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9-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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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台湾旅行，本想到各地玩玩，但由于允许停留的时间只有7天，便只能在台北逛逛，顺便买点旧书。转眼间已经是5月7日，因为我预订了晚上的机票，所以还有一个白天的时间可以利用。于是我与同伴相约，想去参观一下市政府、市议会、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和“总统府”等政治性场所。中午时分，我们来到“总统府”附近的丁字路口。台湾“总统府”是一座五层楼高的西洋式建筑。建筑物中部，还有一个高高的塔楼。远远看去，犹如鹤立鸡群，颇为壮观。
由于烈日当空，“总统府”周围没有一个行人，我们打消了前去参观的念头。正在这时，我发现马路的另一边好像还有一个很高、很独特的建筑。走近一看，上面镌刻着“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几个大字。这让我吓了一跳。自从懂事以后，只知道“白色恐怖”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指控，没想到这种指控居然以纪念碑的形式，赫然屹立在台湾“总统府”的对面，这怎能不让人感到惊诧？
为了弄清真相，我对它进行仔细观察。纪念碑分两部分：主体部分由黑色的方形基座和一个几十米高的三棱柱组成。三棱柱下部呈暗红色，上部是白色，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纪念碑的另一部分是一面护墙，有两米多高，呈半圆形围绕着三棱柱展开。护墙并不完整，到边缘处有断开部分，使墙体形成一个个石柱。护墙正面镌刻着一段碑文，读完之后，让我感到强烈的震撼。碑文不长，仅300余字，故照抄于下：
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钜。史称“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19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此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
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委员会谨立
2008年4月7日
在这里，有必要对碑文中“台湾实施戒严期间”和“昔日威权体制”略加解释。
先说“戒严”。上世纪20年代末，基于内战原因，南京国民政府于1948年12月10日宣布在全国实行戒严。一开始，由于台湾离战场较远，不在戒严范围之内。1949年5月19日，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陈诚秉承蒋介石旨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从5月20日开始，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随后，当局又颁布涉及党禁、报禁等内容的100多项管制法令，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控制。据有关人士统计，在戒严期间，台湾共发生与政治有关的案件29000余件，牵涉人数高达14万人左右，被处决的大约有三四千人。直到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才颁布“总统令”，宣布从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取消党禁和报禁。于是，台湾民众把这一天当作宪政的开始，把这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戒严称为“白色恐怖”时代。在台湾期间，我曾经与出租车司机、著名学者、社会名流、书店老板等各方面人士接触过，许多人都提到1987年7月14日，可见这是台湾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天。
说罢“戒严”，再说“威权”。近年来学界对威权主义的讨论很多，但由于“学术性”较强，往往增加了理解的难度。有些人甚至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为理由，为威权主义涂脂抹粉，大唱赞歌。看到这个纪念碑以后，我发现大陆学界对威权主义的理解，与台湾民众的认识大相径庭。另外，这次台湾之行，我在书店淘到一本旧书，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沧波文存》。其中有一篇解释威权主义的文章，也可以印证我的这一“发现”。
文章说：“威权主义是一种反民主的政治哲学，也是一种反民主的政治制度。”它有三个特征：第一，威权主义政权无须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第二，政府的权力不受宪法的限制。第三，政府往往以“决策”的名义独断专行，并对言论、选举进行严格控制。
文章还说，从历史上看，威权主义的理论根据大约有三类。一是“神权论威权主义”，这种类型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比较普遍。二是“制度化威
权主义”，这种类型需要盲目服从，与黑格尔国家至上的理论有关。三是“超人论威权主义”，这种类型受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认为某个人或一群人具有超人智慧，因此他们永远是正确的。他们的行动不应该受到质疑，他们的权力不应该受到限制。这些解释，与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的用意基本上一致。
看到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纪念碑落款来看，所谓“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委员会”可能是个临时机构。但是它却代表了台湾民众的基本诉求和一致愿望。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把这个纪念碑矗立在“总统府”对面，其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
