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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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能这么等着，就把帐篷重新搭起来，白天晚上在那搞，礼拜天都不休息，大概在２８号做出了两三发药柱，打响了第一炮。过了五一节以后，随着爆轰试验的要求，我们对炸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原来是用单质炸药就可以满足爆轰试验的要求，后来就不行了，要混合炸药，就是要求爆速高、能量高、密度大。上混合炸药浇注中间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要解决质量上缩孔的问题。当时这个药柱一个是缩孔，一个是裂纹，这个比较明显，是不行的。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咱们加工车间做不了那个球，球模具很不好做的，要求精度很高。后来没办法了，我说我回我们厂子去吧，回娘家。那时候动员大家回娘家，缺什么你可以回娘家解决。我就专程回到我们厂子，一说，我们厂长书记很支持，拿来两套小球模具，还没要钱。我本来说我们该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但他们一听我们是搞这个的，不要钱，白送。
当时为爆轰实验提供炸药部件的工程师张寿齐说，爆轰现象的发现可追溯到１８８１年。我国是黑火药的发源地，有许多应用进展，但以高能炸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爆轰学，在中国一直都是空白。爆轰试验开始时，熔炸药用的蒸气锅是在护国寺买的一个普通的茶水炉，熔药桶是从工程兵借助来的，用马粪纸做的药模代替金属药模，用人工搅拌代替机械搅拌。蒸汽熔化的炸药气味刺鼻，毒性大，帐篷里满是雾腾腾的粉尘和蒸汽，让人窒息，但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尽快搅拌，只有这样，炸药部件密度均匀。靠这些土办法浇铸出了第一批炸药部件。１７号工地那里正好是个风口，一刮风，就沙尘呼啸，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夏天冰雹有乒乓球大，能把羊打死，冬天接雷管起爆线要不断跑到工号去烤手，否则手冻僵了，接不上。
刘文瀚１９６０年从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后，于９月份到九所报到。按那时的规定，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先要下放劳动一个月，刘文瀚下放的地点是在顺义县。虽然是强度很高的体力劳动，但粮食定量却一下子从３６斤减到２８斤，有些同学饿得不行，只好到地里捡老百姓摘剩下的豆子、打兔子、挖老鼠洞。挖老鼠洞并不是为了吃老鼠，而是可以从洞里挖出好多粮食来。一个月后，刘文瀚来到了二室主任陈能宽手下，搞爆轰试验。
刘文瀚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说美国搞原子弹用了多少年，苏英法用多少年，意思是中国用的时间短。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是１９４３年成立的，到１９４５年爆炸用了一年七个月，而我们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４年用了４年。美国是从无到有，响不响从不知道，而我们是知道了肯定能响，并且也多少知道一点怎么把它弄响，因为苏联专家讲过一点基本的东西。搞科学就要有科学态度，只凭时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说到当时搞爆轰试验这个事，爆轰属于流体力学里面的不定长运动，当时国内没有教材，国内专家只有郭永怀一个人，我们刚开始提出的口号是边干边学，干成学会。那个时候我们自背行李，冬天两床被子两床褥子都要背着，打一个很大很大的行李卷，坐公共汽车，中间换一趟车，到西直门火车站，在东华园下车。一下车就发现塞外情况跟关内不一样，黄沙扑面，有时没车接，自己扛着行李卷走２０里地，迎风走。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军营，一共有二三十人在里面住，三张大通铺，每人就这么宽吧，不到２尺。一天只吃九两饭，还不够我一顿吃的，我们的同事有的能吃二斤炸油饼，长期挨饿，不知道饱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走６里地去试验场。试验场有一个碉堡，山上还有烽火台。我们是搞起爆元件的，原子弹要用炸药来引爆，要实现同步起爆，一块往里压，才能把里面的核材料从亚临界状态压到超临界状态。核武器的原理一般的都知道，两块铀－２３５一对，两块都是亚临界的，对在一起就是超临界。两块一对，接触的部分能量非常大，马上就推开了，核反应就马上停止了，你必须把这两块压在一起，让它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后边的就靠炸药来推，这就叫枪法式，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就是枪法式的。它的结构简单，但是核材料利用率太低了。美国还在长崎扔了一颗内爆压紧型的，核材料利用率就要高得多。必须在一个炸药球面上同时起爆，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完全靠计算算不出来，只好从试验入手，当时我跟陈能宽一起做这个工作。那时只有两台上海出的手摇计算机，我手摇计算机的技术是相当过硬的，后来我练得比电动计算机速度可能还要快一点儿。第一块瓦片是陈能宽起的名字，叫坐标一号瓦片。瓦片聚焦，真正是中国自己的，而真正攻关的，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这一代年轻大学生。