法国自然博物馆，很久没有新人来利用。有一天，我路过德日进生前办公室的门口，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但也就在这一刻，我脑海里竟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德日进会不会插手了‘北京人’事件？会不会就是他自己将‘北京人’收藏了起来？我进而还作了这样的推测：‘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德日进将‘北京人’包装好后准备运往法国保存起来，但战争突然爆发了，他无法将‘北京人’运出中国，于是只好以神甫的身份将‘北京人’匆匆隐藏在了北平或天津的某个教堂里。不过，我又很快又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这个念头，那就是如果德日进真的隐藏了‘北京人’，为什么在战后十几年中他一直保持沉默？这对于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德日进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沉默十几年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说臭名昭著的英国皮尔唐人就是德日进搞的鬼，真正的始作俑者就是德日进。目前这种说法还在争论之中，没有最后结论。我想如果德日进真的是皮尔唐人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的话，那么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沉默就能长达数十年之久。德日进对‘北京人’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他的性格和信仰中有两面性，作为科学家，他相信人类是按一定组织和逻辑不断进化的；而作为神甫，他又是信奉上帝的。在这种双重性格的驱使下，他将‘北京人’隐藏起来等待死后一同去见上帝，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我很难说我的推测是对还是错。但我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即使德日进真的是‘北京人’的隐藏者，那他也完全是出于一个科学家对‘北京人’的真心袒护才这么干的，而决不是为了想日后贩卖个高价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棒思先生”，我们插话道，“您的推测固然大胆、浪漫而又精彩，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您比我们更知道证据两个字的重要。”
　　“是的，”棒思先生严肃地说道，“正是为了取得证据，我曾和我的同事在德日进的办公室以及他经常活动的地方作过多次搜查，特别是对他的遗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检查，希望从他的笔记、书信或未发表的文章中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可惜没有结果。我最近的一次努力是去年秋天的这个时候，德日进的几封通信在法国一个神甫的家中被发现，这位神甫早已死去，是他的后人在清理遗物时得到的。我查看了这几封信件，还是没有找到破译‘北京人’下落的密码。不过，为了解开‘北京人’下落之谜，我今后是不会放弃对德日进所留遗物哪怕是半点蛛丝马迹的追索和探寻的。”
　　最后，我们问棒思先生：“您认为寻找‘北京人’有意义吗？”
　　棒思先生以一种很遗憾的口气说道：“当然很有意义。因为古人类化石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的发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目前全世界发现的这类化石并不多，而‘北京人’又是对人类的起源与发展有着关键作用的珍贵化石。如果‘北京人’仍健在，我们可以用先进的科研手段如电子扫描仪等去获取它更多更隐秘的信息。所以我希望全世界各个学科的科学家以及有识之士，积极投身到寻找‘北京人’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