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9-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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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产生复辟的一个原因。悲剧最终发生。
查理一世处死后10年，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库克和克伦威尔、大法官布拉德肖成为查理二世排除在特赦之外的三个人。但是克伦威尔和布拉德肖已经去世，历史的重压将由库克独自承担。
库克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但他没有像有些议员那样忏悔，而是坚决拒绝强加给他的所有罪名。他没有财产、没有“关系”帮他赎罪，有的只是对于法律和上帝的信念。他无所畏惧、充满自豪又不无遗憾地说：
“我们反对特权，追求普世的权利，我们为公共利益而斗争。要不是这个国家更热衷于奴役而非自由，我们本已建立起全民选举制度来保障所有劳苦大众的福祉。”（P296）
库克对自己还是小婴儿的女儿，怀着绵绵亲情和深深歉疚，写下感人肺腑的短信。因为他知道，作为“弑君者的女儿”，她将背负父亲沉重的罪名。
他还写下了宽恕，包括判他有罪的陪审团和法庭，包括出卖他的同胞。痛人心扉的话语打动了许多人。不过他一再表明，他的良心没有任何不安。没有任何遗憾。他就像一艘航船，在漫漫长途后驶进生命的港湾——“我将不再重回世上。”（P344）
相比查理一世的审判，库克的审讯要潦草的多；相比处决查理一世的庄严肃穆，库克的行刑则是残酷的多。死刑令写得明白：
“你们将被倒拖着赴死刑地处以绞刑，在还未咽气时砍下头，割掉器官，取出内脏，如果还未死亡，将忍受烈焰的灼烤，并砍下头颅、五马分尸，你们的残肢将任凭国王处置。”（P333）
库克作为人类进步的代价惨遭杀害。但他为英国社会留下了很多开创性的宝贵思想。他在一本引人瞩目的著作《为法律教授和法律职业的辩护》中，敦促议会履行《大宪章》的承诺，加快司法改革。他推崇正义，认为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法律是公正的保护者，理性是法律的根基。在复辟阴影严重威胁着共和国的暗淡日子里，库克还起草过一份告公民书，其中的一系列法案试图用一套宪法来保证法庭能够取消恶法。他明白宣布：只有通过合法审判，才能拘捕自由公民，否则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它的精神和1689年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相通，后者堪称美国宪法的前身，对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库克还提出律师不得选择自己的辩护对象，即著名的“计程车规则”。
“弑君者”约翰·库克在当时是一个被保守派恨之入骨的名声远扬的勇敢律师，为他描容绘形的人——本书的作者杰弗里·罗伯逊（GeoffreyRobertson）同样不是法学界的无名之辈。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人权律师，他是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法官，参与过起诉皮诺切特（Pinochet）等的案件，也参与过对审判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法官的培训。他的著作在法学界影响巨大。
为什么把库克在历史的海洋中钩沉出来？这建立在作为库克的同行，作者对人类法制和文明发展历程有深切认识的基础上。
库克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英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作者认为，英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革命者通过法律——《大宪章》、《权利请愿书》和普通法，来证明革命的正当性。（P91）库克一生都是希望通过立法制度，获得大众的支持。他用事实论证了：统治者因犯谋杀罪或实施暴政而接受审判，是合法的。作者指出库克那个时代的价值：1641年至1660年，是一个律师的时代。律师们提出了许多到今天依然宝贵的社会理想：议会自主、司法独立、反对随意逮捕拘留、有权保持沉默、宗教宽容等等——一句话，反对任何暴政。
作者多次强调，很多历史教科书都没能让人领会到1649年取得的成就，有些读物只是一味夸张、渲染处决查理一世的场景，而库克总是落在克伦威尔的影子里。作者要人们认识到，库克对于法律改革、公共医疗、行政管理的建议在今天都得到了实施和承认，他的不朽意义在于——用正义的法律程序实现了对最高权力者的审判。相比后世多位暴君的历史结局：纽伦堡国际法庭对于纳粹高层分子的审判，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和伊拉克萨达姆接受的审判等，无疑更加显示出库克起诉国王案的不朽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题目中加引号的“弑君者”是该著中文版的译名，我想译者应该也同意，英文原著的真实含义为——诛杀暴君的人。
（责任编辑 萧徐）
德国卫生部长专车失窃案·亚思明
7月25日，德国卫生部施密特部长到距离部长办公室2000余公里处的西班牙海滨城市丹尼亚（Denia）度假。部长本人是飞往度假地的，但她的司机却是千里迢迢地开着她的公车去的。不凑巧的是，27日，当地一名盗贼撬开阳台门的铁栏杆，将屋内的司机迷倒，偷走了桌上的车钥匙及一些个人物品。部长专车失窃案立即成为德国各大媒体的新闻热点。
