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9-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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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因为革命至高无上。
我们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学宋尔仁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特别的人。他家住在门头沟煤矿。隐隐感觉他出身不会太好。因为他从不说父亲是干什么的，似乎刻意隐瞒。他喜欢文学，激动的时候，曾经在宿舍里大声背诵莱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诗。但有时候又特粗鲁，能说些矿工才说的那些脏话。对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软，也不怕背上欺负弱小的名声。
无论团干部怎么劝，他也不申请入团，不靠近团组织。对班主任敬而远之，政治学习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一句话，他在班里属于比较后进的同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开大骂女人。当周末，宿舍里没几个人时，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天底下最坏最坏的是女人！你知道吗？最毒莫过妇人心，比毒蛇蝎子都毒！”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唾沫星子四溅。
当时正是青春期，对女性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这番言论，让我感到极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这方面受过伤，跟女的有过交往，被女的抛弃过，伤了心，才那么恨女的。一个高中生，小小年纪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别是个流氓。再加上他对自己的经历，对老师或其他同学的看法很少说。让人看不透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对他总保持着戒备之心。
他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为人挺讲义气，自己吃点小亏，别人沾他点便宜，从不计较。
明知道不能以貌相人，但还是要受外表影响。宋尔仁喜欢梳个大背头，上唇留着一绺小胡子，又是个三角眼，都让我联想到坏人。有一次借书，他原形毕露，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不好看法。听图书委员说，他要借一本《红与黑》，但学校规定这种书只借给老师，学生不借。图书委员好心给他另外借了本革命小说。他却勃然大怒，跟图书委员吵了起来。警告图书委员别把他当猴耍，借什么书用不着你管……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凶恶异常。
宋尔仁对积极要求进步的人都比较冷淡，对我却是个例外。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成天扫厕所，一周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人说我是“假积极”，动机不纯，可宋尔仁对我很好，觉得我比较直率。后来我又因为打了那位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挨了个记过处分，同学们都与我疏远，唯宋尔仁跟我见面依旧打招呼，不嫌不弃。他从家里带来的红薯、花生、瓜子总主动塞给我。上山摘来的白杏、酸枣什么的，也都给我吃过。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错，享受着他对我的信任和友好。内心里对他却充满警觉，觉得他思想复杂，居心莫测，别被他拉拢腐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个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没有人，我坐在他床铺上，发现他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日记。出于好奇，我就偷看了。
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组当政的时候。结果大吃一惊。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对社会，对形势的不满。说什么“现在乌云笼罩着祖国天空”，“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人民在受苦受难！”……
好反动呀！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说成是“乌云密布”。
我当即把这本日记给了一个要好的同学看。他翻了几页后也斩钉截铁说：“绝对是反动日记。”
我问：“怎么办？报告工作组？”
“对。”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很兴奋地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学校工作组。同时很为自己过去对宋尔仁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而沾沾自喜。
工作组马上派人把宋尔仁从家里抓了回来，单独禁闭。并在大会上宣布宋尔仁书写反动日记，恶毒诬蔑我国的大好形势，诽谤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
据知情者说宋尔仁最初表现很老实，蔫不出溜，终日埋头写检查交待。刚开始也没有人动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欢拳击同学参加审问，冷不防给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尔仁当时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个后滚翻，从椅子上翻了过去。
