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9-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那么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当然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但是，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我们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这种手段来解决。“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惨痛的教训。此时“专政”的主要职能，应逐渐转向对外，而对内部，则是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腐败问题。　
　　对于当前党内采用“自律”的方法，父亲讲：采用“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办法。但是，光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　
　　所以，父亲主张：“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而且“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对于执政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　
　　父亲认为：“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　
　　父亲说：“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个必要条件。”　
　　父亲在多次会议及与有关同志的交谈中，都坚持了这一观点。　
　　1980年6月，为了能保障各级人大和政协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父亲乘《新宪法》修订时期，向党中央呈书，要求在修订《新宪法》时，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正式会议上的发言，要给予“免责”权，列入到宪法的保护中，使其受到法律的保障（注：见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年谱》）。但此呈请最终没有获准，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晚年反思，严于律己　
　　　
　　父亲在“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是最早被打倒、批斗的领导人之一，在狱中又被吊起来刑讯逼供，关押了13年，许多亲属也被株连迫害，甚至惨死狱中。但是，他在总结毛主席所犯错误的时候，却又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　
　　他对我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全党幼稚，理论也不成熟。我们跟着主席，向前探索，很多东西是马列没有讲过的。探索的过程，有的成功了，是“丰功伟绩”；有的不成功，犯了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在《决议》（注：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分析了。但毛主席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们都拥护、支持和执行过，是全党一起走的。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有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决议》中对历史问题的批评，也是对我的批评。我们不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　
　　“毛主席的错误，党作了决议，批评了他，我陆定一也犯了重大错误，没有人批评我，只好我自己骂自己了。”（注：摘自与于光远等同志的谈话）　
　　“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左的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注：摘自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　
　　　
　　关心党的前途，晚年提出“十大反思”　
　　　
　　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从认识上和理论上，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国家的民主政治、惩治腐败、“双百”方针、共产主义过渡期、中国改革模式等诸方面和领域，都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比如，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他提出：　
　　党的领导，有个党内民主和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两个问题”。　
　　党的集中，应是以党的民主为基础。要坚决克服和杜绝“家长制”和“一言堂”。　
　　党与群众的关系，党是要为群众服务，而不是群众为党服务。　
　　比如，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他提出：　
　　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搞社会主义民主。它应该是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专政。专制下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现在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　
