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9-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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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应该把“第一个”三字去掉才符合史实，作为当事人的我，心里很明白，但是别人哪能知道这个过程的底细呢。　
　　　
　　宋庆龄报到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特别邀请人士”75人，为了工作方便，秘书处把“特别邀请人士”也算作一个单位，即第46个单位，第一名就是举世闻名的宋庆龄女士。　
　　宋庆龄是从上海专程来北平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由邓颖超、廖梦醒和管易文陪同她乘坐火车于8月28日下午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和各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以及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的代表郭沫若、蔡畅等数十人到车站迎接，在北平火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领导通知我和荆惕华，由我们两位女同志来负责宋庆龄的报到，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在我的心目中，宋庆龄从来就有着极为崇高的形象，过去我们都称孙中山为国父，孙夫人为国母，但是却没有机会见到她，现在要亲自接待她来签到，怎能不兴奋呢！　
　　在准备过程中，迟先达同志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宋庆龄不习惯用毛笔写字。他说：“我们应该尊重她的习惯，为她的签到准备一支钢笔。”为此，我们在签到的宣纸上试用了好几支笔，才挑出一支比较合适的钢笔。　
　　9月中旬末的一天，天气晴朗宜人，我们在怀仁堂门口的报到处等待着。宋庆龄由管易文陪同着来签到了，她用钢笔很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我们目送她走进一辆小汽车，随即驶离了怀仁堂。　
　　在9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整版刊登人民政协会议的照片，其中有宋庆龄到政协报到的照片，照片中有荆惕华和我站立在签到桌旁。周围的同志指着这张照片对我说：“呦！你们两人竟被拍摄进了这个历史的镜头！”　
　　30多年以后，在1983年参观宋庆龄故居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这张照片，我对同去的朋友说：“那就是我。”这话被宋庆龄故居负责人杜述周同志听到了，他立即向我询问起来，感叹道：好多年了，一直不知道这两位女同志是谁！他热情地让我留下姓名和地址，可惜我已不知道荆惕华的去向。他说：“你们自己也保存有这张照片吧！”我说：“没有，那时工作很忙，纪律又严，我们不敢去要照片。其实我们常碰到摄影记者侯波、陈正清等人，但从来没有向她（他）们提出过要求。”他表示一定要翻拍了寄给我。果然，几天以后，我收到了杜述周同志寄来的两张五寸的翻印照片，让我留作纪念。　
　　　
　　大会开幕　
　　　
　　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21日晚七时在怀仁堂开幕。　
　　开会期间，我们的任务是每次会前在会场单双号两个入口处向代表们收签到卡，根据收到的签到卡来统计到会的代表人数，向领导报告。然后我们进入会场，分别站到最后一排坐位后面的一个固定位置，当会议议案交大会举手表决时，我们要做数票工作，每人分管几行，从后往前走三次，边走边数：赞成的多少，反对的多少，弃权的多少。为了做好数票工作，事前迟先达同志领着我们到怀仁堂实地演练过两回。　
　　开幕式前，周恩来代表政协筹备会报告会议各类代表名额、大会主席团名单和会议秘书长人选（林伯渠），由全体代表举手表决。我们从后向前数了三遍，每个代表都举手赞成，无一人反对，无一人弃权，全体一致通过。记得后来几次大会的议案表决，情况也是同样，所以我们的数票工作很顺利，很轻松。　
　　当主席团成员登上主席台后，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主任毛泽东就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军乐队奏起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会场外鸣起礼炮，全场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六分钟之久。接着是毛泽东致开幕词，几乎是每讲一两句就要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他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会议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和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国旗、国徽；决定国都、年号；“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时全场欢声雷动，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开幕式上还有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黄炎培等十二位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都讲到要把旧中国建设成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自6月份起新政协筹委会的各个小组就为这些工作非常紧张地忙碌着。