新闻媒体的喧闹，让施密特部长及其所在社民党尴尬万分，让窃贼也有些发慌。不过，窃贼好过关——西班牙警方在离布兰卡海岸事发地点仅25公里处发现了丝毫未损的专车，据推测，连日以来占据媒体显要位置的舆论风暴终令偷车贼慌忙扔下手中的烫手山芋望风而逃。但是，施密特部长却无法逃脱，德国各大媒体饿虎扑食般地向施密特发起了猛攻，她以及她所在的社民党成为德国公众质疑的对象。
施密特只能退出影子内阁
对于施密特专车失窃案，德国媒体的主要疑点在于：施密特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地将公务用车派往度假海岸？如果仅仅是为了便于参加官方活动，为何不能就地租车呢？《柏林日报》公开质疑卫生部长前往西班牙阿利坎特参加德籍退休移民的会议不过是为“公车私用”提供借口。这“公车私用”的背后，则是“浪费纳税人钱财”；惯以寻衅滋事为己任的《图片报》则不怀好意地给事件真相划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德国，对官员来说，“浪费纳税人钱财”是个可怕的指控；之所以可怕，这个指控会令德国公众群起而攻之。在四年一度的议会大选进入磨刀霍霍的备战阶段，经济危机下的德国政府的债务负担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沉重，再也没有什么比“浪费纳税人钱财”更能刺激选民神经的指控了。一项普普通通的专车失窃案，搅动德国政坛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
面对媒体的质疑，德国政府有关方面必须像小学生面对老师的提问一样，规规矩距地回答问题。第一个出来回答问题的是德国联邦卫生部。它做出的解释是：向施密特所在的度假地点派送公车的做法更为“经济”。他们在写给联邦议会预算委员会的信中算了一笔细账：使用奔驰s级专车外加司机的全部开销为3200欧元。其中包括440欧元的汽油费、240欧元的高速公路费，以及2520欧元的专职司机的差旅补助。该车还顺便给部长女士捎去了一套“简易办公设备”，其中包括打印机、计算机、纸张等等。因为联邦部长必须随时准备进入工作状态。而假如弃用公车，卫生部就不得不向西班牙委派一名工作人员，帮助部长安装、拆卸办公设备。工作人员的往返机票外加当地的租车费用共计3710欧元。此外，部长在动身之前尚不明确，是否还有其它的公务安排。鉴于施密特的专车是由租赁公司提供的，卫生部没有将折旧成本考虑在内。
对于卫生部的这一套说辞，德国纳税人联合会表示，这是“文过饰非，不足为信”。联合会主席赖纳·霍尔茨纳格尔认为，“部长女士遮遮掩掩，令整个事件愈显扑朔迷离。很多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德国纳税人联合会仿佛早已知道联邦卫生部会有这样一套说辞，因而此前已经为施密特的公“车”消费开出了近1万欧元的账单，其中仅支付给司机的工资和加班费就高达4872欧元。据此，霍尔茨纳格尔指责施密特铺张浪费，千里迢迢调用专车是“不当之举”，并要求相关机构健全规章、明晰责权。
施密特也要出面来回答问题，面对着德国纳税人联合会给她开列的“账单”，她反驳说，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有关专车使用的政策及法律规定。联邦政府为每位部长配备公务专车，也允许他们公车私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是，相应费用将从官员的私人账户上扣除。据悉，施密特去年就曾为6111个私人公里数买单。合理合法，何罪之有呢？
孰是孰非？公众永远是政府的天敌。根据这样的原则，德国联邦卫生部以及施密特本人的解释再有理，但在媒体和公众的质疑面前是那样地苍白。《南德意志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专车事件”中的施密特触犯的不是法规条文，而是人们心中的一道红线。因为她所表现出来的骄傲自负以及脱离群众恰恰是一剂政治的毒药。而施密特本人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距四年一度的德国大选还有两个月时间，据forsa新近一次的民意调研结果，施密特所在的社民党正以两位数字落后于联盟党的支持率。社民党主席兼总理候选人、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仅只获得17％的选票，与现任总理默克尔的58％的超高人气相差甚远。要想后来者居上，社民党还有一场硬仗要打。而施密特此时招来的这股媒体旋风令人唯恐避之不及。29日晚，度假归来的卫生部长首次在公开场合亮相，表示为了不拖团队的后腿，决定暂时退出以施泰因迈尔为首的影子内阁。
也就是说，自2001年以来一直担任卫生部长的现年60岁的施密特将在“专车事件”的阴影中灰头土脸地走下政治舞台。而她的工作，大概也是最不讨好的一种。这位被默克尔总理称为“我的最执拗的部长女士”上任以来连抡三板斧。力削医生团体、保险公司、制药企业的荷包，为此，她没少收过谋杀恐吓信。假如没有一种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医疗体制改革是断然推行不下去的。现在，她又将这种顽强斗争精神用于应对舆论战。事发以来，施密特坚持不肯道歉，并称自己的陈述绝对经得住任何考验。
想起了沙尔平“军机事件”
一辆小小的专车竟然阻断了劳苦功高的卫生部长的仕途之路，这不禁令人想起2002年同样是在大选两个月前遭到罢免的前德国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