（责任编辑 萧徐）
纪念端午节的意义·周有光
端午节是汉族的民间传统节日，开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后来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同节日。“端、初”同义，“午、五”相通，“端午”就是“初五”。
民俗学者认为，端午节来源于古越人的图腾祭祀，插艾蒲，饮雄黄，挂香囊，禳灾异，辟邪驱恶，都是公共卫生的原始防疫。
但是我国代代相传，端午节是纪念屈原投江自尽的受难日。龙舟是到水中去找寻屈原，粽子是给屈原的灵魂祭奠，屈原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受难象征，正像耶稣是以色列人的受难。
屈原（前340－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才思超逸，辅佐怀王。秦楚争霸，“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主张联齐抗秦。怀王轻信谗言，放逐屈原，与秦结盟，被秦俘虏，客死于秦。顷襄王即位，继续亲秦，再度放逐屈原。屈原流放，辗转沅湘，哀吟苦忆，目睹亡国。秦将白起破郢都，灭楚国。屈原痛不欲生，自沉于汨罗江，以死殉国，时为（前278年）夏历五月初五。
屈原之死，震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端午节从纪念屈原受难的节日，经过两千三百年的绵延，发展成为尊重知识的节日，解放知识分子的节日。
怀念古代为的是教育今日。儒家教育重视“以史为鉴”。华夏历史，从甲骨文算起，有三千三百年文字记载。阅读古书而不知“以古鉴今”，读书何用？纪念端午节，自然地从屈原受难联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历代的文字狱，以及晚近的反右运动。
秦始皇焚书坑儒（前213年）：下令焚烧《秦纪》以外列国史纪，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禁止私学，以吏为师；次年，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儒生坑死于成阳。历代专制暴君，禁锢思想，一字成狱，中国社会由此千年停滞。晚近的反右运动，直接摧残五十五万人，连带亲友二百五十万人。提倡“知识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毛泽东得意自言，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跟他的反右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在知识成为国力基础的全球化时代，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实行如此残暴的集体清洗，在世界历史上少见。
屈原被否定，放逐异乡，心力交悴，投水自尽，这跟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被否定，下放劳动改造，折磨而死或失望自尽，历史轮回，何其鲜活！田汉的自沉、老舍的自沉、储安平的失踪，一代知识精英被摧残。近年来不再谈论此事，可是人民心中念念不忘。言论可以控制，记忆无法禁止。中华民族的特色就是有强劲的历史记忆。勿忘过去，警惕未来，历史才能正道前进。
端午节成为法定节日，是复兴传统的信号。全球化时代是双文化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奉行国际的现代文化，同时发扬本国的传统文化，以本国的传统特长增益国际的现代文化，以国际的先进制度改进本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纪念端午节的意义。
学者谭如为先生作《端午节有感》，词正意切，敬录如下：
黄钟毁弃，雷鸣瓦釜；文人噩运，鱼肉刀俎：
每临端阳，辩香瑶圃；思接千载，徜徉江浒；
靳尚媚上，郑袖善舞；台榭山丘，屈平不腐；
长吟离骚，诗魂翘楚；美人香草，比兴媚妩。
后昆垂范，前贤踵武；砺我精神，生气虎虎；
浩然正气，流芳千古；佳节永志，屈子风骨。
（2009端午，时年104岁）
（责任编辑 萧徐）
“国进民退”是一条死胡同·张 鸣
眼下，趁国际金融海啸民企出现暂时困难，中国土地上演了一幕“国进民退”的大戏。垄断性的大型国企，大举进军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粮入资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民营钢厂，甚至一些民间做的比较好的书商，也面临国企的收购或者入资。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则掀起一股政府入资民企高度监管的高潮，据说，宁绍一带，真正酝酿由政府向民企派遣党委书记，人称，新的公私合营开始了。有识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著名报人笑蜀表示，这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去市场化，最终会危及国民整体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在1949年之后，中国曾经有过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吞噬民营经济的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因此而建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不过，今天的国进民退，似乎并没有人想要真的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重回计划经济。这场国进民退的热潮，很有些类似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恰好也发生过一场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开展的国家吞噬民间资产的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收，被外界批评为“劫收”，属于公认的国民党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以往的批评，往往多局限于劫收过程中，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腐败，所谓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三洋开泰”（崇拜西洋，痛骂东洋，抢劫大洋）等等丑行。其实，当时的接收，虽然在过程中，接收人员没少中饱私囊，但这个所谓的接收敌产活动，主要是一场国民政府的国有化运动。