　　父亲主张：放开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比如，对“民主和自由”的问题，父亲指出：　
　　民主和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部分，故对民主和自由，我们应该是“扬弃”而不应该是“抛弃”。　
　　比如，1992年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贫富差距过大，已超过了（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他在“反思”中指出：　
　　资本主义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是采用扩大贫富差距、加大剥削和社会不公来实现积累过程。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应该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我国的改革，也需要资本积累，但我们是否也要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用加大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办法）去解决？！　
　　等等。　
　　在父亲去世10周年前夕，我整理出来他的十大“反思”，上呈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2008年夏，中央党校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和李君如副校长分别约见了我，对我的整理工作表示“感谢”，并说这（反思）是对我党总结建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一份宝贵财富”。　
　　　
　　对子女言传身教。“不要去当官”　
　　　
　　因为工作忙，父亲和我们的直接交流机会并不多。尤其是建国后，父亲的上班时间和主席的工作时间是对应的。主席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父亲白天黑夜都要工作，只是早上8点才起床，我们上学看不到他。当时他担任中宣部的部长，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在他签字后才能发稿。《人民日报》每天凌晨2点开始排版，所以他必须两点前把文章批完。父亲每晚都要两点以后才能睡觉。孩子们和他最多只能一起吃一顿晚饭。也只有这时，他才有空问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父亲和我交流最长的一次，是1961年我去哈军工上大学之前，他专门抽出两天时间给我讲了一本老子《道德经》。他认为《道德经》里充满了辩证思想，年轻人要独立思考、辩证思维，不能再是1加1等于2，很多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他还让我重点看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特别是其中“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面变化”的理念，他说你们走上社会必须学会辩证地看问题。　
　　父亲是一个学者，他一辈子都在看书学习。直到他去世前三天还在病床上看书。他对我们子女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将来才能为建设新社会贡献自己的能力。但他不希望我们走仕途，他60年代在我上大学时就告诫我们：“不要去当官。要好好学习科学技术。”如今，我们三个孩子都是技术型的干部，没有一个是企图走仕途的。　
　　我们孩子们都把父亲当作心中的行为典范，没有文字的照本宣科，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着父亲的一言一行，规范着自己的道德行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陆定一在外面视察，接见工人和农民时都是主动两只手握过去。有时候别人也会提醒，身为国家高级领导人，不需要那么谦卑。陆定一回答说：“民以食为天，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值得尊重。”建国初期，我们的党风是十分好的。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相信，那时父亲的车只供父亲公务使用，子女是不许坐的，哪有“车接车送”的事，母亲上班和我们上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去。“三年自然灾害”期，毛主席听说饿死了人，主动两年多不吃肉，中南海的首长们也纷纷主动减量，每天只供一两肉，同时父母的口粮也减至26斤和25斤，除此，再也没有其它供应。要知道，这些人若在古代就是“皇帝”和“重臣”啊，全国再有困难，也不可能会饿着他们。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们就是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与群众一起共渡难关。虽然一些“左”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损失，但看出他们是要继续革命的，党风是廉政为民的。周总理参加外事活动最多，一出去就要显得仪表堂堂，气势不凡，但他那套服装一直穿了十多年都不许换，里面的衬衣是打了补丁的，只是袖口和领口，为了外事需要而拆换成新的。这是父亲亲口对我讲的事。打倒“四人帮”，在改革开放后，父亲到各地视察，都会特别叮嘱不要搞形式，不需要“警车开道”，不需要保镖和官员的“前呼后拥”。他曾说“安全和接近群众，到底哪一个更重要？我们不能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从来不去摆谱，不铺张。据父亲随身工作人员说：就连出席正式场合穿的衣服，陆老直到去世也就那么一身。联想到社会上的一些贪腐官员，真是无法与第一代吃过苦、打出来的开国元老们相比！　
