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4年第6期-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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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老信中的“吉晋东同志”是当时在《文艺报》工作的晓蓉老师，她来江西参加一个文艺理论的会，不知听到关于我的什么，回去也不知怎样向秦老讲到了我，使我收到这样沉甸甸的一封信。我感激她，又觉得这份突如其来的荣幸难以承受。
回信折磨了我好几天，比写一个中篇还难：
秦兆阳老师：
您好！
接到您八月四日的信，先是一惊，继而是非常感动。这使我惶愧不已，真是不敢当。这之前，我做梦也不敢想这样的事，尽管您的爱护青年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并不是“未曾识面”。我是有幸见过您的。第一次是八〇年春，《人民文学》请您给我们几个人（河北的贾大山、河南的张有德、天津的冯骥才）开小座谈会。我那次是去进京领奖。您当时用很大篇幅谈了《小镇上的将军》。我紧张得要命。那时候，我是莽莽撞撞地很紧张瞎闯到文坛的，对文学创作远没有您说的那么多自觉性。第二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请获奖作者吃饭，您很诚挚热情地希望作者们在“人文”出书。这也使我很感动。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用得着约稿吗。第三次是您到作协文讲所来讲课，我就坐在下面同您正对面的第二排座位上。后来，您是蒋子龙、陈国凯同志的指导老师，还有古华同志也得到您的热情扶助，我从他们那里也常得到一些关于您的信息。我这人很没出息，加上久居乡间小镇，造成我的孤僻拘谨，任什么场合也决不敢趋前的。何况，我自己也很清楚地知道，我所以能到这种场合来，完全是由于幸运、机遇。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确实写得很苦，一直在失败的痛苦里挣扎，几乎对文学绝望。写《小镇上的将军》之前，我对文学只是一种天然的爱好，偶尔试试，只图发表一下罢了，根本没有想过获奖，乃至当“作家”——当然我至今也远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所以后来，我只好咬紧牙关，从基本功练习起：结构、语言、心理和性格的刻画，主题的开掘等等。这些年，我埋头做的就是这一件事——这是就写小说而言。当然也还有理论上的学习，经常到农村去等等。这种技术上的练习还要持续多久，我自己很难说。对于一个没有才华的人来说，这也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就我来说，我目前还很难说真正走上了创作的路子。有些读者来信，说看了我的小说，很难看出作者的经历。蒋子龙同志问过我，说很奇怪，和我上下年纪的人都是写知青题材出名，怎么没见我写一篇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缺乏开掘生活、题材的能力。其实，同一些在同类题材上写了不少好作品的同志比，我的这方面的经历是更为丰富的。１９６４年我初中毕业即下农村，然后在乡村里目睹了整个非常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自己也有一年多陷入冤狱，被打成“反革命”（那是一个大面积的假案，后来由中央推翻了），这期间，亲眼看到许多非常可爱的男女朋友流血、自杀。可以说这段经历对我的思想感情是很大的锻炼。我那时不到二十岁，已经不太脆弱了。后来写《小镇上的将军》，我是溶进了这种思想感情的，只是读者不能那么直观地看出来。在农村呆了八年，１９７２年我到了县城，干的是临时工，凭白纸条领生活费。这样干了五年。五年里得到不少好人，包括县级领导同志的帮助，到１９７６年有了正式工作。１９７７年调到县文化馆工作，闲得没事就写小说，写了十几篇短篇，都是废纸，到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写出《小镇上的将军》，到后来就居然在地方上好像“混出了一点样子”。我心里是很清楚的，那些年疲于为生活奔波，对文学虽有爱好，修养上的准备却是空白，一点儿也不能神气的。这样从北京回来，我就老老实实地龟缩在角落里，哪里也不敢去，什么“笔会”呀、“讲学”呀、“座谈”呀，都决不敢从命。创作不多活动不少，难道不是很难堪的事吗。这谈不上虚心，只是清醒些罢了。
