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9-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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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有给我们看。当时，刘白羽看了材料后对阮章竞说：康濯有一个材料，要转给陆定一部长，你在上面签个名。也是去年，我与阮章竞回忆这件事时，老阮说，当时也没有看这材料是什么内容，当时刘白羽让签名，我就签名了。这个材料，就直接送给定一同志（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记录）。　
　　1955年7月25日，这份材料送给陆定一后，陆定一向中央写了《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署名报告。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即开始了对丁玲和陈企霞的批判。　
　　上述回忆的确说明，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康濯的揭发材料是个引线。而康濯为何要写揭发材料？一份揭发材料何以就能导致一场对当年国内外著名的作家丁玲的批判？亲历者对这两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并没有答案。本文试着就这两个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文艺界的老前辈和文学史研究专家。　
　　　
　　康濯的知情者身份　
　　　
　　在当年那场揭发批判中，丁玲、陈企霞被称之为“反党小集团”的重要“罪证”，来自于他们在两＋…g位的作为，一是中央文学研究所，一是《文艺报》。揭发丁玲的康濯，恰恰都跟这两个单位有着较深的渊源。　
　　早在1946年，在阜平县抬头湾村主编《时代青年》杂志时，康濯与在那里写《桑干河上》的丁玲住在一村子里，那时，陈企霞也在华北联合大学。几个月间，康濯与丁玲及陈企霞两家过往甚密。1949年后，丁玲发起筹备文学研究所时，就把康濯拉来一起筹备。文学所挂牌后，丁玲为所长，康濯是第一副秘书长，实际上是具体领导文研所工作的第一把手。因此，他对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作为，有相当的发言权。　
　　《文艺报》原本为一本内部刊物，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丁玲接手过来，办成了一份指导文艺批评的权威刊物，在延安时就与丁玲相熟的陈企霞，与丁玲一起担任主编。1952年，丁玲退出，冯雪峰担任主编。陈企霞仍在。康濯此前与《文艺报》没有联系，到1954年，冯雪峰遭批判后，他才成为“负主要责任”者。　
　　而伴随着康濯成为《文艺报》“负主要责任”的过程，也是冯雪峰被批判，进而上挂下连到丁玲和陈企霞——二人在《文艺报》搞“独立王国”罪名被坐实的过程。　
　　1954年，“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写出一篇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据说被《文艺报》拒绝而在《文史哲》刊登。毛泽东读到后，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对“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大加赞赏，对《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的举动表示不满，进而在文化思想界引发了一场“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宣部多次召开部务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据康濯回忆，在中宣部召集的“矛头”“主要直指《文艺报》”的部务会扩大会议上，“文联、作协、文化部许多党员负责干部参加，陆定一同志（时任中宣部部长——引者注）主持，开了多次，主要批评了《文艺报》负责人冯雪峰、陈企霞以及前期负责人丁玲，周扬同志也受了批评，他们并都做了检讨”（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载季羡林主编：《枝蔓丛丛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页535）。　
　　中宣部召开多次会议后揭发出来的事实，认为《文艺报》的错误是严重的。“除了投降和袒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压制马克思主义者的新生力量外，还发表了许多宣传错误理论的粗暴的武断的文艺批评，对文艺创作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甚至说它“已变成一个违抗党的文艺方针和拒绝党的领导的独立王国”。因此，指定了由林默涵、刘白羽、康濯、张光年、严文井、袁水拍、钟惦荣等参加的一个专门的检查小组，检查和整顿《文艺报》。12月4日，中宣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文艺报》新的编委会拟由康濯、刘白羽、侯金镜、黄药眠、王瑶、冯雪峰、秦兆阳等7人组成，由康濯负主要责任，不设主编（陈清泉宋广涓：《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页394）。康濯由此与《文艺报》工作有了联系。　
