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那穆提传-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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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冬天，克里希那吉到我的公寓来共进晚餐。英迪拉？甘地、克什米尔的卡伦？辛格、我的妹妹南迪妮、帕尔特？萨尔提（译注：资深外交官，甘地夫人的好友），以及驻加拿大的高级行政官员吉姆？乔治都在场。餐桌上的话题后来转向全世界的年轻人。西方青年当时正在反叛，他们拒绝接受父亲的模式，他们不再一味地追求安全感和更多的物质享受，他们变成了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流浪汉，他们抽大麻，打破所有禁忌，他们要观察和品尝这个世界，并且愿意与别人分享心中的感受。餐桌上的某个人问道：“印度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关心安全感的问题？”于是克开始谈起印度逐渐增长的物质主义；印度的年轻人似乎已经失去他们的根，纷纷转向富裕的西方，去追求他们外在和内在的需求。克里希那吉问道：“为什么印度的每一个阶层都在退化？”
英迪拉静静听着，很少开口说话，卡伦？辛格那天很顽皮，他问克里希那吉：“政客真的无法体悟真理吗？”英迪拉沉默不语，事后她写给我一封信：
谢谢你带给我这么一个有趣的夜晚，你们家的食物和往常一样可口。晚餐我一向只吃色拉，那天我打破了自己的原则，实在吃得太多了！
我很高兴又能见到克里希那吉，他的观点永远都有启发性。那天的聚会，好像大家都在问他问题，但是美国和法国的叛逆青年能够和印度的青年相提并论吗？西方的这些年轻人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因此才有时间坐在海滩上冥想，印度的年轻人既要谋生又要负担家庭，他们还有很多不得已的欲望。我的家庭背景和我成长的特殊环境，带给我和其他人不同的经验。我这么说好像我是与众不同的。这只是一些粗糙的想法罢了。
克里希那吉对英迪拉显然没什么特殊印象，他对他们的会晤，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1975年的6月初，我离开印度前往欧洲和美国。我在巴黎时得知，安拉阿巴德的高等法院判决英迪拉？甘地的选举无效，六年之内她无法再参与竞选，因为她违反了选举法。伦敦的《泰晤士报》把这件事比喻成违规停车。令人无法置信的事已经发生，没有人能预料未来。
我在英国时住在布洛克伍德公园克里希那吉的家中，他十分关切印度的未来，我们长谈了好多次。英迪拉？甘地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后来法院判定她可以继续保留总理的职位，但是不能参与国会的表决，因为她已经不再是国会的一员。英国报纸热烈地猜测她是否会在判决下来以前辞职。
我到达纽约的第二天，印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们接到英迪拉把政治对手关入监狱的消息。远在国外无法得到正确的资讯，我们只听到内战即将开始。我去印度大使馆试着打电话给英迪拉？甘地，出乎意料我们竟然通上了话。我告诉她外面谣言满天，完全无法得到正确的讯息。她向我保证印度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她说许多人都被拘留了，包括贾？普拉卡斯？纳林和莫拉尔吉？德赛。她告诉我四处蔓延着暴力，但紧急状态只是暂时的。
回程时我没有前往格施塔德探望克里希那吉。在伦敦我也没有打电话给他。我觉得很困惑，我知道克里希那吉对印度的状况也一定非常担忧。回到新德里，许多人都告诉我，当时只有少数人支持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大多数人都很愤怒，恐惧和紧张的气氛愈来愈增长。我和英迪拉在国会大厦碰面，我告诉她外面普遍的情况。她领导的政府发生这样的事令我感到悲伤。她仔细听完我的话之后告诉我，我根本无法想象这个情况的危险和延伸出的暴力。她说前几年的铁路工人罢工，引发了时局的动荡不安。
她也谈到贾？普拉卡斯？纳林的“彻底革命运动”整合了许多年轻人。起先这个运动是非暴力的，到了1975年，许多不理想的情况开始渗透其中。他说贾？普拉卡斯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其中的危机。这一力量如果强化，整个国家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我以为8月15独立纪念日情况会有所改变，于是前往红堡垒听她演讲，她还没站上堡垒就接到消息，孟加拉国的总理穆吉布尔雷曼和他的家人及小儿子，都在达卡被刺身亡。她心中潜存的恐惧和焦虑全都觉醒了，她很确定这次谋杀是动摇次大陆的原因之一，她和她的儿子、孙子将是下一次暗杀的目标。紧急状态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带来了惨痛的后果。
不久我接到一封克里希那吉的信：
我写信给你是要讨论一件非常要紧的事，因为你身为克里希那穆提印度基金会的董事长，因此这件事和你个人及董事长身份都息息相关。从美国、英国、法国的报纸来看，印度已经变成一个极权国家，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入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几乎完全被钳制，我不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基金会不是一个政治机构，它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政治团体挂钩，不论左派或右派。