从去年起，我开始有计划地对原有的生活积累作了一些浅开发。这次寄您指正的“下湾州纪事”两篇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下湾洲是我插队的地名化过来的。以此寄托一点怀念。我已用这个题目写了两篇，在《文汇周刊》发表了，往后我还将写若干篇。一方面由此对短篇写作作些摸索，另一方面希望由此增加一些技术上的准备，写这些短章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一部长篇作准备。这部长篇背景是十年动乱，基本上是我自己在农村的那段经历。这个计划我一再提起，又一再搁下，一是怕才力不够；二是我又有些好高骛远，不太愿意用一些浅薄的牢骚或豪言壮语，或悲欢离合的故事，来赚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的眼泪。但我又觉得，我还没有把握站得很高。您在文讲所讲课时，讲历史的大真实给我印象很深，触动也很强烈；可以说，您那次讲课，是我一再放下这部长篇写作的一个原因。确实是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如果缺乏历史感，不能使人增加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不能增加人们对民族、对人类前途和国家命运的自信心，那是很难谈得到真实的。我担心的就是我还不能把握这种历史的大真实。这部作品写完之后，我大概顶多还会写一部现实感强些的长篇。力量大概也就会耗尽了的。与其写些敷衍的文字耽误读者的时间，还不如老实罢笔。这就是我目前想到的一些计划。已经耽误您许多时间了，不写了，很对不起。
我非常感谢吉晋东老师这样非常热情、热心的人。在我略有一点进展的时候，就给我极大的关注。你们这样对后进的关心，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种特征吧。这种无私、真诚的关心，对一个在艰难中摸索的人，是多么温暖。
寄去的这两个短篇，请您教正。这两篇的想法是对现实生活提一点探幽的意思。有些至今仍对责任制持保留态度的人，肯定认为，道德同金钱成反比，这在当前现实中看自然是很陈腐的观点。但反过来，绝对认为成正比，也显然是不合适的。当然没有人明确这样说，但有些文学作品却是这样表现了，似乎农民有了钱，就什么都变了。灵魂深处的因袭的负担就那么容易消除了吗？毫无疑问，净化和美化灵魂，对任何人都是必须的。而生活是光明的，生活的趋向更是光明的。这些意思小说是否讲清了，我也没把握。只是一心想尽可能把短篇写短点。您看不行就退给我。如觉得可发《当代》，我自然很高兴。由您转，编辑老师会不会怪罪我，说我这人不像话，竟让您劳神？我有些担心。我在医院住了几个月院治血吸虫病，打算不久出院后，写个扎实些的改革题材的中篇给《当代》，如能写出，到时再打扰您指正。不过也可能写不出。最近一段我想集中精力把《下湾洲纪事》一组十来个短篇写出来。
好，再不打住就真不像话了。您那么忙，我的字又像狗爬，改也改不了，真是惴惴。
叩颂
撰安！
江西省文艺研究所陈世旭
八月十二日敬上
如今看来，这封信知人论世的幼稚和浅薄是再明显不过的。就秦老来说，敬业，责任感，对青年的关爱，这是一种品格。任何社会都会有具备某种品格和不具备某种品格的人。就小说来说，这样无知可笑的认识，能写出怎样的“佳作”来，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除了那两个加起来不足一万字的小短篇，我手头上什么稿也没有。我把小说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这是我这一辈子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之一：明明知道那两个短篇毫无意思，一直没有拿出去发表，现在却寄给了“秦兆阳”，并且指望《当代》发表。真是神差鬼使！人要是犯起糊涂来，根本就无可救药。
更使我觉得罪过的是，秦老竟然没有嫌弃这样的文字垃圾，不仅看得极为仔细，而且写了极为仔细的意见。其字端劲，一丝不苟；其心切切，恨铁不成钢：
陈世旭同志：
首先得说明：我不是退稿，是就原稿跟你交换意见。至于我的意见对不对，则由你考虑，也许可供参考。
１．《恩怨记》的缺点，我认为正如你来信所说的，把握历史感不够。代仁和作为一个普通党员，虽未当过干部，总也经历过新社会中的许多事情，他的“古板”的遇事认真的性格，不应简单地归之于祖传，而应该加上新社会中他自己的经历和见闻——由此得出的必须事事认真、不能苟且、不能欺骗的“人生道理”或“革命态度”。试想，多年来的极左、浮夸、不切实际、主观武断、自私本位等等，难道还不足以使代仁和这个本来就有些古板的人更加遇事“古板”吗？只有从这些历史教训中得出的“人生态度”的结论，才是更高尚可贵的。
这篇东西如果抓住代仁和性格上的这个“聚光点”来展开故事情节，那就可以删节许多无用的叙述，而把重点放在分家前后的情节上。
分家，应该造成“出乎意外，合乎情理”的效果。在分家以前，弟媳作种种预测，以为大哥久不分家是为了想依靠弟弟和弟媳的劳力养活其儿女，那么分家时至少也不会让弟弟家占便宜，原准备吵闹一番，结果却出乎意外，只好瞠目结舌。这分家的场面要正面去写，以便借情节以写人物。
最后用拖拉机送棉花一事，大哥生气吐血病重，又是“出乎意外，合乎情理”。
这样，小说就有味道有深度了，就不是“照搬平庸的生活”了。
２．《天仙配》的缺点是揣度人物心理不够。腊女没有拒收彩礼，应该是不愿意当着客人的面与父母吵闹。后来，一对有情男女的互相责怪，腊女的责备口气较狠，应是“骂是情”，狠中含爱。男方对此由不理解到理解，这过程应有喜剧意味，要写得跳脱生动。否则，腊女和她的对象就都不可爱了。
后边隔塑料布互相亲热，在男方是怕，在腊女是有意对父母表示决心，造成事实，在父母是不便声张，以免家丑外扬。但其实两人不过只是亲热了一下而已，并未过分——以免读者不能接受。
