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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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二机部部长的秘书，刘正威跟随刘杰，陪同张爱萍一起到底下去做调查。刘正威说，出去的时间是１０月９日。那天一到飞机场，我估计是军委派的专机了，我看张爱萍同志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非常潇洒，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就陪他们出去了。出去以后先是从东到西，可能是先从包头起点，然后是登高原跨戈壁。他这么一段大概用了二十多天，二机部主要的厂矿都看过，我的感觉是他越走兴致越高。回来以后稍事休息，就是在１１月２日，他们就到聂总那作了一个汇报，这次汇报我没参加，是刘杰、刘西尧、张爱萍他们去汇报的。汇报以后，我那时正在办公室坐着，刘杰同志说你代张爱萍、刘西尧他们起草一个这一次行动的调查报告吧？我说那好吧。那时候刘杰倒没作更多的指示，因为沿途刘杰、刘西尧、张爱萍总长他们的讲话精神基本上我都了解了，对部里各个单位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们出去的思路我也比较清楚，所以我就给他们起草了一个报告。起草完我就把它誊清了，给刘杰过目了以后就送给张总长了。当时文件比较机密，我就坐上车送到张爱萍同志的家里面。
这之后，刘少奇主持会议，由罗瑞卿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原子弹研制的情况。刘杰也参加了汇报。刘少奇说，１９６４年能爆炸很好，如努力了还不行，１９６５年也是好的。但不努力就不对了。当汇报到原子弹技术的复杂性和高度综合性，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任务，需要全国各方面的配合，中央应有专门机构抓时，刘少奇提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现在就搞，否则就耽误了。你们提出个方案和名单，报中央批准。刘少奇知道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尖端工作，所以说话留有余地。为了更好地做工作，他提议最好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加强领导。
会议结束后，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报告，其中没有提１９６５年这个后限，而突出说力争在１９６４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并且，为了保证实现这一目标，报告还提出了由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的１５人中央专门委员会名单。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后，在第一页的空白边沿处批了１５个字：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刘正威说，实际上，二机部的一切工作都是按１９６４年爆炸这个目标做的。罗瑞卿在向中央的报告时，把至迟１９６５年爆炸这一句留有余地的话删掉了，只说定在１９６４年炸，这也是聂荣臻的意见。那么毛主席就批示了，很好，照办，这就成为一种决策了。刘杰回来传达时就老讲，锣鼓点越敲越紧了。设立中央专委会，历史证明它的作用的确太大了，周总理亲自挂帅，那可不一般啊。当时罗瑞卿也感觉到了，他的一些话也不是那么太灵了，不是老吵架嘛，所以，专委的成立非常及时。
中央专委除主任由总理周恩来担任外，还有７位副总理和７位部长级领导，即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专委会第一次开会时，决定设立一个专委办公室，由罗瑞卿兼办公室主任，赵尔陆兼常务副主任，张爱萍、刘杰、郑汉涛兼副主任。专委会下属办公室的９位成员是周恩来亲自和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选定的一些国防工业资深专家，分别是刘柏罗、许淦、赖坚、李光、宋良甫、怀国模、朱科、泉松春、高魁宽、汪祖辉，其中秘书长是郑汉涛，副秘书长是冶金部金属司司长刘柏罗。