　　当年被批判的陈企霞，在后来写出的《陈述书》中写道：“这些会议，已把我的问题提到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骄傲自大的这一类范围上了。”“譬如说在中宣部会上，其实并无什么根据，竟有人说我是文艺界的高岗。譬如说，前文艺报的编委张光年（光未然）提出建议，他认为文艺报整个文艺方向和路线（在我们党团生活的习惯中，一提到方向路线，完全是能使人觉得严重的，这也是应该如此的）有问题，要求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这委员（会）也在大会上产生了（附带说一下，这委员会并无任何审查结果的报告，至少作为文艺报负责人之一的我，完全不知道这委员会如何工作的，有什么结果）”（胡平、晓山编《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二）》。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页417—418）。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检查《文艺报》时，“反党”、“独立王国”的罪名就已经提出来了。虽然作为前主编的丁玲也受到了批评，并作了检讨，只不过是当时“独立王国”的帽子没有公开给受到牵连的丁玲而给了陈企霞而已。二是，中宣部成立检查《文艺报》的专门小组。这个小组并不像陈企霞所说“并无任何审查结果的报告”，没有做什么工作，而是作了大量的工作。把陈的问题“提到反党、反中央、反领导，独立王国，骄傲自大的这一类范围上了”，这就是这个小组的工作“成绩”；而且，这个小组也已经把矛头引向丁玲了。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回忆说：　
　　1955年春，有一天我遇到马烽，马烽和我说：你给丁玲写封信，告诉她，如果作协通知她回来，立刻就回，不要推托（丁玲在1955年2月到无锡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引者）。我不大明白马烽的意思。后来才清楚原来马烽已看出批判的潮头推向丁玲了（张凤珠：《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公正》，载汪洪编：《左右说丁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页265）。　
　　批判《文艺报》，康濯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既然这次批判已经坐实了丁玲、陈企霞搞“独立王国”的罪名，康濯要写揭发材料，还不是手到拈来？揭发材料自然会有“震撼”的作用。　
　　可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这份揭发材料。　
　　在1956年的肃反甄别阶段，丁玲、陈企霞要求为此案平反时，康濯曾就这份材料对人解释过。他说，当时那些人对他的揭发有所歪曲。我是在跟党组谈话时。一是说丁玲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二是说你们作家协会领导同志之间不够团结。建议你们开个会，把三十年代的问题也一块谈。我怎么知道，我的意见变成了丁玲个人和党的关系的问题。你们把我摆在起义的位置上让我下不了台（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页88）。　
　　康濯的叙述，当然有些避重就轻，但从中也可看出，他首先是在与作协党组谈话时谈到丁玲的情况，党组认为他所说的情况很严重，要他写成书面揭发材料的。而从前引张僖的回忆看，康是在作协党组批判胡风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先讲的。　
　　康濯所言的“丁玲有严重的自由主义”是什么？当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的公木，在1957年的讲话中披露了概要的内容：　
　　据KZ（指康濯——引者）同志检查：文研所的干部，至少在以下三点上，是在丁玲思想影响下，又帮助丁玲扩大了消极影响：（1）提倡对丁玲的个人崇拜、从创办的传奇到挂像，一直到教学计划中“五四”以来新文学部分关于丁玲作品的课堂讲授。（2）宣扬文研所一贯正确。相形之下，别人都是累犯错误；宣扬文研所是文艺党校，是文艺的最高学府。使着不少人都有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之感。（3）把创作看得高于一切。万般皆下品，唯有创作高。对毕业学员也是片面地强调能写出作品来，实际上很少进行服从组织、做好工作的教育。凡此一切都是与文学的党性原则背道而驰的（张菱：《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页265—266）。　
　　就这样几条——当然，还要加上检查《文艺报》时丁玲、陈企霞搞“独立王国”的“罪状”，就成为一个“反党小集团”的引线？现在看来，真是难以置信。但是，如果联系到当时作协内部复杂的具体情况来看，则就不奇怪了。　
　　　
　　作协内部“话语权”的争夺　
　　　
　　1955年10到作协担任秘书长的郭小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份交待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　
　　原来文化部方面是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周扬。周扬有文艺界的实权是从54年或55年初开始的。当时周扬手上只有作协，当初只有作协归中宣部，其它协会归文化部管。　
　　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55年底，康濯写了一个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丁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有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很，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派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　
　　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玲是杀鸡给吓猴，把作协的阵地抓到手上来。搞了丁玲，就要搞创作，搞出成绩给中央看（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15。引文中的“1955年底”应为“1955年6月”）。　
