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9-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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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副部长：贺诚 苏井观
司法部部长：史良（中国民主同盟，律师） 副部长：李木庵
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 副主任委员：张曙时 许德珩（九三学社，教授）
陈瑾昆（原华北人民法院院长）【《二十世纪湖南人物》：“1946年12月，经毛泽东和刘少奇介绍，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
副主任委员：乌兰夫（蒙族，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198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乌兰夫同志生平》：“1925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格平（回族，原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1992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刘格平同志逝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赛福鼎（新疆维吾尔族，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代主席）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副主任委员：李任仁（中国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
廖承志
李铁民（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常务委员）
庄希泉（中国民主同盟，工商界）
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197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郭沫若同志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八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副院长：陈伯达，
李四光（自然科学工作者，教授）
陶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教授）
竺可桢（自然科学工作者，前浙江
大学校长）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海关总署署长：孔原
副署长：丁贵堂（专家）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
副署长：范长江
萨空了（中国民主同盟，光明日报社秘书长）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中国民主同盟，光明日报社总编辑）。【1986年1月23日《人民日报》《胡愈之同志生平》：“胡愈之同志1933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副署长：叶圣陶（作家，原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
周建人（中国民主促进会，原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8月7日《人民日报》《周建人同志生平》：“1948年4月，周建人同志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副行长：胡景霎
显然，《人民日报》名单有明显疏漏。乌兰夫、刘格平、钟林、陈瑾昆均为中共高级干部（乌兰夫还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却均未注明其政治面目。需要指出的是，持“45％说”者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这一缺失，把乌兰夫、刘格平补人中共人士，再用总数的93减去中共的51，得出——“民主人士42名”。
王绍鏊、沙千里、陈维稷、王新元、李相符、韦悫、郭沫若、胡愈之、周建人9人均系当时身份保密的中共特别党员，此后，郭沫若、韦悫分别于1958年、1960年“重新入党”或公开早已有之的中共党员身份。除此以外，还有四人值得注意。综合各种情况，本篇不将其计入中共特别党员。详情如下：
一、1987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季方同志生平》称其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方荣欣署名文章《一个爱国者的道路》称：“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季方由一个不折不挠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纪念季方》第30页）熟悉党情者想必明了：中共党员未必是“共产主义战士”，“共产主义战士”必定是中共党员。至于何年加入、何人介绍，尚不得而知。
二、杨显东传记称其在抗战期间三次提出加入中共，董必武答复：“你现在和我们有联系，党的学习文件都给你看，就是把你当作党外布尔什维克看待。”（《从牧童到博士》第812页）1956年，杨显东正式加入中共。
三、1949年10月15日，赛福鼎参加新政协会议期间递交入党申请书。20日，《人民日报》发表名单；2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86页）。
四、萨空了是否中共特别党员，说法不一。在此暂取其女萨法说法：“自从他三十年代交结了共产党员作朋友，接近了中国共产党，认为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他的理想，就主动地为党工作。党认为他在党外工作较好，他就在党外为党工作。”（《萨空了》第293页）1960年，萨空了正式加入中共。
根据笔者统计，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中相对准确的党派比例应为：中共方面62人（注明者51人，未注明者11人），占66。67％。非中共方面31人，占33。33％。