我常路过勤政殿里那个堆放国旗图案的房间，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不断寄来各种设计图案，图纸堆得很高很高，后来知道有2992份。一个由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十六人工作小组，认真地对所有图案一一审看、比较、筛选，到大会前夕选出了若干幅图案提交会议全体代表讨论、挑选，为公正起见，对图案只编号而隐去设计者姓名。经过激烈争论，直到9月26日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综合代表讨论意见，向大会提议采用经过修改的第32号图，即红地五星红旗作为国旗。在9月27日的大会上，这一提案在全场热烈掌声中一致举手通过。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份当年印发的五星红旗图案。　
　　　
　　为女代表服务　
　　　
　　领导嘱咐我们，在会议期间，除了各项交办的任务，还要主动为代表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科长特别嘱咐我：作为一名女工作人员，要多关照女代表的需要。　
　　我向罗叔章副秘书长表示：女代表有事可多找我。她微笑着说：“你年纪很小嘛，就当工作人员啦！”我回答说：“我已十七岁，是秘书处议事科的。”也许这一对话被陆璀代表听到了，她高兴地问我：“你能帮个忙吗，我有一些材料正要送给×××，不知他在哪里？”我跟着走到她的坐位旁，她把一个文件袋写上名字交给了我，我随即根据大会的“代表席次表”找到了这位人士，转交了陆璀代表的材料。　
　　有一天会议休息时，张晓梅代表对我说，散了会她要去某处办事，不知怎么走？我打听清楚后，为她带了路。　
　　我还为“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抄写过发言稿。她于1938年在河北平山县农村参加共产党，曾先后送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参军，在家乡组织妇女搞生产，做军鞋，救护伤病员，是著名的拥军模范。她识字不多，贡献很大，很受人们尊敬。为了她能在特邀人士的分组会上顺利发言，我将她的发言稿用毛笔把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大、很工整。　
　　　
　　周恩来的批评　
　　　
　　对于周恩来的一次批评，我至今铭记在心。　
　　一天，周恩来同志突然走进了怀仁堂旁边的平房，即会议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他看到散落在桌上和地上的回形针，拿起一个回形针对我们说：“不要乱扔，还可以继续用嘛，你们要注意节约。”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和严厉批评。　
　　一次开大会的时候，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听说周恩来传下话来，要秘书处立刻去买伞，以保证散会时人人都不淋雨。六百多名代表加上三百多名旁听的来宾和记者，共要买九百多把伞啊。幸好雨不久就停了。　
　　这两件事使我懂得：该节约时必须节约。不能浪费；该花费时就得花费，不能吝啬。　
　　　
　　会场花絮　
　　　
　　代表们都喜气洋洋，会场一派欢乐景象。　
　　有一天蔡畅同志穿得挺拔漂亮，与李富春同志手挽着手走进来，一位大姐说：“你们真像一对新婚夫妇啊！”蔡大姐高兴地说：“是吗，那今天就算是我和富春重新举行婚礼吧！”她说得轻松大方，而李富春却腼腆得不知如何是好，惹得大家都笑了，还有人鼓掌祝贺。　
　　最为活泼的是廖承志，他是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的首席代表，任何时候都是乐呵呵的，总爱开玩笑。在一次分组会议的签到簿上，他故意用毛笔尖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比蚂蚁还细小，令人无不发笑。有一天，大会刚宣布休息，他就跑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座位处，先摸摸胡耀邦的头，又揪揪蒋南翔的耳朵，再从后面用双手把冯文彬的眼睛蒙住，冯文彬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又气恼又好笑地说：“你别再调皮捣蛋了，好不好！”一位老大姐说：“小廖啊，你还是这么爱打打闹闹，你真是青年人的头！”旁边一位代表纠正说：“是娃娃们的头！”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与大会闭幕　
　　　
　　9月30日大会下午三点开始，会议的议程主要是两项选举，第一项是选举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是用举手的方式；第二项是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代表们投完了票，在检票人员统计票数期间，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我也随代表们去了。　
　　大约在傍晚六时，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接着全体代表静默志哀。默哀毕，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A…R；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最后，毛泽东大声喊道：请各单位首席代表到前面来！首席代表们排着队，每人用铁锨铲土奠基。　
　　纪念碑奠基典礼完毕，代表们回到会场听取选举结果：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陈毅、贺龙等五十六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全体代表热烈的欢呼声和鼓掌声中，毛泽东主席宣布政协全体会议的闭幕式开始，朱德副主席致简短的闭幕词后，大会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国歌声中庄严闭幕。　