我想问你，如果克回到印度，他该采取什么立场？你知道他一向主张彻底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如果他举行公开聚会，他们一定会问他某些问题，而他是必须回答他们的。他觉得无论什么理由，他都不能修饰他所要说的话，以便适应任何政府或任何一群人。他过去从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他无法把自己局限在任何团体之中。他一旦回来，就可能入狱或被禁止出境。另外我还想指出，克不愿意接受特别待遇或任何优惠……普普尔，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你的责任也同样神圣。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29章 骑虎难下（2）
我在回信中正确地为他描述印度的情况，并且向他保证，他绝对不会被捕入狱，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绝不会消灭一个真正宗教导师的生命。大约在20日以前，我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我去印度的目的、价值和益处是什么？”
私人的情感固然有其重要性，但是这副身体已经超过八十岁了，我一直在考虑未来十到十五年该如何善用它。我可以不厌其烦一讲再讲，我在印度所花的时间和演讲的次数比任何一个地方都多。我并不是关心教诲在印度产生的效果有多大，扎的根有多深，但是我认为我有权利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彻底活在教诲中，全心把自己奉献出来？我并不是在责怪你们，但是允许我督促你们密切注意这一件事。
他接着问我是否在1976年3月以前，将辞去我其他的工作。
他以下面几句话结束了这封信：
既然在印度自由地演讲变得愈来愈困难，你就必须考虑克如何善用他的余生来散播教诲。我向美国及英国的同僚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切都不该被诠释为私人事宜，而是怎么做才能对教诲有所帮助。我恐怕在印度事情能顺利是因为有私人关系，四十年后还会发生这样的事，真是太不幸了。
这封信带给我很大的压迫感，我觉得克里希那吉已经很明显地拒绝了印度，以及那些和他交往多年的朋友。在孟买时我见到南迪妮，她和我都觉得克里希那吉和印度的对话已经结束。
我回了一封信给克里希那吉表达我心中的苦恼，我说我接到他的信大吃一惊。当克里希那吉接到我的信时，巴拉宋达兰也在布洛克伍德公园，他写信告诉我，克里希那吉感到很疑惑，不断地问他：“什么事令普普尔大吃一惊？”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印度基金会必须采取的行动。最后克里希那吉决定1975年的冬天不回印度，同时取消了罗马的年度访问，返回加州的马利布。
克里希那吉在11月10日从马利布寄了一封信给我。他当时住在玛丽？津巴乐斯特的家里。像个孩子一样，他问我：“你从德里写信告诉我，你接到我的长信大吃一惊。你所有的信中都没有说明什么事令你大吃一惊。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我回信告诉他，他的信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已经放弃了印度，而且不打算再回来了。虽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但是我已经觉得没有必要再澄清任何细节，因为第一个印象是最重要的。
紧急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我一方面注意到这件事在英迪拉身上所造成的压力和苦闷，另一方面我也发觉她变得愈来愈强悍，不愿意接受别人告诉她的真相。在她的人生中，这是她首次失去与印度人民的直接接触。她变得孤立而多疑，不肯接受批评，即使她的好友拿出具体证据，证明政府官员都在越权，她还是无法接受。直到1976年秋天，她才开始认清人民的恐惧和愤怒。
就在那段时间我请教英迪拉，克里希那吉有没有可能在1976年的冬天回印度演讲，她说：“我们绝对欢迎他回印度，他可以自由地演说。”她知道克里希那吉有多么关心自由这件事；他是宗教革命家，对他而言，人生失去了自由就等于死亡。克里希那吉在1976年的10月抵达印度，他和我同住在乔治王大道一号寓所中。
10月27日七点三十分，英迪拉到我家用晚餐，她穿了一件淡粉色印花的纱丽。其他的客人还有阿秋、南迪妮、她的女儿戴薇、她的孙女阿迪蒂——一名杰出而年轻的舞者、苏南达和帕马？帕瓦尔当，以及L。K。贾。英迪拉说按照旧历的算法，那天是她的生日，她说她很想跟克里希那吉谈话，他们在他的起居室一直谈到九点。
晚餐时她非常沉默，几乎完全没有察觉周围的状况。阿秋对于紧急状态一直强烈反对，那天晚上他却很沉默，甚至有点冷酷无情。谈话的人只有L。K。贾和克里希那吉。一顿饭下来，克里希那吉没有看英迪拉一眼，也没有和她说一句话。他知道她当时很脆弱，因此不愿意干扰她。
