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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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刚成立，就接二连三研究有关原子弹的一系列事宜，为二机部调集人马，确定协作项目，解决大量的设备设施问题，对刘杰而言，反而感到了一种更沉重的压力。周恩来在专委第四次会议上说：在座各位同志和专委会的委员都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在二机部的常组书记、部长和副部长身上。
刘杰说，专委会成立以后呢，整个原子弹大的方针，以及具体的实施，是由专委会来领导的。有许多项目是无法预知的，所以有时在专委会上一提出来，就使主管经费的领导为难。但也没办法，因为我们以前没干过。那时心里也没底，骑驴找马，有时布置的头绪多，提的要求也不明确，所以才会发生像白白费劲研制那种化工液体产品的事情。赵尔陆不是说了嘛，倒也倒到你二机部去。那时还从军工调来一批同志，他们是学苏联那些规矩的，所以到二机部一看，就说二机部的管理太不正规了。包括赵尔陆同志也批评过二机部管理不正规的问题。有的人说我们非驴非马，我开玩笑说，非驴非马是骡子，有杂交的优势。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当时是特殊情况，正规管办不了事啊。当然，提意见的人事后证明也没什么不对。那个时候，聂总对这个事情也钉得特别紧，我们通过他的秘书，就是范济生啊，刘长明啊，还有一个后来据说是自杀了，叫什么名字我忘了，经常向聂总汇报。那一次北戴河会议上说上马下马，他看起来对二机部建设的具体情况不完全了解。但是呢，他是从整个的战略上来考虑。所以，他不是组织了个专门小组来看，后来不是写了个报告嘛，里边肯定了，说只要是加大了措施，那上面也有句话，争取１９６４年是可能的。那么后来呢，聂总他主要的问题是在确定两年计划之后，他特别提出来一要紧，二要稳。他主要的精力是从科学技术各个方面来进行支持，采取各种措施，调军队来支援工程技术人员的生活保障。他曾经给我打电话，一讲就半个小时。那个时候就是带来了鼓励，树立了信心。他也曾经批评过我，说刘杰你刀子不快啊。因为在当时，人们最困难的时期，确实发生了许多不好的现象，说是我处理的不坚决。比如有的厂子里那么困难还打麻将。战争年代就给了我们许多经验，就是一切都要有计划性，要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周总理在中央专委第三次会议上就特别强调，为了力争实现既定的计划，二机部必须围绕这个目标，制订出详细、具体的进度计划和措施计划，并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促其实现。如果经过各方面的一致努力，未能如期实现，即或推迟到１９６５年实现，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那个时候我们提出来要搞个两年规划，聂总也讲了，说这样好，这样有个目标。目标定了以后呢，还要搞个具体的规划，然后一切就按照规划来执行。所以，中央专委开会，确定了１９６４年爆炸这个目标。紧接着二机部就考虑了，就搞这个规划。那么制定两年规划如何具体运作，我提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根据生产建设和科研任务，先倒排年月，即按最终完成日期往前面排，借以暴露工作衔接中的矛盾；然后再顺排年月，即按工作向前推进的顺序往最终目标排，定任务、定进度、定措施、使规划步步落实。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全部范围的综合平衡，使这前后衔接，左右配套，环环紧扣，最终把实现两年规划的各项要求都落实到实处。成立了一个专门搞规划的办公室。
于敏说，一项大的工程，做好正确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原子弹是这样，随后我们的氢弹更是如此。氢弹是比原子弹要复杂得多的系统，所以领导预见到要早做准备，在原子能研究所找一部分人先从事氢弹原理预先研究，这时是１９６０年底了。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还是工作条件。但是大家有爱国主义激情，无私奉献精神。主要靠的是我们非常细致、深入、活跃的学术气氛。大家齐心协力一起研究，后来证实，当时发现的一些东西是很重要的，而且基本是正确的，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刘杰和钱三强是很有远见的，对我们这么快突破氢弹是英明之举。