　　在历时十天的政协会议中，我的感受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了，正在亲手缔造一个新的中国。　
　　　
　　开国庆典　
　　　
　　10月1日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庆典，作为工作人员，我们提前来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下。因为没有布置给我上天安门城楼的具体任务，所以我就一直站在城楼下的西侧，一手拿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程序”表，一手拿着秘书处发给我们每个工作人员的一瓶汽水，未敢随便走动。　
　　我站在那里，觉得自己好像是拿着一个“手榴弹”在保卫天安门。我看着典礼的程序一项接一项地进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　
　　快散会时，议事科的好多人从天安门城楼下来了，问我为什么不上去？我说：我以为我没有城楼上的任务就不该上去。他们说他们也并非都有任务，只要是工作人员都能上去，笑话我太呆太傻了。我也为自己错失在天安门上俯视庆典壮观场面的机会而深感遗憾。　
　　我和议事科的同志们一起步行回中南海，也像是一个小小的游行队伍。天已黑了，我们刚走进中南海大门，只见五彩缤纷的烟花腾空而起，天空美极了，我们高兴极了，情不自禁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告别中南海　
　　　
　　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只有一些收尾性和过渡性的工作了。告别中南海的日子已经临近，产生了依依不舍的心情。记得我曾对科长说：“下次政协开会，我们愿意再来服务，一定会比这次工作得好。”　
　　孙传禄科长召开了一个告别性的会，他恳切地对我们说：“秘书处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从各地抽调来的同志都要回去了，你们也要离开了。你们还很年轻，应该继续到大学学习，多学些本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会后，议事科的全体同志在怀仁堂门前摄影留念，同志们相互道别。　
　　平时和李鸿礼同志工作联系少，但毕竟在同一办公室，他的俄文很好，他把新翻译出版的关于东欧的两个小册子签名送我，作为临别礼物。迟先达同志在一张政协代表签到纸上为我题字：“为人民服务要忘掉自己”，作为临别赠言。　
　　我们20名高中毕业生大部分人上了大学的理工科。　
　　　
　　六十年后感言　
　　　
　　六十年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　
　　我在心中已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增添了一句话：六十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进道路上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新中国的六十年已经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中国的前程会更加光辉灿烂，应该更为完满地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责任编辑　萧徐）

康濯何以揭发丁玲·徐庆全
　　问题的提出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1979年后，这个冤案才彻底平反。　
　　从文艺界一些老前辈及当年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发轫，始于作家康濯的一份对丁玲的揭发材料：　
　　曾长期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黎之回忆说：　
　　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后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7月下旬，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翻印件＇58＇印字62号）（黎之：《文坛风云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页101）　
　　黎之所说的“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是刘白羽，而“党总支书记”则是阮章竞。刘白羽和阮章竞联名的报告所附“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则来自康濯。张僖回忆说：　
　　反“胡风反党集团”时，作协《新观察》编辑部的戈阳提出，我们党内有一股暗流，反党，点了舒群、罗烽、白朗、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名字。康濯接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独立王国，他指的就是《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　
　　丁、陈集团的事情，主要是康濯的揭发。这个会议以后，康濯写了一份材料交给了刘白羽同志。康濯写了一个材料，说丁、陈搞独立王国，并把材料送给了刘白羽。去年，（指1998年——引者）刘白羽找我去回忆时，我说，我听说有这么个材料，但是当时你没有给我们看。当时，刘白羽看了材料后对阮章竞说：康濯有一个材料，要转给陆定一部长，你在上面签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