也许有人说：既然是特别党员、秘密党员，也许《人民日报》发表名单时也不知道其真实政治面目。实际情况是，刘少奇1949年7月4日《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称：“【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已经组成，共一百三十四人，党员四十三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间人士四十三人，其中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进步人士中有十五个秘密党员。”（《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政协筹备会系临时机构，其中的秘密党员尚且受到需向斯大林汇报的重视，遑论政务院所辖机构。
也许有人说：“45％说”无非根据《人民日报》名单统计而得，反映当时情况，何错之有？问题在于，当年中共是否高度评价这一安排，笔者尚未见到；倒是新世纪以来不少文章对此津津乐道。作为民主、开明的象征。在上述中共特别党员身份早已公开，公众对政务信息披露日渐关注的今天，“45％说”不免显得荒唐，何以经得起推敲？何况，反正已经修改了，何不再彻底一些？
政务院所辖机构出现中共特别党员，其形成自有历史原因，而且多已公开身份。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暨中央国家机构成立60周年之际，恢复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负责人全部中共人士本来面目，只能有利于后人正确认识历史，总结经验，可谓题中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 萧 徐）
中共为什么１９４９年会胜利——美国远东问题专家当年如是说·张 彦
1949年1月12日，历史悠久的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转载了《纽约星报》（NEW YORK STAR，）邀请代表各种政见的几位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举行座谈的记录。他们讨论的是有关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两大问题：
第一，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
第二，对于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危机，美国能够和应该做些什么？
所有这些专家都是重量级人物，有的与美国政府关系甚深。60年后的今天，重读他们当年面对残酷现实时说了些什么，发人深思。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只能摘译其中部分人谈话的要点，以飨读者。
——译者 张彦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斯诺，著名的〃RED STAR OVER CHINA〃即《西行漫记》一书的作者，原《星期六邮报》驻华记者，后任该报副总编辑，并一度兼任《密勒氏评论报》副总编辑）
已经矗立了20年的南京蒋介石独裁政权，在装备简陋但是善于动员群众的敌人面前，正在从内到外筋疲力尽、土崩瓦解了。
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取得节节胜利，因为他们将一个能够满足人民大众某些迫切需求的纲领付诸行动。1927年，国民党赢得政权，靠的是耕者有其田和在政府里实行民主的口号。现在，失败了，因为它从来没有兑现过它所作的任何承诺。
共产党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实行平均地权，并让农民在斗争中享有经济实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政治联盟。由于有了这样的联盟，他们开展了群众运动。从群众运动中成长起来一股道德和文化力量，造就了一支年轻有为的领导队伍。一个纪律严明和深为群众爱戴的政党。他们之所以能战无不胜，是因为它能从大多数人民群众中吸取力量，并为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寻求答案。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涌现了一支现代中国最有成效的军事组织。
面对这个现实，美国能够和应当做些什么？三件事：1）回到不干涉中国内政和民族自决的传统政策；2）坚持让联合国其他国家也同样这样做；3）向中国人民表达美国深切和持久的友谊，并为解决当前革命所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经济问题提供援助。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拉铁摩尔，蒋介石的前政治顾问，美国新闻处太平洋行动组副组长，多本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著作的作者）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赢得胜利，部分是由于他们领导得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高压统治，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希腊政府都不如。在我们国家，用马歇尔国务卿的话来说，我们总是把共产主义与穷困、饥饿、绝望、混乱联系在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中国，这个可怕的公式所描绘的一切正发生在政府管辖的地区里。所有美国记者发回来的报道，都证实政府一边的士气完全瓦解，为国民党而战的信念已经荡然无存。
我们对于中国政府所给予的过多、过快的援助，已经严重地伤害了美国在华利益。尽管如此，我们的国家利益依然还在。我们的靠山就是中国人民对我们的良好愿望。要珍惜这个愿望，我们必须停止一切足以延长和加剧中国内战的行动。
但是，我们不应当全部撤出中国，使其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应当继续每项可能的行动，特别是经济建设。从长远着眼，这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不管他们将建立什么样的政府。海罗德·伊克思（Harold lckes）：