第一次试验就证明，通过瓦片聚焦是可行的。不过，当时在我们九院内部也有争论，因为这个问题在国外现成的资料里没有人给出现成的解法来，也没有说这个问题一定行。王淦昌认为这个问题还要探讨一下，陈能宽坚持可以走这条路。结果第一炮做试验就证明这条路是可通的，这是一个跃进。虽然没有达到瓦片各个部位同时打在球面上，但说明这个问题是可行的、可以解决的。陈能宽是留美的博士，人特别好，有一次我们晚上算数据算得非常晚，一直算到午夜，他家在这，他也没回家。我倒没关系，因为我住单身宿舍，我可以陪着他算。那时候是饿着肚子算的，到半夜陈能宽感到有点儿疲劳了，我也疲劳了，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窝头来，说这个是我晚饭省下的。他拿窝头分给我一半，说吃吧吃吧，我当时还不好意思吃，当时粮食定量那么紧张，人家陈能宽是很有名望的专家。他说不要客气，吃完了咱们还得算呢。结果吃完了以后又算，算完了大概是第二天了。
王淦昌来到九所后，分工主管爆轰试验工作。在陈能宽提出瓦片聚焦方法之后，他提出另一种聚焦方法——炸药透镜法，即用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把分散的球面爆轰波调整为平面波，再使爆轰波从平面变成向心聚焦波。按道理讲，这种方法肯定能够实现爆轰聚焦，没人怀疑。后来经过调研，了解到美国当年投到日本的胖子型原子弹就是这么做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符合要求的高低爆速炸药的及时研制成功。多路探索是原子弹技术攻关时的常规做法。九所领导对两种爆轰聚焦方法都很重视，都给予人力物力上的支持。然而，在技术途径的选择上，专家之间仍然存在分歧，有时争论很大。对此，二机部党组研究后认为：对哪一种主张都不能压，对专家们的分歧要进行疏导，要根据实际科研工作情况，依靠专家集体讨论决定进退和取舍。据此，所领导组织力量对两方面的攻关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起爆元件聚焦研究打一炮有一炮的收获，进展较快；炸药透镜聚焦研究进展也不错，但因高低爆速炸药研究难度比较大，存在不少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１９６１年７月，由九局副局长郭英会主持召开聚焦技术途径决策讨论会，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等所领导和科学技术专家以及具体负责研制任务的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在认识基本一致的基础上确定：产品内爆聚焦方式，以起爆元件聚焦研究为主攻方向，炸药透镜聚焦研究为辅。
１９６１年下半年，起爆元件聚焦研究继续获得进展的同时，高低爆速炸药工艺的研究也有进展，实现炸药透镜聚焦也有把握。但是，用已掌握的工艺制成的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比较肥硕，体积大，太笨重，而王淦昌提出的泡沫炸药工艺的研究客观条件差，一时难以成功。经过再三研究决定：第一个试验性产品内爆聚焦方式采用起爆元件聚焦。由于决策的科学、民主、周到、稳妥，王淦昌虽然十分惋惜自己提出的方案未被立即采用，但最后还是放弃了炸药透镜聚焦方案，转而和陈能宽一起指导青年科技人员设计、调整起爆元件的工作——王淦昌倡导的泡沫炸药等后来在７０年代相继研制成功，并在其后的核武器研制中派上了用场。上述决策后，九所爆轰实验室集中力量开展起爆元件的设计和试验工作，在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打了百余炮，设计调试成功了第一个起爆元件，并通过爆轰传播规律与驱动规律的研究，于１９６２年底完成了起爆元件的定型。
刘文瀚说，在１７号工地，最紧张的时候一天要打几十炮，有时候还没有水喝，当地老乡告诉我们，这地方过去经常有狼群。有一天晚上睡觉，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发现有一头灰狼进来了，就绕我们那个大通铺转了两圈，猛然又把前爪伸到我的被窝里面，吓了我一大跳，大叫一声狼来了，结果把其他人都吓醒了，说刘文瀚你怎么回事？我这才知道是刚刚做了一个噩梦。原来是我旁边那位同事叫谢志忠，他冷，脚丫子伸到我被窝里来了。我过去从来没看见过炸药，第一次看到黄色炸药的时候，让我抱着走，非常害怕，好像这个炸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有一次，我跟刘敏一起看着炸药，等别人没有来，又害怕它炸了，我们就把门给锁上了，后来别人取炸药开不了门，只好用锯锯开。炸药工房冬天非常冷，还不能穿皮鞋进屋，怕你把沙子带进去，我们要把皮鞋脱了，光着袜底儿进到里边去安装。有一次王淦昌教授跟我们一起去安装，到里边看了看。哎呀，这里边实在太冷了，怎么这些同志都是光着袜子进来的。这样好了，给他们一人买一双棉鞋吧，专门做工作鞋。这王淦昌说了话了，我们的工号里头于是就有棉鞋了。科学家中，一个王淦昌，一个邓稼先，平易近人，从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别的人没法跟他们比。在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气候里，不说违心话是很难生存的。
天下第一大事