克里希那吉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于是开始讲起圣彼得和天堂的笑话。我特别记得其中的一则故事。一个时常做善事的有钱人死了，当他快要接近天堂时，遇到守门的彼得。这个富人亮出自己的身份，于是彼得对他说：“你可以进入天堂的大门，但是没有进入以前，你愿不愿意看看地狱是什么样子？”富人说：“当然愿意，不过去那里容不容易啊？”彼得回答：“你只要按一下按钮，那个电梯就会带你下去；电梯下去之后，地狱的大门就开了。”那名富人看到一个花园，长满了花朵，有潺潺的流水，另外还有美女拿着醇酒和珍奇的食物迎接他。他在这个最美妙的环境待了一阵子之后，回去告诉彼得，地狱比天堂更好，更有趣，他决定待在那里。彼得回答说：“我早就知道你会有这种感觉。”于是那位富人按了一下按钮，便回到了地狱。当电梯打开后，那里的花园已经不见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两个肌肉发达的恶人，他们正在等他，并且立刻对他拳打脚踢。那个富人想要制止他们；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几分钟以前我才来过这个地方，当时迎接我的是一群美女啊！”其中的一名恶人又赏了他一拳，然后说：“那个时候你不过是个观光客。”
每一个人都笑了，英迪拉也露出了笑容，虽然她还是显得心中有事。不久英迪拉开始加入谈话，她说了一个有关太空人的故事。太空人从外太空回来以后被赫鲁晓夫召见。赫鲁晓夫悄悄问他们：“你们在天上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神秘的灵光或异人？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位伟大、神秘、留着白胡子、周围都是光的人？”太空人回答：“有的，同志，我们确实看到了。”赫鲁晓夫接着说：“我怕的就是这个。”然后他警告他们：“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不要告诉任何人。”后来太空人又到四处旅行，并且访问了教皇。经过一番宗教仪式之后，教皇把他们拉到一旁问他们：“我的孩子们，你们在上面有没有看到光明及一位留着白胡子的伟大人物？”他们回答：“没有，教皇，我们没有看到光明，也没有看到留胡子的人。”于是教皇说：“啊！我的孩子们，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桌上的每一个人都笑了，唯独L。K。贾看起来很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故事是克里希那吉告诉他的，他把它转述给总理，现在又讲回给克里希那吉听。大家离去之后，克里希那吉把我叫进他的房间，他告诉我英迪拉正在经历一段艰苦的时期。晚餐后他们静坐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可以感觉她心中的不安。她告诉他印度正爆发着各种危机。克里希那吉觉得她的内在有非常优秀的品质，但是政治摧毁了她。他同时暗示她周遭充满着暴戾之气。
次日清晨，总理写了一张便条给我。她说克里希那吉答应再见她一面，她要我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我打了一通电话给她的特别助理塞山。十一点整突然有辆轿车来到我家门口，里面坐着英迪拉，但是没有安全人员陪同，不久之后安全人员才匆匆赶到。
英迪拉和克里希那吉谈了一个多小时。她从屋子里出来时，脸上带着感动的表情，泪水不断沿着她的面颊流下。英迪拉看到我的孙侄女阿迪蒂也在起居室里，于是很快地克服了自己的情绪。她和阿迪蒂谈了几分钟，问她正在读什么书。我安静地护送英迪拉上车。
克里希那吉在印度的那几个月，心中时常挂念着英迪拉，他问了我许多有关她童年的问题。他被她聆听的能力与拒绝护卫自己的精神深深感动。他告诉我，她可能是唯一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听别人说话的总理。大部分的人要不是因为傲慢而无法聆听，就是因为情况过于复杂而崩溃了。他在离开德里时还给她写了一封信。
多年以后，英迪拉的儿子桑贾伊去世，我问她是不是轻易就会落泪，她想了一会儿才说：“不，痛苦不会带来泪水，只有当我被美好的人与事感动时，我才会低泣。”她说见到卡马寇迪？桑卡拉恰里亚时她哭了。1976年的11月在乔治王大道一号见到克里希那吉时她哭得也很厉害。“我没办法停止流泪，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哭过了。”她告诉我当时谈话的内容，克里希那吉和她讨论了过去几个月来印度所发生的事，英迪拉说：“我已经骑虎难下，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从它的背上跳下来。”克里希那吉回答她：“如果你的智慧超过这只老虎，你就会知道怎么对付它。”她问他该怎么办，他拒绝告诉她答案。他只说她应该把所有的冲突、行为和错误看做一个完整的问题，然后不带任何动机地采取行动。他说他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是她应该没有任何恐惧地采取正确的行动。
多年之后她告诉我，1976年10月28日，她和克里希那吉第二次见面的那一天，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在她心中觉醒，建议她不论后果是什么，都要结束紧急状态。她沉思了很久，把这种感觉告诉了身边的几个亲信，最后决定举行大选。
克里希那吉正准备从孟买前往欧洲，消息传来，英迪拉已经下令释放“维护内政安全行动”所逮捕的人犯，并且宣布举行大选。克里希那吉非常高兴，和我谈了很久的话，他告诉我离开印度以前，他很想再见她一面，甚至想前往德里探望她，但是我知道她面对未来的挑战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于是阻止他前往。他离开的前一天，还要我继续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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