但是，和过去不同，现在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一，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改变，正在由过去的核威慑变为实战。第二是它们正加紧反导系统的研究，使得对方的核武器发生不了效力。而防御了对方的核威慑，就成为新的核垄断。中国当初费了这么大劲研制核武器是因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嘛，所以，如果我们丧失了核威慑能力，我们就等于是退回到了上世纪的５０年代。这个事情必须加以重视，当然，我们也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可以用创新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核威慑力。
在原子弹两年规划制订小组中，成员主要是三个人：卢荣光、怀国模和张绍诚。他们多方协商，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和计算，编制成了《二机部两年重要工作任务、总进度和措施计划》。这是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纲领性文件，很快即得到中央专委的批准。
卢荣光说，我当时在设计院，临时被调到部里，要我参与搞两年规划。因为两次去苏联我都参加了，许多设计工作我也都是身在其中，比较熟悉。按照部里交代的几个原则，我们就倒排时间，顺排计划，以基建和设备安装为主，从１９６４年往前推。怀国模在编制这个规划的时候出了不少力，主要是由他来计算。资料都是由各个厂矿提供的，比较可靠。搞了一段时间，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早响原子弹的愿望，信心很足，拼命工作。两年规划中有很多文字图片，搞出来后报到上头，先到罗瑞卿那里。后来听说，对这个规划有不同意见，听说钱三强就不同意。
刘杰的头发一下子就秃了
制定并实施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要爆炸原子弹，就原子能工业本身来讲，从铀矿石开采到精选，一直到生产浓缩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牵扯到好多个厂矿，需要经过数万人的劳动，经过许多个工厂的加工，并且需要很长的生产周期。要在规定的时间里生产出既定产品，就要上下互相衔接，环环相扣，确实需要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另外，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不光是原子能工业本身的厂矿研究所能够承担的，而要依靠全国的协作。两年规划小组经过复杂详细的调查计算，统计出由全国各个部门提供特殊的原材料，提供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的，大概分布在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分属２０多个部门，涉及９００多个工厂，而且一定要保质保量，按照规定的时间进度要求来完成，才能实现１９６４年爆炸原子弹的目标。
怀国模说，这个两年规划的制订啊，是体现一个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这样一种产物。我们在编制这个计划的时候，还不知道现在讲的系统工程，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我们也不懂，但这是我们在实际工作里面摸索出来的一个办法，现在看起来也是符合系统工程原理的。我是１９５２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分配在鞍钢，１９５４年到了北京，到了冶金部钢铁学院，后来又到了南京的化工厂，因为我是学化工的，所以回了本行。１９５８年的时候到了二机部计划局，负责搞综合的工作。当时保密要求规定的非常严格，你管矿山的事情，你只能管矿山，你不能去了解后面工厂的情况，你管哪个工厂的事情，你只能了解工厂的情况，不能了解其他方面的情况。那么，只能有很少数的一两个人是搞综合的。综合就是从头到尾，从科研、设计、基本建设到生产综合平衡的。那时候局长是张汉州。但具体的工作，细节的事情，局长也不知道。当时，二机部的领导，特别是刘杰同志啊，他提出了一个思路，编制计划的一个办法，叫做倒排暴露矛盾，顺排落实措施。什么叫倒排暴露矛盾，就是我们目标要求的，比方说，要求是在１９６４年底以前，能够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然后，往前来推算，你第一颗原子弹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条件，特别是最核心的浓缩铀的产品，需要提供多少数量的浓缩铀－２３５，最晚什么时间提供，然后再往前排，那么，需要多少数量的六氟化铀，然后，需要多少数量的四氟化铀、二氧化铀，一直到需要开采多少吨的矿石，这个都要经过周密的计算，根据生产的周期，我生产这些东西最少需要多少时间，这个都往前推算。