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就像是大洋中的一叶扁舟，又破又漏，随风飘摇，充满了危险。在刚刚起步的原子弹制造领域，苏联专家撤退走人，釜底抽薪，对正急于挺直腰杆站起来说话的中国人而言，不啻于当头一棒，接踵而至的大饥荒，更是雪上加霜，深化了危机。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大幅度调整，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压缩城乡人民的粮食定量。全国人民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核工业战线的职工当然不能例外。刘杰说，核工业多数单位地处深山、戈壁和高原，自然条件很差。酒泉厂在戈壁滩上，风沙大，气候干燥寒冷，四邻无靠。青海厂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寒草原上，空气稀薄，年无霜期仅４０天，常年离不开棉衣。这两个厂的职工在劳动和工作中的体力消耗大，只有不多的粮食和稀少的副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酒泉厂等单位恰恰处在重灾区，所以，最可能、最可怕的就是断炊。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发来告急电报，其中一份竟说库存粮只够吃７天的了，后来又说仅剩３天的口粮了。一个拥有３万多人的建设工地，如若断炊，那将是何等可怕的灾难。这还不算，在粮食供应脱节的同时，燃料煤炭也快用完了。
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２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领导刘昌、周秩等人给刘伟副部长发来特急电报说：工地气温摄氏零下２５．５度，我厂用煤十分紧张，库存煤只能用到１３日，外面的煤运不进来。１月２日到１１日，从新疆柳树泉车站发出１０５０吨煤，至今只收到２００吨（正常情况２天即可运到）。并且发现玉门东、酒泉、柳树泉车站已卸去我厂２３５吨煤，其中１２５吨是根据乌鲁木齐铁路局６日５０１２号命令卸的。据我厂催运人员反映，乌局管辖的几个车站仍在继续卸车，现在追查中。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已派出干部沿途查询押运，如不能很快进煤，不仅全厂吃饭、采暖即无煤用，更严重的是仓库里的国外设备有冻坏的危险，请部通过铁道部制止有关铁路局和车站卸车，并协助我厂早运煤进厂。
周秩当年在东北剿匪时，曾缴获了谢文东的战马，１９５７年７月，他从解放军后勤部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调了出来，担任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长。周秩说，我们刚到这个戈壁滩创业，脚跟还没站稳呢。那时候风沙很大，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吉普车，前面的玻璃都打毛了。一刮风都是灰尘。人们说，这里风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我们那时住在帐篷，一刮风就得起来拽着帐篷。另外喝水也很困难，用火车、汽车运，一吨水等于一吨汽油的钱，那时候真叫滴水贵如油啊。早上用过的水不能倒掉，留着晚上再用。特别是进去以后的第一个冬天，什么都缺。冬天我们在帐篷里怎么睡觉呢？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我们叫全副武装睡觉。火炉到半夜就灭了，火炉上头的那壶水到早上就结冰了。早晨睁开眼，被子上枕头上都落了一层沙子。到了１９６１年的冬天，粮食就很紧张了。当时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戈壁滩上特别严重。那时我们职工大概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那算多的了，后来连这点也分不到了，最后只剩了几天的粮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大的缸子，我保存了好久，主要是喝稀饭。那时候炊事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他那个勺子舀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都不一样，舀深一点儿你就吃得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你就只能喝稀的了。不过能喝稀的也好啊，也能顶点儿饱。到了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就买些酱油膏，泡一碗酱油膏一喝，再躺倒睡觉。我们全厂的人，包括我在内，全部浮肿了，脸上身上一按就是一个坑。向上级报告了之后，从南疆紧急给我们调粮食，我们把全厂５０台最好的解放牌新汽车调去运粮食，从南疆运到吐鲁番火车站，再运到我们那里。从南疆运到吐鲁番来回一趟３６００里，十五天才能运一趟。这样陆陆续续运了二百多万斤粮食过来，算是救了几天的急。我们那时到处去求援，我原先是三五九旅的，所以新疆我很熟，王震在那时嘛，我到那儿求他们支持，他们问我你要什么，我说凡是能吃的我都要。这时候确实特别紧张，因为危机一直存在，中央就让我们赶快疏散，上边甚至说，你们再晚一些撤的话，去飞机运也来不及了。你几万人在戈壁滩上，我们那里几十里地没人烟，最紧张的时候只剩了几天的粮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向外边跑。但是这么大数量的职工向外疏散很困难，又是冬天，在路上那是很困难的，不饿死也肯定会冻死，所以走出去也很困难，再说也找不到地方安排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分析了整个情况以后，我们向上级提出来，说我们在这里坚持，希望尽量给我们支援，我们想办法渡过难关。因为真要一撤走，损失太大，将来再恢复，那得耽误好多年的时间。
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当时正好在底下蹲点，主要在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这两个厂来回跑。袁成隆说，那个时候啊，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西北一带那更困难。没粮食吃，所以，中央很着急，很关心我们这两厂子。所以，中央有的同志提出来，要撤，坚决主张撤，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