３．从这两篇作品看，你还没有学会在描写、用笔、表现内心等方面“爱抚”或“抚摩”你所喜爱（你所应该喜爱）的人物。必须比所写人物站得更高，从高处透视他们，然后抓住情节（关键性的情节），着意写他们的可爱、可同情、发人深省的言谈、思想、举动、行为等。这样，短小说方能写得短而有味，才能生动活泼文浅意深。
从来信中看出，你的确是对文学事业态度比较严肃，所以我也无顾虑地对（你）细说。另外，切不可“就事论事”。比如，你想通过这两个故事说明“富了不见得就思想坏了”。但如果不是主要着眼于人物性格——把它想透，并产生富有表现力的形象，那就是把人物当棋子，用以表现一种观念，其结果是艺术上思想意义上都不够成功。
敬礼
秦兆阳
８．２０
我很难描述接到秦老的这次来信时的心情。有一点如释重负：总算了结了一次出丑。更多的是为他老人家难过：以他那么殷切的期望和那么滚烫的热心，却错爱了这么一个不折不扣的庸才。秦老在信的一开头就小心翼翼地说明“我不是退稿，是就原稿跟你交换意见”，但我知道，他是生怕挫伤了我的自尊心。那稿子其实是无从修改的，朽木不可雕。他煞费苦心地出了那么多主意，简直恨不得手把手帮我写出来。我却根本没本事实现他的意图。
我没有再翻那稿子，也没有给秦老回信。那些日子，我长久地把自己反锁在房里，静思默想。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就此罢笔，另行择业；要么咬牙挺下去，看看还能干点什么。结果是选择了后者。这选择的最重要的心理根据之一就是：不能辜负秦老！
后来的几年时间，我努力给秦老主编的《当代》杂志写稿，稿子都直接寄给编辑部，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秦老。我是希望一旦有稿子得以发表，能让秦老得到一份意外的欣慰。
遗憾和无奈的是，我笔力不逮。
在前后十几年时间里，我给《当代》寄过两个中篇两个长篇，只有一个中篇勉强留用，刊发以后毫无反响，还不知道秦老是否看到——那时他似乎退休了。我终于彻底死心，对自己不再抱非分的希望。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所有像秦老这样错爱过我的人尽快忘记我。
但我却永不能忘记秦老。忽然从报上看到秦老过世的消息，脑子轰然一下，几乎傻了。看到这张报纸已是秦老过世几个月后的事。这样一个老人，一旦过世，本是最值得我哀悼的人之一，我却错失了机会。从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之后，算来已是十年过去，因为我的偏执，我没有给他回信，也没有再见到过他，甚至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打，我们失去了任何联系。现在，连这联系的可能性也永远的失去了！
尽管如此，在心目中秦老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他对我的影响，在我的写作里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每次写稿、寄稿，以及稿子发表出来，我总是会莫名地想起秦老：他会有什么意见？他会看到吗？２００２年我写中篇《救灾记》 ，主人公是个老编辑，给他取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姓秦。事后发现，这个人物身上实在有太多秦老的影子。
一直动着念头写关于秦老的文字，但以我的迄无成绩，拿什么告慰秦老？这样想着，又屡屡把念头放下。今年八月初，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甘肃采风，其中有秦万里兄，好几天之后我才偶尔听说他是秦老的公子，此前我只在《小说选刊》上见到过这个名字。此番结识，他朴素热诚，有识见而毫不张扬，处处透着秦老的风范。那天我们闲坐在拉卜楞寺主殿的台阶上，我向他说起秦老，说起我的遗憾和无奈，说起我的错失，说起我多年来那些提起又放下的念头，他静静地看着我，若有所思。
从甘肃回来不久，接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署名“秦晴”的信，从信上知道，“秦晴”是秦老的女儿，随信附来了前面已经全文公开的我在１９８４年给秦老的那封回信的复印件。我想，这应该是万里兄回京后在家里讲起我们在拉卜楞寺那次谈话的结果。
秦晴的信中特地说明“友人来信，我父亲留存的不算太多，这是其中一封”。这使我再一次格外清晰地感到了肩上的沉重压力。二十年来，这压力其实从没有放下的一天。它使得我的做人和为文都从不敢稍有懈怠。
不幸的是，尽管不可谓不努力，我却始终不能够越出自己的平庸。在二十年前给秦老回的那惟一的一封信中，谈到当时的写作状况，我说“……这种技术上的练习还要持续多久，我自己很难说。对于一个没有才华的人来说，这也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就我来说，我目前还很难说真正走上了创作的路子。”如果说那封信通篇是那么幼稚和浅薄，这句嗦嗦的话倒是一个老到的预言。直到今天，我依旧确实没有找到自己的职业自信，除了数量（其实也很有限）上的平面的积累，别无建树。惟一能最大限度做到的只是安守本分、力求真实，断不敢哗众取宠、欺世盗名。这样，对一个不才弟子，九泉之下的秦老纵不能因我的长进开颜，却也不至于因我的劣行切齿