据张忠民先生的研究，国民政府战后的接收，虽然规定了如果确系敌伪抢劫自私人者，可以发还本主，“但在由各接收区自行处理的9000多家中小工矿企业中，发还的仅有314家，占总数的3。41％，标卖的1384家，占总数的13。74％，其余的均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改组成了各种类型、分属于政府各部门的国有企业。据经济部1946年7月的报告称，在经济部接收的2411家敌伪工厂中，除了951家未处理以外，有1219家（其中大部分为大工厂）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转至别的机关经营，标卖给民营的只有114个单位，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5％。”就这样，凭借接收，国民政府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水产公司、中国丝业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等。（参见张忠民：《略论战后南京政府国有企业的国有股份减持》）
当时所谓的敌产，标准非常模糊。不光指日伪所有的产业，凡是能找到跟当时沦陷区敌伪政权或者个人有点关系的，就都算敌产。试想，按中国商人的经营习惯，凡是要开展经营活动的，只要留在沦陷区，就或多或少要跟当家的政权有点关系。于是，大批的民企就都变成了敌产。因此，据当时的报道，接收一开始，上海几乎90％的企业都关门倒闭。然后大量的变成了国有资产。不仅如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填充战争期间过于空虚的国库，居然公然掠夺沦陷区老百姓。当时，汪伪政权的货币中储券，实际上要比国民政府的法币值钱，1元中储券顶20元法币也不止。但是，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居然规定，法币和中储券的比率为1：200，过了几个月，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才改为1：5，规定在4个月内兑换完毕。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国进民退”的运动，显然与其建党建政时变形的国家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不无关系。在建政之初，确立中、中、交、农四大国有银行金融体系之时，就已经初见端倪，抗战期间，更是凭借战争的特殊环境，大有斩获，而战后则大获全胜。然后，其大获全胜之际，便是全面覆灭之时。国民党政府靠劫收民企建立的庞大国企，尤其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的国企，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党政要员的钱袋。劫收导致民企垮了，接着，国企也垮了。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出现在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之前，接收要负很大的责任，并非仅仅借机贪污这一个方面，最最主要的，还是这场由接收引发的国有化运动。
由历史反观今日，情势虽有不同，但道理其实一样。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虽然低效，但还能维持。在市场条件下，则维持都难。这些领域原来都是国企的一统天下，之所以让出来，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是因为它们在市场化环境中活不下去。国企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就根本不会有改革。再次国有化，不仅国家税收会大幅度锐减，连基本的就业都保证不了。谁都知道，当今之世，城镇人口就业的百分之六十，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民企解决的。现在垄断性大型国企之所以财大气粗，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因为它们垄断了国家资源，享有国家特许，垄断金融能源交通电讯，而且因为迅速发展，无所不在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广阔而纵深的市场。
所以，如果当今的国进民退之举，如果目的是为了吞噬和挤走民企的话，等待它们的，大概只有失败，跟当年的国民党政府一样的失败，到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前景只能有一个，重走回头路。
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老 鬼
文革前，同学们在私下相互交谈中，也都特鄙视向老师告密的人，虽然背地里有人干过这事，但在公开场合，告密总还是招人恨的，不光彩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要对方是反革命、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对待。检举揭发阶级敌人受到鼓励，告密也成了政治觉悟高的表现。那时候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因为革命至高无上。
我们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学宋尔仁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