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9-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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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笫だ保恢赋銮嗟憾崛ǖ木椤笆嵌喾矫娴模渲凶钪匾囊惶蹙褪鞘迪至宋薏准陡锩旆磁稍诿蠖枷牖∩系拇罅稀保缓耪僖磺姓嬲奈薏准陡锩旆磁伞笆迪肿罟惴鹤罱裘艿拇罅希崛∥薏准段幕蟾锩男率だ保∏嗟憾崛ㄏ⒉コ龊汀度嗣袢毡ā飞缏鄯⒈碇螅性旆磁勺橹乇鹗亲で嗟旱慕夥啪慷樱⒓醋呱辖滞罚傩星熳Ｓ涡校肚於崛ǖ氖だ�1月30日出版的《青岛日报》，发表了王效禹1月22日的《声明》和空军战斗英雄舒积成的文章《百分之百地支持革命造反派》，以示革命干部与人民解放军对夺权的支持。自此，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后改为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取得了合法地位。
“青岛夺权”，为什么比较顺利且取得成功，笔者认为有以下六条原因。（一）造反派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强有力的支持。事实表明，造反派从“青岛事件”到“青岛夺权”，都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支持。现在一些著作和文章说是造反派仅仅得到了康生的支持，是不全面的。（二）造反派经受了斗争的磨炼。事实表明，造反派经过半年中的三次交锋斗争，经受了风雨，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本领。（三）王效禹发挥了核心作用。事实表明，因为王效禹反对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观点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王力、关锋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有着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所以他能够发挥也确实发挥了核心作用。（四）反对派力量较弱。事实表明，保守派在半年中的三次交锋斗争中，连续遭到打击；分裂出去的造反派的力量和影响力都不大，而两者又不可能联合起来，所以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对抗力量。（五）夺权采用了闪电战术。事实表明，夺权前后的每个步骤都相当紧凑，夺权之后王效禹即建议中共中央尽快表态支持。从宣布夺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夺权消息，仅仅7天时间，这就使反对派没有时间形成抗衡力量。这被王效禹后来称之为闪电战术。应该承认，因为王效禹在革命战争时期长期担任军队领导人，所以有着比较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他把军事斗争中的闪电战术用在了夺权上。此后他在夺取山东省党政大权时依然采取了闪电战术，不过就没有这么奏效了。（六）军队的大力支持。事实表明，军队尽管是在夺权之后奉命支持的，但其威慑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67年1月31日，遵照中央的指示，王效禹率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南代表团到达省会济南，展开了又一场夺权斗争。
注释：
注1、2、3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中共青岛地方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180页、181页、181页。
注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1版124页。
注5张敬焘：《难忘的岁月》，载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回忆与思考》第一辑第31页。
注6、7、8、9
山东海洋学院“王效禹同志问题调查小组”、“革命造反战斗队”；《王效禹同志问题调查报告》（1966年11月7日）
（责任编辑 萧 徐）
第一届政协秘书处工作琐忆·孙小礼
有生以来，与国家命运相联系的最令我高兴、振奋的第一件事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第二件事是1949年新中国诞生，第三件事是1976年打倒“四人帮”。而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是我最难忘的历史时刻，因为我有一段在新政协（后来改称为中国第一届人民政协）秘书处工作的经历，亲身参加了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人民政协会议的一些会务工作。那团结、欢腾的热烈场面，那忙碌、激动的日日夜夜，至今记忆犹新。
进入中南海
1949年夏，我从北平贝满女中高中毕业。8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团市委通知我说：中央有一项紧急政治任务，需要从高中毕业生中抽调20名党团员去参加工作，我是其中的党员之一。要我准备好被褥和必要的衣物，在8月20日中午l时到团市委门口集合，有车送我们到工作地点，是什么地方到那里就知道了。我从这位干部的谈话口吻中感觉到是要去一个神圣的崇高的革命岗位，正有紧张的战斗任务在等待着我们。