就在那天夜里，他逃跑了。以后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回学校。
可惜，我举报了宋尔仁也没当上左派，连军训也没资格参加。工作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几个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学习。
自从宋尔仁逃走之后，一晃多少年过去，我们班的同学谁也没有见过他。
流亡美国期间，倍感孤独和寂寞，经常回忆过去。宋尔仁的影子也常浮现脑海。我这才感到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宋尔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举报宋尔仁。
可能由于他住在门头沟煤矿，班里多数同学内心瞧不起他。我跟他同学三年，住同一个宿舍，吃同一个食堂。尽管他对我不错，数次为我说话，我却用两面派的手段对付了他。表面上和和气气，骗取着他的好感，内心却对他小心防范。
R因为他留着小胡子、三角眼、梳大背头，外表像个坏蛋；就因为他大骂过女的，可能跟女的有过什么事；就因为他对自己的出身躲躲闪闪不说。
啊，宋尔仁看错了我。我不像他想象得那么襟怀坦白，我一直对他笑里藏刀，起码内心深处对他的戒备就伪装得让他感觉不到。所以文革开始，我偷看了他的日记后就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工作组。自以为这是革命行动，自以为自己站稳了革命立场，自以为自己揪出了一个革命的敌人。
同学任道昂说我踩着别人往上爬。在宋尔仁这件事上确实如此。
30多年之后，当我写《血与铁》，想找宋尔仁核实情况，当面道歉之时，才发现他早已经不在人世。
据同学说他大约1968年初到了黑龙江省德都县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干过喂猪、种菜、采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语，没什么朋友。大约1974年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他特别能抽烟喝酒，等到吐血时，才看病，但为时已晚。1977年因为肺结核病故于北京，留下一个儿子。
可以说，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
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
特写在此处，让世人知道，并恳请同学宋尔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谅。
马波，又名老鬼，自由写作者。1947年生于河北阜平，1968年从北京去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插队，1976年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后在文艺出版社、法制日报任编辑。1989年应邀赴美国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著《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书。
（责任编辑 吴 思）
不朽的库克——读《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毕 苑
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震撼人心的一刻揭开了人类近代历史的序幕。约翰·库克（John Cooke），审讯查理一世的特别法庭的副总检察长，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他的控诉词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他创造了历史却籍籍无名。
约翰·库克（John Cooke）出生于一个社会地位较低的贫穷家庭，父母都是农民，一生为生计劳碌奔波。库克作为“贫困生”在牛津完成了大学教育，读书期间勤俭节约、品行端正，后来进入律师公会学习法律。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他攒钱“壮游”欧陆，眼界大开，信念日增；回来后在格雷律师公会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开始执业。库克的正直品格和清教徒的坚贞信念日益显露，经常表达对社会改革和法律改革的想法，这些想法往往是“道德上正确，政治上却不正确”，他的性格预示了他的职业生涯必然充满坎坷。
作为一名律师，库克的正直在同行中早有口碑。他相信法律职业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律师实践给他增添了勇气，他决定揭露和批评他所处时代司法体制的不公正。他的清白廉洁使他得到“白色库克”（white Cooke）的绰号。
律师职业不仅训练了他的正直勇敢和社会责任感，更加深了他对于英国政治的深刻认识。1637年的船舶税事件是一个重要标志。查理一世为聚敛财富、应付庞大的王室开销，下令增收本应经过议会讨论的赋税——船舶税。懦弱的议员和法官们向国王低头了，最终国王高于法律。但是库克运用职业知识，看穿了船舶税案的漏洞：“如果国王可以在必要时采取任意措施，并且必要与否又由他自己裁定，英国的形势只会越发严峻”，他说，英国不应该像一块草坪，“国王想割就割”。（注：见《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P45，下同。）
在随后更有历史意义的斯特拉福德案件中，开始刺激库克对于“叛国罪”的认识。他想不到，这个罪名此后成为他最熟悉的话题，并且把它送给了国王查理一世。
1640年，失去了理智的查理大军横扫苏格兰，这场闹剧加剧了斯图亚特王朝覆灭的命运。查理的宠臣斯特拉福德伯爵受命于君王，成为战争的领头人。但不幸的是王军一战即溃，形势极为不利。查理一世为了弥补枯竭的财源，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这就是“长期议会”（the LongParliament）。但议会已经成为反对国王的革命力量，它的第一个议案就是以“叛国罪”控告斯特拉福德伯爵，把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关进伦敦塔。这个案件作为英国革命的开端被载入史册。