光是倒排不行，要再反过来顺排落实措施，比方我们现在工作的进度是什么情况，然后，按照正常的规律，我们生产的、建设的周期，矿山什么时候能够建成，选矿厂什么时候能够建成，金属铀的冶炼厂什么时候能够建成，一项一项顺排来落实。看看这样顺排下来和我们倒排的时间啊，究竟有些什么矛盾。所以，这个办法呢就叫做倒排暴露矛盾，顺排落实措施。那么，对这里面发生的问题，出现的这些问题，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都是需要有具体的措施的。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很主要的矛盾，就是按照矿石开采的周期和水冶厂建设投产的时间来看，它是不能满足后面的这种产品生产的进度的要求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想了一些办法，就是把开始搞地质勘探采样挖出来的一些矿石，还有各个地方土法上马搞出来的产品收集起来，提供原材料，提炼铀的精华。再一个，生产二氧化铀和六氟化铀原料的工厂建设周期比较长，等不及，那么，我们也是土法上马，先在很简陋的实验室里面，一方面摸索工艺，一方面摸索生产工艺搞科研，另外一方面也提供了产品。就是拿这样一些产品，来提供到浓缩铀工厂去，生产了我们第一颗原子弹所需要的原材料。有许多问题，我们都是在部门和部门之间互相协调以后解决的。那么，有些问题解决不了的，就提到专委会上研究，请专委会讨论，然后，周总理做出决定，这件事情由谁来负责任。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两年规划啊，确实不简单。但是，这个计划的编制呢，也不只是少数人能够独立完成的。所以，这个计划到了毛主席那里就批准了，以后成立专委，就是觉得这么一个复杂的事情，光是有一个计划，单靠二机部自己来办这个事情不行，就非得要由中央来抓，非得要由周总理来抓才行。周总理对这件事情是非常严格的。他说，这件事情，包括你们自己的家属都不能知道，不让知道，文件都是直接送给本人签收，里面关键的字，比方说进度：１９６４年爆炸原子弹，１９６４这几个数字不能铅印，都是空白，印刷厂印好了以后，我们再一份一份用钢笔给它填上去，然后，密封好了送出去。所有的文件包括底稿，我们个人从来不保存的，每次专委会开完了以后，用个牛皮纸口袋，密封起来盖上密封盖，然后存到专委会专门的一个保密室里面去。谁也不准再开封，再开封的时候必须要经过批准的。王亚志当时是总理的秘书，军事秘书，张治文也是周总理的秘书，周总理决定什么时候要开会了，他们就通知专委办公室做准备，搞出来以后，文件送到总理那里去。当时，还不是一般的通信员送去，都是保密员带着我们专委办公室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两个人，必须两个人送去，自己签收。１５个专委的委员，也是直接送给本人。当时的保密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平时的公文包，就是写计算过程的这些公文包，从来不能放在办公室，铁皮柜里面也不行，专门有一个保密的文件包，每天下班工作完了以后装起来，用火漆印封上，送到保密室去。在我印象当中，文字报告搞出来以后，像这种十六开的纸，大概有个二三十页吧，还有一个大的表，从矿山一直到最后两年规划的措施表，都是自己画的，画了以后再用铅字排版。印刷就是去现在的国防工业出版社，专门有一个保密车间印刷排版。我们不是把写好的稿子拿着去吗？专委每次讨论的议题和文件都是我们写好了以后拿到保密车间去，我们人站在旁边，然后，捡字、排版、印刷，我们人不能离开的，我们一直看着，印完了，中央专委１５人，印２０份。最后，要把这个印中间的清样，都烧掉，现场监督烧掉，要把版拆掉。因为，你排好的这个版要保存了以后，如果谁要拿去再印一份，那可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两年规划编写完之后，二机部从部、局领导层到机关及基层人员，起初在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批评两年规划没有根据，是主观上排个日期，超过现实可能。有人认为这个规划完不成的可能性大，完成的可能性小，或者说实现１９６４年原子弹爆炸的目标提前的可能性没有，只有可能后推，过去经验也是如此。有人还顾虑时间订得紧了会出漏子，担心在生产建设上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万一出了大事，２年规划就恐怕是１０年规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