（伊克思，1933至1946担任美国内政部长，著有多本关于新政的书籍，为《纽约邮报》撰写每周三次的专栏。）
报纸上所报道的事实以及权威观察家最近发自中国各种信息，都使我不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在节节胜利，中国正经历着一个肿瘤的切除手术。毫无疑问，在造反者当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而且可以肯定苏联一定在充分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很久以来，我就认为，中国的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农民起来反抗蒋介石腐败、残酷统治政权开始的。然后，吸引了工人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其他人群，包括教师、学生以及拥护孙中山人权自由理论原则的其他团体。除了这些道德因素，还得加上美国对蒋介石的大量武器和物资援助，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腐化的国民党人在溃败和投降中转到了共产党手里。在这样一片混乱之后，倒有可能出现一个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果真如此的话，我相信，我国会对它的经济复兴给予慷慨的援助。约翰·费尔班克（费正清John K，Fairbank）：
（费正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与中国》一书的作者，原美国新闻处处长，曾在中国居住17年以上。）
中国共产党正在取胜，是因为它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了。国民党有过20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但是它却没有去抓住这个机会。共产党组织农民确有一套，泼辣、坚决，但是有利于群众、极具号召力。共产党的成功，恰恰反映出国民党在组织农民成为国家政权基础的无能和失败。
美国救不了现在这个蒋介石政权，也不应该为支持它成为流亡政权做出任何承诺。我们不应当再对它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因为已经不可能产生什么好的影响了。但是，我们应当为了人道主义或生产建设的目的继续提供经济援助。我们的主要政策是要保留行动的自由，以便在应对新情况时有个灵活的谈判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将美国的代表留在中国，并试图尽可能地与共产党地区保持接触。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国民党这个烂摊子以后，必然要面对极大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来寻求我们的合作，或者就很可能给反共运动提供了大好机会。安娜莉·贾科贝（贾安娜Annalee Jacobv）：
（贾安娜，二战时美国《时代》、《生活》、《财富》杂志的驻华记者，与美国名记者自修德（Theodore H，White）合著《THUNDER OUT OF CHINA》，中文译本名《中国的惊雷》）
共产党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让农民看到为什么而战，而蒋介石却完全做不到。蒋从来不与他的民众商量，他只是命令他们。他粗暴地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无论是保守派的、自由派的，还是共产党的。他与他的政党总是镇压农民的暴动和起义，从来不留中间地带。中国人被迫只能在不拥护他就反对他之间做出选择，于是只能选择灾难较轻的路走。
美国放弃了三年前的一个大好机会，让马歇尔促成的政治协商会议方案（能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坐下来相互协商的方案）趋于瓦解，而没有坚持让他们双方相互妥协和改善关系以换取我们的援助。我们轻易地屈从于蒋介石的蛮横无理，而明知道正是我们的援助造成了这场战争。当中间路线人士纷纷被排斥赶走时，我们却在一旁袖手旁观。
我们能够提供的所有军事援助，都不可能帮蒋介石取得胜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重申我们的愿望，支持一个能够代表各方意见的政府。只要这样有代表性的政府一旦成立，我们承诺对它建设提供大规模援助。
共产党在军事上已经肯定取得胜利。然而，他们知道，在重建中国时美国的援助和建议是必要的。他们知道，蒋介石的技术人员远比他们自己的能干。他们也知道，战后如果发生骚乱，饥饿的农民也可能起来反抗他们。届时，我们将可能与他们建立一个和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那样脆弱的联合战线。这大概是我们在中国的最后机会了。爱格尼斯·史沫特来（Agnes Smedley）：
（史沫特来，与中国共产党人交往甚深。《中国的战歌》和《朱德传》的作者。）
关于你所提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是一群普通的中国人，正在进行一个神圣的解放战争，将中国从封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由工人农民组成的民主军队，领导他们的是一些被证实为第一流军事政治智囊。这支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军队，是一支政治上有教育的、有纪律的、抗腐败的和全心全意奉献的军队。
它的战略战术是在反对一个独裁政权20年血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个政权统治的残酷、腐败甚至被其盟国视为比中古时代还要落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外国人的支持，这个政权是不可能生存的。
美国政府应当从中国，包括青岛和台湾，撤出它的武装力量，停止对南京或者地方军阀政客的一切援助。在我们的国务院、国防部里，应该清除那些南京政权的支持者，代之以懂得如何赢得新建民主中国友谊的开明美国人士。中国的革命者一向视美国人民为朋友和盟军，但是却从血腥斗争经验中认识到我们目前的政策决定者却是他们的敌人。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几亿亚洲人为敌，是一种愚蠢的犯罪行为。纳桑尼尔·裴斐（Nathaniel Peffer）：
（裴斐，哥伦比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