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那穆提传-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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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30章 她非常脆弱（1）
克里希那吉在加州奥哈伊听到英迪拉落选的消息，3月22日他写了一封信给我：“她现在已经退出政坛，我不知道日后她想要做什么。你如果看到她，替我向她致意，可以吗？”3月31日他又写了一封信：“大选之后我接到你的信，很高兴消息传来时你正和她在一起。我觉得对这件事我该负点责任，因为我在孟买时曾经告诉你她可能会落选。不管怎么样，代我向她致意。”后来的几封信中他都继续谈到她。
我在德里一直待到5月下旬，虽然我已辞去所有政府机构的职务。英迪拉从总理官邸搬到威灵顿街十二号。压力和紧张已经稳定下来。炎热的夏日傍晚，她孤独地坐在阴暗的阳台上，望着印度花园的夜景。我坐在她身边，但是我们很少交谈。有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分享便餐，然后就回家了。
有天晚上我发觉她看起来特别疲倦，我知道她去拜访过新政府的某个首脑。我问她他们碰面时是否感到很大的敌意，她说：“没错，我和他谈话时，觉得自己的胃都肿了。我一直不断地流鼻涕，手帕又带得不够。”
有些时候她会突然到我家“静坐”。她对自己的下场似乎完全没有恐惧，但是她极为担心她的儿子桑贾伊。有几个留在她身边的人告诉她，桑贾伊可能被捕入狱，而且可能遭受刑求。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
6月上旬，我在新德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居住，于是前往孟买。我离开不久，英迪拉就被捕入狱，但是第二天早上又被治安推事释放出来。
克里希那吉从英国广播电台听到英迪拉被捕入狱的消息，他写信给我探问她是否安好。她和桑贾伊承受的压力日益严重，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克里希那吉；但是在没有助理的情况下，那封信的邮票贴得不够而以平信寄出。我8月和她见面时，她说她还没有接到克里希那吉的回信。我知道克一定会回信，因此写信问他有没有收到那封信。他立刻给我回音，告诉我还没有收到她的信。后来克里希那吉回到印度，那封信才从布洛克伍德转来，信中的内容如下：
敬爱的克里希那吉：
普普尔把你的地址给了我。
我想写一些东西给你，但不知该谈些什么。
我以为我已经得到内心的平静，但是显然还不足以帮助我解决现在所面临的压力。外界对我和我的家人的中伤，我向来一笑置之。但是这种情况一直没有结束，总是有人监视、追踪和骚扰我们。
她继续谈到桑贾伊，和他所面对的犯罪控诉，她在信尾说道：“桑贾伊虽然蒙受这样的困境和羞辱——包括CBI的审问和案子本身，他仍然能保持平静和自重。”
过去和她亲近的人现在都抛弃了她，她为此深受伤害。她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情况。她发觉人民党一直想对她施以报复，他们尽其所能地羞辱和迫害桑贾伊，她为桑贾伊感到担忧。
11月上旬克里希那吉抵达印度。他准备从孟买前往瓦拉纳西，但是严重的水荒使他打消了这次行程。克里希那吉在孟买时，住在我位于马拉巴尔山丘唐泽西路的一栋公寓。那幢房子年久失修，情况恐怖极了。他抵达孟买的前一天，屋顶的石膏板掉了一部分下来，位置刚好在我的床边，差一点就打到熟睡的我。但是要想修理已来不及了，绝望之余又发生了另一件惨事。他到达的那天早上，工人开始在我的大门口挖路。打电话请市政府制止也无用，甚至没人能告诉我负责的人是谁。我完全无能为力，于是克里希那吉踏进了一个天花板掉落、门口正在挖地的房子。我在门前搭了一块走路的踏板，又用木头柱子顶住前面的门廊和后面的阳台，以免它们塌陷。