　　1984年，我要到外地河南工作，要离开父母的身边了。为此父亲专门题了一幅字给我，作为他对我工作的嘱咐。题词上写：　
　　一切从实际出发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同工农和知识分子交朋友　
　　过则勿惮改（编者著：有过失不要惧怕改正）。　
　　这是他对我做人和做事的要求，也是对他一生的写照。　
　　我在外工作，做出些成绩，也遇不少困难。对有些现象，我不理解，也很委屈，回京与父亲交流时甚至流了眼泪。父亲说：“要完成革命事业，就会付出代价。革命战争中是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也会付出代价的。你是党员，要有为事业不惜一切，甚至牺牲生命的思想准备。有了这种准备，还怕什么困难和委屈？！”随后，他又送我一幅字，上题：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惜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对我的精神激励，也是父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铮铮铁骨，刚正不阿，坚持真理从不退却的一种信条。一生中，父亲就送我这两幅字，但每当我见到这两幅字时，就像父亲他老人家站在我面前。　
　　　
　　　
　　（责任编辑　徐庆全）

龚育之和我的文字交·朱　正
　　回忆起来，我和龚育之同志，有整整二十年的交往。只是在记忆中，许多往事都已经模糊了。　
　　交往的开始，很有一点意外。那是1987年《光明日报》图书评论版征文，我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寄去，8月27日的报纸就登出来。谈的全是技术问题，既谈到了它比旧版注释的进步，也提出了一些还可以改善之处。而我这篇议论别人长短的文章，本身就有可议之处。我批评《选读》没有注明汪精卫的《夹攻中之奋斗》的出处，以为它是出自陈独秀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的一则“寸铁”。刊出之后，我收到了两封指出我这错误的信，一位是当年《布　
　　尔塞维克》的编辑郑超麟同志，他信中说，汪精卫的这篇“是1927年7月15日或其后一二日发表在汉口《民国日报》第一版上的。这就是汪精卫的分共反共的公开宣言，当时知道的人很多。”另一位来信者就是龚育之同志了。他在1987年9月25日给我的信中说：“汪精卫《夹攻中之奋斗》注释未注明出处，是一缺陷。当时未能查到原始出处（现在仍未查到），但此文收在汪氏文集中，日期署16年7月25日，较你指出的题辞（10月10日）为早。估计你未见到这篇文章，现附上复印件一份，供你参阅。”随信寄来的复印件有：一、汉口《民国日报》所载汪精卫《夹攻中之奋斗》全文，在这篇之后，还有孙科的《打倒蒋中正以后》一文，以及《张（作霖）蒋妥协条件之内容》、《吴佩孚将赴万县》等新闻报道。二、上海中山书店印行的《汪精卫先生的文集》第81至第84页，题为《夹攻中之奋斗》，署（民国）16年7月25日。三、上海光明书局印行的《汪精卫集》第三册，题为《夹攻中之奋斗》。我看了一下，报纸所载的，大约是原始的出处。那时武汉国民政府还没有公开放弃反蒋的口号，所以文章一开头就是“自从蒋介石反叛以来，我们同志，正在专心致志，和反叛的蒋介石作殊死战。”等到编入文集的时候，宁汉已经合流，所以这些指名道姓谴责蒋介石的字句就全都删去了。这样就帮助我弄明白了这一句引语的出处。这样我就开始了和龚育之同志的交往。　
　　1987年10月，他参加全国政协的参观团到了长沙，我到宾馆去看他。也不记得谈了些什么。他送了一本《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给我。这本署名“八七年十月于长沙”的赠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　
　　1997年我出版了随笔集《思想的风景》，龚育之同志在收到赠书给我的回信（3月23日）中表示看重书中《唐纵日记中所见的一次没有实行的改革》那篇，他说，“唐纵日记，听你和金冲及谈到过，你的文章引起我一定要找到一本看看。也许该让更多的人看看这本日记和你的文章。”书中还有一篇《搔痒》，表示不能赞成把那些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等等都“说成是为了探索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他却表示了异议，信中说：“还有一点不完全相同的意见，即‘探索论’。你知道，我也是持‘探索论’的。你的论点也给我教益，注意在讲‘探索’的时候，不要使它成为替历史错误作曲意回护。搔痒的比喻也很机智。但是，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任务来说，的确有‘探索’的问题，有一些大的失误（不是每一项）也的确有探索这个大背景。是不是呢？我看你在谈郑超麟诗词的那篇文章（按：指书中所收《只凭余事作诗人》一文）中引用苏联史家的论点，也谈到‘郑重探索中犯下的错误’的。”我倒觉得，我和他的意见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使我反感的是以“探索论”为名而“替历史错误作曲意回护”而已。　
　　1993年这一年，我没有干别的事，从年头到年尾，写出了《反右派斗争始末》的初稿。从1994年开始，我就一面不断的修订增补，一面给它找个出版的地方。先后找个好几家出版社商谈，结果都不得要领。大约是’1995年末或1996年初，我的老师李锐同志向河南人民出版社推荐了，这部书稿才算是有了着落。　
　　这时，龚育之同志表示想看看这部稿子，我就给他送去了一份复印件。他看过了，还来的时候，他和夫人孙小礼同志分提着袋子，他说：这稿子很重。小礼同志应声补充说：写的是我们党史上沉重的一页。我想一千来页A4复印纸，的确是颇有一点斤两的，一人提着颇有点吃力，才两人合力提着吧。　
　　　
　　龚育之同志说：“作为一个读者，我喜欢看这样的书。只是你为什么要送审呢？出了不就出了吗？比方说《顾准文集》，如果要送审，就不容易通过的，它不送审，出了，比香港版的还多收了一篇。”我说：“又不是我要送审，是出版社要送审呀！”交谈中，他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