撼动沙尔平乌纱帽的是一次“军机事件”。据媒体爆料，2001年8月，也就在德国军队准备进驻马其顿的前夕，沙尔平却搭军用飞机前往西班牙马略卡岛与女友相聚，并命令飞行员第二天一早再去接他，以便前往军营看望整装待发的德国官兵。据调查，沙尔平在过去的一年里至少20次因私使用军用飞机，其中大部分是为了看他的女友。事件曝光之后，举国一片哗然。沙尔平登时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不称职的国防部长”。但是，随后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暂时转移了公众注意力。
2002年7月，德国《明星》杂志披露沙尔平在任期间曾经收受一家公关公司支付的14万马克酬金。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条消息立刻在德国政坛掀起了巨大波澜。
据调查，沙尔平收到的其中一笔8万马克的汇款是作为回忆录的预付稿酬。其余的6万马克则是沙尔平出任国防部长之前在公开场合的演讲费。但是，这种解释不能让人信服。德国议会议长蒂尔泽率先发难，责令沙尔平在四周之内如实汇报酬金的来龙去脉。因为根据有关德国联邦议员的条例规定，凡联邦议员的额外收入如演讲费等，如在一年之内超过1，55万马克或在一个月之内超过2500马克，必须向联邦议会主席团及时申报。而沙尔平却隐瞒不报。
面对媒体的穷追猛打，尽管沙尔平本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辩解，但其微弱的声音早被舆论风暴淹没。大选在即，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自顾不暇，迅速作出丢卒保车的决定，用《明镜周刊》的话说，“扫地出门仅用了50秒。”
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在德国大选前修改联邦议员的行为规范条例。今后议员们的额外收入不仅要向联邦议会议长本人通报，而且要在议会手册上和因特网上公布于众。
综合对比施密特的“专车事件”和沙尔平的“军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舆论监督是打击官员腐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德国的“第四种权力”
媒体在德国素有“第四种权力”之称，是名副其实的“无冕之王”。按照法律规定，检察院有义务协助记者就腐败问题进行调查。德国拥有100多家电台、25家电视台、27家通讯社、380多种报纸和9000多种期刊。这些独立的媒体大多是独资或合资的股份制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依法享有高度的自由。为了最大程度地占有市场，他们一般都雇有耳目，专门收集政府要员的政治丑闻和绯闻，以期吸引公众注意力。这些讯息也乐意为在野党接收并放大。
例如，2002年8月，德国《图片报》揭露说，一些政府官员滥用免费机票。这些机票是汉莎航空公司对航空里程积累到一定数量的顾客的奖励。由于柏林议员因工作之需到处飞来飞去，因此议院规定，凡是出差所得的免费机票不得挪为私用。但是《图片报》宣称，掌握“假公济私”的人员名单，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绿党新秀奥茨德米尔就在其中。加之他以前曾经接收过一家公关公司提供的低息贷款，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辞去了联邦议院内政发言人的位置。
此外，柏林市副市长、民社党的中坚人物居西也公开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犯有“不可饶恕的过失”，并宣布辞去目前担任的职务。
丑闻爆出之后，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时任总理的施罗德的竞选对手施托伊贝尔的支持率有所上升，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的访问时，施罗德表示：“整个事件的进行方式和方法，让人不得不怀疑幕后有政治企图。”他认为，《图片报》的目的是掀起一场党派运动，从而使在野党在竞选中得利。
更有甚者，社民党总书记明特菲林竟然将始作俑的纳税人联合会和《图片报》告上法庭，罪名是“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联邦议员的航空里程资料”，从而侵犯了这些人的隐私权。
明特菲林的这一举动触犯了新闻界的众怒。尽管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的《图片报》素为严肃媒体所不齿，但在新闻自由面临侵犯的紧要关头，媒体同仁立刻结成统一战线，将矛头对准了明特菲林。《法兰克福汇报》讽刺说：“这就好比是在地震之后，将怒火发泄在地震仪上一样。”《明镜周刊》也声援道：“这些绯闻已经够让人难堪的了，如果惊惶失措的政治家们希望借助法律甚至是制定新法来限制新闻自由，那么这场讽刺剧终将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根据规定，德国媒体的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对此进行调查。而且允许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
德国纳税人联合会的监督
除新闻媒体之外，各种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透明国际组织、记者无疆界组织等也是反腐斗争中的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