按照1351年的《叛国法案》规定，“叛国罪”是指“预言或希望国王死亡，发动战争对抗国王或投靠国王的敌人。”（P49）大部分议员认为，是斯特拉福德“使国王误入歧途”，他应该承受叛国罪的罪名。但是库克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冒着被归为斯特拉福德一派从而可能葬送职业前途的风险，坚持认为斯特拉福德不是战争的最后责任人。不过库克的辩护终究是杯水车薪。虽然查理对这位忠实的执行者表示了同情，但他还是向议会妥协，斯特拉福德因叛国罪被斩首。库克在事业刚起步的时候接手了这桩重案，开始认识到：种种情况的错误应该直接归咎于国王，独裁残暴的管理和征讨罪名不应该由它的执行者来承担。
如果说这个时候库克对于“叛国罪”的认识还没有成熟，那么1645年6月的纳斯比一役，查理一世在和克伦威尔新模范军交手中的表现，就让库克彻底明白了。在这场经典的、决定性的战役中。克伦威尔大胜，王军伤亡惨重。重要的是，保皇党藏有国王的来往书信被截获，信中证明，国王一直希望把爱尔兰反叛者的军队引入英格兰来帮助他，并与王后密约以法国资金和军队作为回报。这件事使国王彻底丧失了民心。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罪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叛国罪，它使库克产生了一个无人敢想的提问：如果任何人都是如此，为什么国王就不能？
对“叛国罪”的疑问提升了库克对于君主制的思考。
英国革命的结果无需多说，查理一世面临着革命力量的裁判。但这个审判毫无先例可循——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审判的合法性何在，审判权力从何而来？因为无论按照什么条例，没有一个法院可以对君主施行审判。就像查理一世后来在法庭上始终带有挑衅的提问：“我想知道你们凭什么权力把我带到这里？”君主的权力高于一切，这是君主制度赋予查理的傲慢。如何在法理上找到坚实的基点，以合法和合乎正义的程序，给这桩历史性案件一个合适的裁决，时代把库克和他的同道推到了前台。
如果从11世纪威廉征服算起，到库克的时代，封建君主制在英国已经存在了600年之久。如此漫长的社会结构足以使君主世袭制度作为一种观念深深融入社会意识中。库克首先批驳君权神授的“天然”观念。他认为君主世袭制是上帝命定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君权并非神授。他从《圣经·撒母耳记》中寻找支持，证明君主制是人类违背上帝意愿的恶行，从而使审判国王有了道德上的支撑力量；接着他又论证国王在统治中的种种罪行。而议会这时也通过宣告：“上帝之下的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英国议会的下议院，是人民所选出的、代表人民，拥有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个权力“无需获得国王或贵族院（上议院）的同意或协助”。这个革命性的宣言陡然把人类历史推上了一个台阶，“可以说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由立法机关明确提出民主的原则”。（P143）很快下议院通过法案，在事实上和理论上赋予审判以合法性。
1649年1月10日，特别法庭通过了对于库克担任副总检察长的任命。面对紧张而危险的局势，库克没有丝毫犹豫，欣然接受了“如同从天而降的呼召一般”的任命。（P147）经过多年的法律实践和对英国人民生存状况的深切体验，还有战争对英国带来的伤害，库克坚信，一个导致千万英国人民死亡的战争政策无论如何都不符合公益，国王是导致这个国家无数自由人民被杀害的罪魁祸首。
审判在庄严肃穆的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1月20日第一次开庭。大法官庄严宣布：“带人犯上庭。”这个宣告也是史无前例的。憔悴的查理出现在众人视线中。副总检察长库克出场了，他掷地有声地宣告：
“我代表英国人民并且以他们的名义，向法庭控诉我身旁所坐的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构成严重叛国罪及其他严重罪行。”（P158）
经过多次开庭和证据阶段，法庭各位委员和顾问们厘清了案件事实。库克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对于英国人民来说，长远之计就是再也不要让英国为国王所累。国王对于人民的蔑视使他坚定了自己的结论：君主制必须和国王一起灭亡。（P177）
我们来看库克这篇历史性的控词：
“现任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阴谋破坏这个民族古老的基本法和自由，取而代之以独裁专制政府。他用武器弹药。在这块土地上对议会和整个王国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导致遍地荒芜、国库耗尽、贸易萧条、成千上万人民死于非命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恶果——所有这些严重叛国罪行，足以将查理·斯图亚特定罪……”（P142）
“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圃亚特的叛国除谋和其他罪行耩成暴君、叛圆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敞……”（P151）
库克这篇伟大的控词结束了国家元首不受审判的传统，君主豁免权从此不再存在。
大法官布拉德肖则以契约思想论证国王的失职和罪行。他说，“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一个契约协定，国王的即位宣誓就意味着契约开始履行。”（P188）这个“契约”思想，可比洛克、卢梭等“社会契约论”哲学家要早几十年！最后大法官正气凛然地宣判：
“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P189）
审判结束了。
1月30日，在伦敦白厅前宽阔的街道上，在大好的日光下，行刑者砍下了查理一世的头。
处决国王后库克面临的战斗仍然严峻。法律容易更改，不容易更改的是人心。深入社会血液中的对君主制度的习惯成见，往往是革命之后产生复辟的一个原因。悲剧最终发生。
查理一世处死后10年，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库克和克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