　　经历过那场批判的黄秋耘回忆说：　
　　反右前后那个时候，作家协会的权力主要属于文艺官僚，像刘白羽等人，他们代表党来管作协，管文学。还有一些就是创作上的实力派，以丁玲为首，团结了一批真正写出了作品的作家，包括小说《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等人。那个时候，这个文学创作上的实力派跟作协的当权派，跟刘白羽那些文艺官僚斗得很厉害。为什么对丁玲那个“一本书主义”批得那么厉害呢？丁玲不是说作家最要紧的是要有一本书，有了一本书你就站住了吗？这确实说出了她的心里话。她拿这个作本钱来反击刘白羽他们那些文艺官僚。刘白羽连《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的一本书都没有呀。他靠的是职务。他是军人呀，那他是什么样的军人呢？他并没有打过仗。他有的是职务、权力。“是中央派来的”，即周扬派来的。他靠的就是职务、权力这个东西！所以，矛盾就发生在争权（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页4849）。　
　　郭小川和黄秋耘的记述相互印证，当年周扬、刘白羽与丁玲之间的“争权”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争权”与我们现今所看到的某些体制内的争权具有不同的性质。现今体制内某些人的争权，是为了“夺利”；而当年，是集体主义话语权张扬、个人自由主义遭唾弃的时代，作为有坚强党性的周扬、刘白羽等人，是从维护“党的领导”来争夺话语权力的。在中国作协党组对丁玲、陈企霞进行批判后，向中央写出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中，罗列了丁、陈四大“罪状”：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是这些“罪状”的核心。刘白羽之所以“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是因为在他及周扬看来，丁玲的自由主义行为、以及由于她个人的威望所凝聚的一股力量，已经严重动摇了党在作协乃至中宣部的权威。　
　　在后来对丁玲批判时，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所作所为被认定为“搞独立王国”，从周扬、刘白羽维护党的领导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认定并无错误，从文学研究所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变化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来。　
　　1952年，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提议停办文学研究所。胡乔木出于什么考虑，不得而知。据陈明回忆，最反对胡这个提议的是康濯。1952年冬天，田间、康濯两人到大连去找丁玲，说，听说文研所要被取消，他们两人很着急，也很气。丁玲说不了解情况，回去后了解一下再说（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页88）。丁玲回到北京后，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就此事交换意见，决定开一个党组会议讨论一下乔木这个提议。大概这次党组会议否定了胡乔木的提议，因而有了“会后乔木同志决定缩小编制，改为‘文讲所”’的结果。与此同时，丁玲并给刘少奇上书（由康濯执笔），要求把文研所办下去。尽管如此，胡乔木仍然“认为可以停办一期”，“准备教学力量，以便将来办成名副其实的有正规教学制度的训练创作人员的学校”（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页63）。不过，乔木这个建议也没有实行，1953年8月，第二期学员照常招生。这年秋天，丁玲辞去了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改由田间担任。　
　　丁玲辞职后，就出现文学研究所的人“集体撤退”的现象。1957年9月25日，公木在文学讲习所第八次部分毕业生座谈会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一点：　
　　1953年中央提出暂时停办函授、筹办正规学校的建议，因为不符合丁玲的想法（这时丁玲的想法是要办文学合作社，拉一批人在这里搞创作，实际上是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为对党闹独立性的资本）。所以就抵制，并散布不满。后来文学合作社的想法行不通，就甩包袱，纷纷撤退。直到第二期中途，丁玲时代的所有负责同志都完全退光了。后走的，差不多都去找丁玲商量，走私人路线离开文讲所。……在撤退以前，丁玲在文研所以至文讲所是有很高的个人威信的，干部也帮她“树立”威信。尊重领导并没有错，制造传奇故事，夸大事实真相，是带有个人崇拜意味的。这时期，有某些干部在丁玲的拉拢下，有感情结合的宗派情绪，挂像、发动写信以至集体撤退……都说明这一点（张菱：《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页268）。　
　　公木的话虽然带有批判的痕迹，但所说的事实并没有错。当时，“工作最积极的康濯沉着脸甩手不干了，以后调到作协搞创作。马烽调到作协创作委员会任副主任。陈学昭、严辰、逯斐、李纳调到作协搞创作。西戎调到山西省作协，雷加带着一些创作研究室的人到了北京市文联。教务处主任石丁调到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当主任”。到1953年冬至1954年春，文学研究所“一些了解底细的领导人”，又“相继要求调走”。副所长田家调北京市文联，邢野调电影局，田间去搞专职创作。至此，文学研究所的主要成员都撤离了，唱起了“空城计”。　
　　为此，中国作协党组接管了文学研究所。1954年2月，改中央文学研究所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这才达到了胡乔木“缩小规模”的目的。文学讲习所人员由作协党组来调配，任命吴伯箫为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