我准时到东单的团市委集合，20个人陆续到齐，有19名男生，只有我1人是女生。我们各自提着行李上了一辆大卡车，卡车经过东交民巷，西交民巷，一直开到中南海的东门。进门后卡车沿着湖边的小道缓缓而行，最后停在了勤政殿。一位穿灰色制服的男同志招呼我们下车，把我们领进勤政殿的一个会议室。啊！原来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中南海。
丁大姐的叮嘱
在会议室坐下之后，一位胖胖的女同志站起来向我们讲话。她首先代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欢迎我们来工作，接着介绍筹备会的机构设置概况：秘书长是李维汉，副秘书长有孙起孟、阎宝航、宦乡、连贯、罗叔章、齐燕铭等人。秘书处的工作由齐燕铭直接领导。然后她介绍自己叫丁洁如，是秘书处副处长。她说，新政协还有一个月就要开会了，筹备工作非常紧张，人手不够，所以从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中抽调一批党团员来补充秘书处的力量。她恳切地鼓励我们：“你们是先进的优秀青年，相信你们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作为一批得力的生力军，你们一定能为新政协的召开，为成立统一的新中国做出贡献。”她叮嘱说：“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不但要认认真真地工作，还要严格地遵守组织纪律，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不该问的事情不要问，不该拿的东西不要拿……”最后她宣布对我们的工作分配，在念到去议事科工作的人员名单时，听到了我的名字。
分到议事科
我们一批分到议事科的人立即跟着一位年轻同志到了勤政殿西北侧的办公室。
议事科科长孙传禄，副科长迟先达、李鸿礼，记录组组长左达，副组长陈然等人已在办公室等着我们。孙科长向我们解释“议事科”是什么意思，所谓“议事”，就是会议的各种事务。例如，制作会议代表名册、发会议通知书、安排会议代表报到、在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做记录、大会投票时统计票数，以及会议上的各种临时性任务。他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任务非常繁重，经常要开夜车。但是当天首先要把食宿安顿好。
孙科长还说，李维汉同志过几天要和筹备会全体工作人员见面。但是8月下旬，李维汉摔伤了腿，就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了。林伯渠同志向全体工作人员讲了一次话，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一定要把这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政协会议开好。在这次会上我们见到了六位副秘书长。
住进西芭所
那天下午，议事科的同志带我们到住处西芭所，走进里面的一个四合院，男士们都住进了那间大北屋，而我一个人被安排在西厢房，房里有两张床，一个桌子和两把椅子，土地很潮湿，墙边长着长长短短的青草。我把行李打开，把床铺好，把衣服和洗漱用具分别放在椅子和桌子上。接着，我们被领去食堂吃饭。食堂设在瀛台，这是从前慈禧太后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
晚饭以后，我们这批新来的人一起到海边散步，直到天色已黑才回到西芭所。我刚进屋，一位中年妇女端着脸盆进来了，后面还有人帮她抱着铺盖卷。她一见我就说：“你就是新来的吧，领导叫我搬到这里来住，就是为了陪你！”她边说边整理东西，不几分钟，说了一句“我正忙着呢！”就走了。我和她共住一屋两个来月，每天各自早出晚归，我经常半夜才回来，或者她已经睡了，或者她还没有回来；早上我一睁眼就起床，赶紧往食堂或办公室跑，或者她已走了，或者她还在睡着，几乎没有见面说话的机会，以致我始终不知道她的名字。
多给我5斤小米
第二天早上，科里发给我们每人一套灰布制服，一枚印着“中南海”三个红字的银灰色圆形徽章，还有8月份的津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领工作服，第一次领津贴，美滋滋的感觉溢于言表。
当时实行供给制，男同志每月20斤小米。女同志则每月25斤小米，因为每斤小米的市场价是1角钱，所以发给我2，5元，而他们男士都只有2元。他们很不理解地问我：“为什么你的津贴比我们多？”有一个人不服气地问：“凭什么多给你五斤小米？”我无言以对，因为我也感到很奇怪。这时，科长走过来向大家解释：“照顾女同志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传统，在政协这里也是一样，给女同志补贴5斤小米，这叫妇女卫生费。”科长虽然做了说明，好像这些小青年还是不很明白，或者说，心理仍不太平衡，以后还时不时唠叨两句。有一天路过小卖部时，他们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的钱多，你得请我们吃花生米！”我二话没有，马上买了一包花生米请大家吃。还有一次大家一起打扫卫生，还剩一条走廊没人扫，一位男士也笑对我说：“这应该归你扫！”我也二话没有，乖乖地把这条走廊扫干净。我觉得：多得应该多劳。
开始工作了
我们穿上了灰色干部服，佩带上中南海的徽章，等待着给我们布置工作。迟先达同志在桌上铺了一张大纸，准备好了笔墨，让我们每个人都用毛笔签名，于是我们一一写了自己的名字。
接着，左达和陈然带我们分别去参加会议，发给我们纸笔，要我们在会议上尽可能作详细记录。我是跟着陈然去的。会议开始了，我一心想做详细记录，但心情非常紧张，越想记全，却越是记不全。会散了，陈然收去我的记录，我歉意地说：“我没有记好。”我为自己没有做好记录而十分懊丧。
第二天早上，科长向我们宣布分工：夏国治、高镇宁、梁秀峰和大学生张敦礼等人到记录组，显然他们是记录得比较好的，左达、陈然把他们带到东边的办公室去谈工作了。毛世民、张允、李希玉和我四人就留在科长办公室，由迟先达副科长指导我们工作。在靠门口的地方为我们摆了两两相对的四张办公桌。