克抵达不久便开始询问英迪拉的消息。他说他在1977年离开印度之前，突然预感英迪拉会落选，说她未来还会遭受各种暴力、磨难和痛苦。
过了几天我接到一通从德里打来的电话，告知我英迪拉将从班加罗尔前来与克里希那吉会面。这次纯粹是私人访问。她到达我家门口，从车里走出来，看见门前的踏板感到非常有趣。她和克里希那吉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为了安全的理由，警察局长一直在走廊上守候。她出来时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克里希那吉要求她再住一天，她答应了。她能留下吗？她希望不会带来太大的麻烦。
我立刻同意了。虽然内心有一点担忧，我还是立刻答应了，并且开始计划细节。警察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吓坏了，他告诉我，要保护这幢公寓的安全根本不可能，因为房子在一楼，好几扇窗户都面对着大街。他求我劝她回德里，他显得十分紧张，而且很恐惧。那时已有好几名国会领袖前来见她，他们全挤在第三间卧室里。英迪拉在起居室中一一接见他们。
最后我还是安排她返回德里。那时人们已经知道英迪拉就在这幢公寓里，房子外面围了一大堆人。傍晚她离开以前，胃口很好地吃了一盘黄瓜沙拉和帕透蒂——用全麦做成的多汁的古吉拉特香薄荷饼。我开车送她到机场，飞机延误了好几小时。
1978年的春天，我和英迪拉在卡纳塔克四处旅行，观赏寺庙和参访各处的修院。我们在穆拉碧瑞停下来午餐。那是一个古老的耆那教中心，里面收藏着很多耆那教渡津者的雕像，大都是由绿宝石、蓝宝石、红宝石、水晶、黑曜石、玉石、玛瑙和其他珍贵的宝石雕成的。神社里的人从保险柜取出这些肖像给前任的总理观赏。从14世纪开始，去远东做生意的商人带回了这些耆那教的立像，献给这座古老的神社。
我们最后抵达梅尔加拉的一幢坐落于花园和树林中的宾馆。英迪拉在此地开始写她的书——《永恒的印度》。她时常和我们讨论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大部分在早上，有时她也休息一下和我们闲聊。写这本书唤醒了许多的回忆，也帮助她检查了自己。她告诉我：“我在旅行的时候，喜欢观察周围的每一件事。我的车时常是没有弹簧的，走在泥巴路上非常不舒服。我观察四周的乡村，人们穿衣服的方式，他们的脸孔，他们的表情。我一直都喜欢观察，小时候对每一样事都有兴趣，都感到好奇，包括鸟儿、昆虫和各种动物。”她喜欢光脚走路，尤其是在山上。她说：“甘地曾经说：我们要光脚走路，因为穷人都没有鞋子。但是对我而言，光脚走路是为了接触大地。”
1978年的11月，克里希那吉回到印度。去瓦拉纳西的途中他没有在德里停留。他从瓦拉纳西经过加尔各答前往瑞希山谷。我在瑞希山谷时接到从新德里威灵顿街十二号打来的电话，英迪拉要求来瑞希山谷会见克里希那吉。她从没有来过这个山谷，她想在这里休息几天。不久前她在奇格莫格卢尔经过激烈的竞选赢得胜利。议会的开幕式逐渐逼近，情势显得十分紧张。
她启程的前一天，我从另一通电话中得知反对派企图把她逐出议会，逮捕她入狱，因此未来几天情况都很危急，显然她必须放弃这次旅程。我从瑞希山谷飞往新德里。斗争爆发时我正在塞卜哈。她接受议会审问之后被革职，最后被捕入狱，直到议会休会为止。她在提哈尔监狱待了一个星期，她从监狱寄了一张便条给我，字迹十分潦草，便条纸又皱又脏。
亲爱的普普尔：