刘柏罗和吴际霖一样，在延安时就造过手榴弹，现在有机会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工程，极富戏剧性。刘柏罗说，那时候国际斗争挺麻烦的。我们正在北京开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钢铁标准会，好多国家都来参加，会上斗争挺尖锐。东欧有些国家对苏联很不满，我们也不好挑他这个东西，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我是冶金工业部的钢铁司长，所以由我来主持这个会。那天晚上刚开完会，还没吃饭呢，冶金部王鹤寿部长就通知我，让我到他家里去。去了一看，好多副部长都在这儿，吃饭中就讲了，说是中央啊、总理啊要调你到国防工办。那时候没说专委要抓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工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只说你明天就得去，明天上午８点到赵尔陆那儿报到。他也没有讲具体内容，说完这个没话说了，也不好讲什么，保密保得很厉害。我挺紧张，第二天就报到，就这么来了，很简单。中央专委成立后，要组建一个办公室。我们那个时候先调到了４个人，李光、赖坚、宋良浦和我，其他５个暂时还没调来。专委会成立后的第１３天，总理开会，是１５人专委的第二次会议，这一天是１９６２年的１１月２９号。总理首先讲，今天介绍咱们４个专委办公室的干部，新调来的。就把我们一个一个都介绍了。完了就专门对办公室，对我们提出要求了。总理说，你们都是从高级岗位上调来的首长，到了专委办公室工作，既是首长，又是脚掌，要腿勤手勤口勤。你们过去都是首长了，到这里以后，你们权力很大，因为你们代表的是中央专委，专委会定下来的事儿，你们去执行的时候，权力最大。另一方面你们的权力也最小，因为你们个人不能决定任何问题。每次开会时，有好多情况，总理他要问啊。我们事先要准备一个专委会议的议题要点。后来，总理就指定我一开会要坐在前面，坐在前面念这个议题要点，我都不大好意思。议题要点包括各部的意见，还有我们对处理这个项目的意见。然后，专委会上就一条一条讨论，很细致的，都是根据各部门的报告，特别是二机部的报告整理出来的。报告很厚一摞，总理在开会以前，他都看。又看了议题要点，他认为可以了，才开会。一般要准备三个月，比较充分的准备。开会的时候好多问题，一般都能够取得一致，但也经常有争论。一般会前大家都看过文件，了解了各方面的意见和我们的议题要点，有不同意见当时就提出来了，我们就做些补充修改。所以，到正式的会议上效率就比较高了。在这第二次专委会议之前，有人曾提出中国应该像印度尼赫鲁那样，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他的意思也是说这样更利于领导。周总理对此表示不同意，说，我们不搞尼赫鲁式的原子能委员会，我们的专门委员会和他们不同，是权力机构，是政策领导、组织领导机构，负责行政组织、检查工作。
李先念最怕冷拳头
中央专委成立之后，在１８天之内接连召开了三次会议。周恩来对二机部的人说：我们的专门委员会是权力机构。主要是帮助你们运用辩证法，搞好科研工作，支持你们，解决你们解决不了的困难。
原子弹是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浩大工程，往往要倾一国之力才能进行。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下，原子弹制造所需的投资，无疑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并且，在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不可预见的因素很多，有些项目事先无法列入计划，常常在事到临头时突然冒了出来。因此，在中央专委的会议上，争论往往在所难免。
刘柏罗说，有一次开会，李先念同志因为是管经济的，对尖端事业老是冷不丁要钱抵挡不住，就提出来，说不要打冷拳头，别打冷拳头。因为他财政上很困难，他提前都部署好了，剩下的经费没多少，你这一下子说要增加经费，好，提上去了，他就措手不及，确实很困难。另外，有的领导讲，当然是专委会成员了，说专委会开的可是有倾向性啊。罗瑞卿就站起来了，他说，专委会就是有倾向性的会议，就是专门支持二机部的。不这样，他怎么能搞起来。就一个二机部，你让刘杰单独搞出原子弹来，那行吗？大家不支持就搞不成。这么一讲，大家也没话说。