迟先达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几个人毛笔字写得不错，现在给你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写信封。”他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代表名单”和一大摞信封。要我们立刻就动笔，因为要给代表发会议通知书。
从这一天起，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就真格的忙碌不停了，几乎天天要开夜车。有时已困倦不堪，但每天夜晚食堂都把一大盆煮好的挂面作为夜宵送到办公室，只要一碗热乎乎的挂面吃下肚，我们又精神抖擞起来了。
背代表名单
对于写毛笔字，我不发怵，因为从小就习惯用毛笔，但是写这样重要的会议通知书信封，觉得要尽可能写得好一些，迟先达同志也要求我们必须把字写得端正清楚，所以我总是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写，速度当然快不了。不料还经常会出错，错了一个字，涂改太难看，只能重写，更是忙上加忙。任务常常很紧急，越急越爱出错。因为速度慢，我们只能加班加点，连连开夜车以便按时完成任务。
孙传禄科长看出了我们的毛病，他说：“你们要熟悉代表的名字，应该把各单位代表的名字都记熟，这样可以减少错误。”我们觉得他说的对极了，于是下决心把全部代表名单背下来：新政协筹备会有23个单位共134位代表；第一届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则有46个单位662位代表。我们反复念，反复背，还反复地互相考问，以增强记忆。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我们对代表名字熟悉多了，但还是有记不住的情况出现。
有一天，孙传禄科长笑话我们说：“看你们背得好苦啊，我记这些名字，从来不用这样死记硬背。”我们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记性真好，从心里佩服他的记性好！但他却说：“你们搞错了，不是我的记性好，是我的政治经验比你们多，所以很多名字我不用背就自然而然地记住了。”
毛泽东报到
人民政协开会之前要组织好六百多名代表的报到。这项任务由丁洁如大姐总负责，动员了许多同志参加，具体分工时，让我分管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报到，我表示一定要尽心尽力做好。
代表报到的签名纸已经印好，是白色宣纸，上端印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中间印了一个大方框，内分五行。迟先达同志交代说：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写单位名称，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自第三行起是各单位的其他代表签名，每行上下可写两个名字。
政协代表报到处分设在勤政殿、怀仁堂等几处地方。各党派代表的报到处设在勤政殿正门内的大厅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陈云同志是第一个来报到的，我请他在第三行上端签了名。之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代表都先后来报到签名，首席代表毛泽东是最后一位报到的。
9月17日上午，迟先达同志通知我：“今晚7时毛泽东主席来勤政殿开会，同时就来报到。有摄影记者拍照，可能还要拍电影，你要做好准备。”于是我忙着挑选最好的毛笔、最好的砚台、最好的墨，……。突然，我想起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前两行写字，而后面三行已经写满了名字，这样拍摄出来是不是不太好看？我问先达同志怎么办？他想了一下，要我给他一张未用过的签到纸，他沿着第三行的竖道把纸折叠起来，盖上已签满名字的后三行，这样，乍一看，就像一张崭新的签到纸了。我很高兴，佩服先达同志真聪明，但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毛主席大笔一挥，把字写到盖在上面的白纸上，岂不糟糕啦！”他笑着对我说：“这就是你的事了，你必须对毛主席讲清楚，只能把字写在前两行之内。”
晚上我提前到了签到处，等着毛主席来报到。那天许多人已先来到勤政殿，毛主席一进门就被他们围住了，一一与毛主席握手问好，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来到报到处，郭沫若、李济深、马寅初、乌兰夫等人跟着簇拥到他的身旁，说要看毛主席写字。这时四周灯光齐亮，好几个摄像机镜头已对准毛主席。待他一坐下来，我就大声地说：“毛主席，请你在第二行写党派名称：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写名字，请不要写到第三行里去。”他诧异地问我：“什么，到底要我怎么写？”我又大声地重说了一遍，最后干脆补了一句：“就是只在这两行之内写，不要写到上面这张纸上。”他笑了笑，像是看穿了我们所做的手脚，说：“好吧，我照你说的写。”他在第一行写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内写了“毛泽东”。然后他放下笔起身离开，周围的人也同时散去。啊！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终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签到任务。
后来，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有关的展览会上，我看到了毛主席在新政协签到的照片，解说词中都说毛主席作为中共代表第一个报到。其实应该把“第一个”三字去掉才符合史实，作为当事人的我，心里很明白，但是别人哪能知道这个过程的底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