那天你看起来气色很差，我一直很为你担忧。你是为了我而焦虑，为什么？我的身心都很健康，我的感冒也好了许多。我被“安放”在一个巨大的营房里，还有两个保姆轮流照顾我。这间房子很干净，但是奇丑无比，里面的装修简陋而不实用。他们为我特别造了一间浴室，早上还有热水可用。这间房子安静而祥和。我一直在阅读，如果情绪来了就写点东西。我带了一些很奇怪的书，全是生日礼物。
爱你的英迪拉
匆匆写完这封信，因为我的食物已经来了。
她被释放后不久，便决定前往马德拉斯的瓦桑？威哈尔探望克里希那吉。为了保护她的安全，防卫措施非常复杂。她和克里希那吉共用午餐，晚上则住进国家宾馆。次日清晨返回德里时，机场已经围了一大堆人等着接她。她从飞机上下来时看上去有点疲倦。她在卡纳塔克上的飞机，当地的反对党组织了一群人向她投石抗议。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30章 她非常脆弱（2）
克里希那吉住在瓦桑？威哈尔一楼的某个房间，他领她进入自己的房间，我在旁边的起居室等候。她离开之前，他把我叫进房里。英迪拉的眼神看上去很苦恼，看到我她还是露出了笑容。过了一会儿她说道：“克里希那吉要我离开政坛，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办到，因为我的身上背了二十八项罪名。”她转头告诉克里希那吉，他们还指控她偷了两只鸡，要她出庭应讯。她停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告诉克里希那吉我只有两个选择——对抗到底，或者坐以待毙。”
我带她到我的木屋，让她盥洗和休息一下。等待午餐的时候，我要她告诉我在监狱里的情况。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做一会儿体操之后，便喝下一杯隔夜的冷牛奶，那是她的媳妇索尼娅带来给她的，接着她又睡个回笼觉一直到七点。然后她沐浴，阅读。很讽刺的是，她住的那间牢房居然是乔治？费尔南德斯（译注：一名社会主义者，英迪拉的头号对手）住过的。牢里一直有两个保姆陪着她。牢房十分丑陋。索尼娅总是在家里煮好饭送来给她吃。典狱长只准她看有限的几本书，这件事令她十分懊恼。但是她没有任何自怜。
谈话快要结束时她说：“1976年我在德里见到克里希那吉时，他问我有没有认清一件事。即使我行为正当，也得面对后果，因为他们一定会毁掉我。”
一点以前我们回到房间午餐，除了英迪拉和克里希那吉之外，还有玛丽？津巴乐斯特。克里希那吉那天充当主人。看到他彬彬有礼地扮演着主人的角色，令人感到十分温暖。他全神贯注地听她说话，很体贴地注意上菜的情况。他和大家讨论国家大事，也谈到人类面临的问题。
午餐时，玛丽？津巴乐斯特问英迪拉：“牢里是什么情况？”
英迪拉很快地回答她：“不太舒服。”接着她说他们给了她一张木板床，但是上面没有垫子。她用被子遮住窗户，以免阳光进来。她在牢里接到两封未具名的电报，其中的一封写着：节俭度日。另外一封则建议她没事就数一数窗户上的栏杆。她真的照做了。
M。S。舒芭拉克斯密是演唱南印度卡纳蒂克乐曲的著名歌者，这位女士不但嗓音美妙而且仪表庄重。当天晚上她要在瓦桑？威哈尔为克里希那吉献唱。克里希那吉邀请英迪拉前来欣赏。她说当天晚上有好几个会要开，但是她会想办法脱身的。
前来听演唱会的人相当多。克里希那吉坐在前两排之后的地板上，靠墙的位置摆了许多椅子。英迪拉进来时，舒芭拉克斯密正在演唱，于是英迪拉悄悄坐在靠门口的椅子上。看到她，我立刻站起来坐到她旁边的椅子上。我可以感觉到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在盯着她看。克里希那吉虽然注意到她的出现，仍然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一个小时之后，她站起来悄悄走出大门，我跟着她走出来，却发现克里希那吉已经在外头等候。他看到她离开座位，于是很快地走出玄关，和她说再见。他热情地握住她的手说：“再见了，夫人。请保重。我们会再碰面的。”