中央专委会日常事务的主要负责人，是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他本身也是专委会成员。赵尔陆在建国初期曾担任军事工业的部长，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在中国导弹原子弹研制中，赵尔陆是做得最多说得最少的一位高层领导者。刘柏罗说，赵尔陆工作很认真，很周到细致，作风也很好。他每天都看《毛选》，那么大岁数的人也看《毛选》，而且坚持不懈，天天抽一定的时候看。他不在办公室里看，不是给别人看，而就在自己家里看。对核工业，他对总理的安排是很重视的。为了方便，为了把工作理顺，好多事儿他都叫我直接找总理，总理也经常直接找我。如果总理找我，我马上就给赵尔陆汇报，他说你别找我了，总理怎么说你赶快怎么办吧，免得耽误时间。那时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两年实现这么大一个任务，确实不简单。有的项目真正要钱，不是每次都到专委会议上要钱，平时一般都在赵尔陆那儿，提上来了，赵尔陆马上就开会，还缺什么东西，就请人家那个单位的领导，把计委的人也请来。赵尔陆主持，跟人家说好话，提这个问题，然后来解决。光靠二机部去跟计委要钱，那也是很困难的。有了赵尔陆了，因为他还代表军委、国务院这个关系，他还是很有威望的一个人，办起事儿来，经过他比较痛快。到一定的时候，要认真检查工作，总理就指定赵尔陆，带上我们出去检查落实。有一次，又是为了钱的事情，他就跟薄一波两个人对着吵。薄一波说你们又要钱又要房子，你们就这么干呀。赵尔陆说那怎么办啊？不要钱不要房子，干不起来啊。两个人在会外争吵，会议上因为总理在那儿，谁也不好说什么。从西华厅出来有个小桥，会外的时候他们走到桥上，薄一波说，你下回不能这样，这样来还行啊，老是临时提问题，又要这么多，钱啊设备啊好多。赵尔陆就说，下回还这样，下回还得干啊，新问题不断。他们两个都是山西老乡，争论几句，后来也就算了。那时候专委会上有时争论也很激烈，主要是钱。开会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总理都不马上拍板，要求大家下去搞清楚，下次会议再讨论。那时候各方面都很困难，开始一上马，核工业没有任何技术，一下子冒出一块儿投资问题，现在看来那些数字并不大，跟国际上比较也是很小的。但对我们国家来讲，特别当时那种情况下，就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多少亿多少亿的，动一个项目就是几个亿，可咱们国家却这么穷。特别是有些东西，没有计划，突然冒出来的，科学家啊，管工业的同志啊，都不知道核工业应该怎么办，有不少项目事先都没有认识到，也没法提出来。所以，在会议上，会前大家一酝酿，就感觉到，这个项目非提不行，这个项目不提这个就办不成了，这样在会上就争论了。比如兰州的铀浓缩厂，项目经费不断地追加，因为那是重点保的关键，没有它就不能实现。专委会非常重视，主要是催他的进度和确保质量。建设要搞好。单纯建这一个厂，其实临时追加的东西总是不多的。但其他为这个厂服务的好多项目，就要搞好多研究，要实验，为工厂的生产服务。比如扩散机，连起来到底是什么效果？因为这是从苏联进口的设备，他们专家一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来。所以，就先在坨里的原子能所研究，在天津也搞一个。这些研究单位，叫他研究，他当然要条件了，他又提出意见，这都是临时冒出来的。机器要仿制，仿制了以后，还得自己研制新的更大型的机器。扩散机里头还有分子筛。开始苏联专家在的时候，那个分子筛掉一点儿东西，掉地板上他都赶快把它收集起来，拿纸包上，干干净净的，地上一点儿都不剩，然后，藏起来，他保密啊！对我们只字不讲。这些东西都要研究。钢铁研究院、上海化研所，都分头研究分子筛的问题，那他就不是一个钢铁研究院的问题。他要研究，就要这个原料，要找有色金属，有色金属有好多化工方面的，有制造这个东西的原料，所以，这样有好多项目都出来了，一系列的项目，那钱就多了。研究各种各样的扩散机，哈尔滨啊，北京二重啊等等好几个厂，所以，这新项目就出来了，就向国家要钱啊。这就是一个项目，一下子产生子子孙孙的小厂，研究单位，你就得尽量的保证啊。从我们专委办公室来讲，那时候我们没有经验，不好向国家要钱。那个时候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等于把全国的力量集中起来，围绕这个原子弹爆炸来干。应该说是要什么给什么，所以，我们就不敢轻易提什么问题。因为经过我们嘴里一提，就得当大事儿来办，结果你搞错了，到时候就不行了。所以，我们也很慎重。所以专委在第二次会议上，总理在审查会议纪要的时候，就在这个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事项上，加了一句话：设置专委机动费××××万元，由专委办公室掌握。他后面画了４个×，多少多少万元，加这么一句话，然后要我去填。计委很快知道了，马上就来电话，说给你们两个亿吧。我们一研究，认为两个亿太多了，有三千万就够了，所以就填了一个三千万。计委那当然就很痛快，给了三千万。后来，还确实出现了好多没有预见到的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的问题。有了这个钱，马上就可以开始动作了，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