1979年反对派带给英迪拉和她家人的骚扰已经变得无效。紧急状态之后，印度人民曾经反叛过她，但是他们并不愿意看到英迪拉蒙羞。对他们而言，她仍然是英勇无比的尼赫鲁的女儿。有一天傍晚她告诉我她是打不倒的。童年的艰困生活，帮助她发展了求生的本领。她能够忍受任何困境和损失，而且能过最简朴的生活。这种求生的本领使她能立刻排除不必要的情绪，直接面对危机；这种本领也使她有能力感受印度人的情绪变化。作为一名聪明而有洞见的政治家，她一看到人民党分裂，便立刻采取行动。她到全国各地举行小型和大型的演讲。过去的三年里，她遭受过严重的迫害、孤立和人们的背叛，她必须运用所有的知觉来保护自己和儿子。这些打击把她训练得极为警醒。1977年底克里希那吉返回印度，大选的日期已经宣布。她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上说明她无法和他见面，因为她必须到处旅行。
选举的结果传来时，我正在前往德里的飞机上：她得到了压倒性的胜利。第二天早晨我去见她。威灵顿街十二号已经围满了拒马，附近有一群人在那里骚动。她拥抱着我，泪水涔涔而下。虽然她知道自己再度得势，但一时还承受不起胜利的震撼。
我前往孟买，第二天克里希那吉也随后抵达。我们谈到英迪拉和她的未来。有一天早晨，他把我叫进他的房间。他显得非常严肃而沉默，我们一起安静地坐着。他告诉我英迪拉在未来的一年将面临巨大的痛苦，我应该尽可能留在德里。他说：“你和我这个局外人这么接近，同时又是总理的密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巧合。你要十分警觉，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意外。你必须深入觉察自己的每一个思想和行动。”虽然我无法回答他什么，但是他的话已经深入我心中。他一定感觉英迪拉被某个黑暗的东西笼罩，但是他并没有加以说明。
我从2月初开始固定地前往德里。我没有在任何政府单位任职，直到9月底。6月我到克什米尔的总督L。K。贾的家中做客，我接到一通电话，才得知桑贾伊因飞机失事而受了重伤。我立刻搭机前往德里。在飞机上我遇到卡伦？辛格博士，他告诉我从德里有消息传来，桑贾伊已经过世。克里希那吉发了一封电报，由我交给英迪拉。
我写信给克里希那吉详述这个不幸的事件，他立刻从格施塔德写给我一封回信：“这件事对她是个可怕的打击，我希望她能复原。”我建议他写封信给她，和她谈一谈如何面对死亡。他回答：“我刚才在公开聚会中才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写信和她讨论如何面对死亡是不妥的。我想和她面对面地聊一聊。我希望你能了解这一点。”
英迪拉强忍住眼泪，抬头挺胸地面对桑贾伊的死亡所带来的打击。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的身体开始透露她心中的剧痛。早年她嘴角的坚毅和眼神的温情，时常令人感觉不太协调，现在她那份强悍的感觉已经消失。她甚至无心梳理头发，步履也变得沉重了。
她开始接到各式各样的电报和信件，里面夹着拉吉夫？甘地将遭受灾难和危险的命相图。有的命相家甚至声称几个月前就预知桑贾伊的死亡日期。很明显，这些新出炉的命相图都是用来打击她的士气的。我建议她把这些信件扔出窗外，她显得有点犹豫不决。她很沉痛地说：“死的应该是我才对。我已经超过六十岁了，而且也活够了。但是桑贾伊还那么年轻。”我们当时正在吃晚饭，拉吉夫脸上的表情十分阴沉，索尼娅泪流满面，桑贾伊的年轻寡妇曼尼卡缺席。英迪拉起身告诉我们，当天晚上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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